林發欽@鏡海蹉跎齋

2011-04-06T02:34:00.000-07:00

澳門教育改革：規劃今天，成就明天。

規劃十年教育，造福百年社會

──關於《非高等教育發展十年規劃（2011-2020 年）諮詢稿》的若干意見

社會發展，教育為本。為促進澳門教育的長遠發展，特區政府現正推出《澳門非高等教育發展十年規劃（2011-2020 年）諮詢稿》（下稱《十年規劃》），向社會公開諮詢。傳統的教育觀，乃教育根據社會的需要，設計相關的課程，推行相關的教育；現代的教育觀，不僅僅要求教育配合社會的發展需要，更要求教育超前和引導社會發展，透過教育規劃，建構一個理想的社會。從這個意義看，規劃好十年教育，當能造福好百年社會，所以《十年規劃》已超出“教育”範疇，直接影響到我們和下一代，甚至下幾代人的社會和生活，值得我們關注和思考。

《十年規劃》諮詢稿分成前言、願景與基本政策方向、發展目標、政策措施四大主軸內容，提出培養有能力面向未來的學生、優化教育的各組成部分、加大教育投入、建設專業精湛的師資隊伍、發展多元的學校系統、加快小班制的實施、深化課程與教學改革、擴大教育開放和區域合作等八大發展重點。這些內容大致符合澳門教育現況和未來發展的需要，普遍反映了居民對教育發展的期望，但深入分析，仍有許多內容值得繼續討論和完善。我從事教學工作和教育研究十餘年，結合實踐與研究的經驗，以為應從以下七個方面充實《十年規劃》的內容：第一，制定具體措施，保障優先發展教育；第二，轉變教育觀念，降低留級率，提高高中入學率；第三，調整資助模式，增津教師、調資學校、扶助困生；第四，彰顯教師地位，提升教學人員待遇和增加退休保障；第五，強化監督功能，讓私校在陽光下辦學；第六，跨越部門樊籬，重視基礎教育與高等教育的協調與銜接；第七，建立評估機制，保證《十年規劃》有效實施。以下分而論之，期望為社會更具體、深入討論諮詢稿提供參考意見。

1. 制定具體措施，保障優先發展教育

《十年規劃》明確提出澳門特區要“優先發展教育”，強調“將優先發展教育作為一項長期堅持的重大方針，在經濟、社會和城市發展規劃中優先安排教育的發展，在政府財政預算中優先保障教育投入。”這種教育政策充分體現了政府對教育的承擔，但如何保障“優先”，應有更具體規劃。財政和土地是辦好教育的兩大公共資源，政府手握此兩資源，要優先發展教育，應由此出發，提出具體的保證措施：公共財政優先保障教育投入，土地資源優先滿足教育需要。

《十年規劃》在財政方面提出“在政府每年的財政預算中，確保非高等教育財政投入具一定的增長速度。將非高等教育的開支在政府公共總開支中所佔的比例提高到理想水平。” 這雖然有所規定，但不夠具體，缺乏檢驗標準。事實上，2006年頒佈的《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早就有類似的規定：“在編製澳門特別行政區預算時，非高等教育被視為主要優先項目之一。”後者是法律，雖也不明確，但約束性總比前者大。因此，如果《十年規劃》不提出具體措施，只是拾《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之牙慧，只是純粹擺姿態，缺乏操作意義。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國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明確提出：“提高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2012年達到4%。”2009年澳門公共教育總支出只佔本地生產總值2.6%，細小而富裕的特區，教育投入的水平竟比不上13多億人口的內地，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教育暨青年局配合《十年規劃》而推出的《背景資料參考》說：“考慮到澳門是一個微型經濟體，GDP 易受周邊經濟和社會環境影響而上下波動，為保證教育投入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教育投入是否與GDP掛鈎，是一個值得討論的問題。”這反映當局對公共教育支出與GDP掛鈎是有保留的。

問題是，如果不參考內地做法與GDP掛鈎，又該當如何衡量公共教育支出的水平？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從1987年起研究國際教育指標系統，至今已建立起一套備受認可和成熟的教育指標系統，並製成報告 Education at a Glance: OECD Indicators，當中就專門定出教育財政與人力資源的指標，包括生均教育經費、公共教育支出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公共教育支出佔政府公共財政總支出的比例等。其中後兩項指標，也是當前國際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教育經費支出水平的主要依據。也就是說，澳門可考慮將公共教育支出與政府公共財政總支出掛鈎，例如規定：“到2020年非高等教育公共財政支出佔公共財政總支出達到16%。”這樣就既可與國際教育指標參照，又能定出具體可追求的目標，從而保證公共財政優先保障教育投入。當然，百分比是多少，可以讓社會進一步公開討論，尋找共識。

《十年規劃》還前瞻性地提出：“有步驟地增加教育發展基金的規模，充分發揮其教育經費的儲備與調節功能，強化其對學校發展的政策引導和財政扶持作用。”這是保障澳門教育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舉措，但同樣欠缺具體的目標。考慮到澳門產業單一，經濟對外高度依賴等特點，要維持穩定的公共教育支出，應趁特區政府近年有大量盈餘的機會，向教育發展基金一次性撥出200-300億元，作為非高等教育的儲備資金。當然，政府不會因上述撥款而減少年度撥款。以2009年為例，政府在非高等教育領域的經費投入為27.63 億元，而當前政府歷年財政總結餘為1100多億元，顯示公共財政完全有條件撥出教育儲備。一次性儲備撥款如達200億元以上，澳門非高等教育未來二三十年的發展當會得到有效的資金保障，如果經濟發展穩定，撥入教育發展基金的儲備就無須動用，依然是特區公共財政的一個部分。

《十年規劃》在土地方面提出“在城市規劃尤其是新填海區為學校發展預留土地。”但有何措施？預留多少？同樣沒有具體規劃。澳門土地資源有限，學校的校園面積普遍較為細小，部分學校“生均校園面積”嚴重不足，甚至沒有操場和露天空間，致令學生在“看不見藍天”的環境下學習。規劃文件不可能巨細無遺，但也不應過於空泛，應從舊區重整和新城填海規劃中，大膽提出未來教育用地的具體指標。例如，應定出要在新填海區預留多少公頃教育用地。其實這本身就是新城規劃的一個重要內容，要定出具體目標並不困難。

總之，唯有制定具體措施，才能真正保障優先發展教育，避免出現口頭優先，行動不落實的結果。

2. 轉變教育觀念，降低留級率，提高高中入學率

《十年規劃》提出“培養有能力面向未來的學生”，“將教育工作的重心真正落實在學生的發展上” ，“促進學生學習成功，減低小學、初中學生的留級率”等教育理念，值得社會，特別是教育界省思。

高留級率一直是澳門教育的一個“特色”，以2008/2009學年為例，幼兒、小學、初中、高中的留級率分別為0.7%、5.2%、13.9%、6.6%，當中以初中教育階段留級情況最為嚴重，一個45人的班級平均就有超過6－7人留級，更甚者，連幼兒教育階段也有留級現象。高留級率充分反映了澳門教師“恨鐵不成鋼”的職業責任心，每提到要降低留級率，有教師很快就會提出“如何保障教學質量”的問題。在部分教師心裏，留級與教學質量是有關聯的，“留級”似乎代表了“嚴格”，是學校提高教學質量的重要手段。但事實是，高留級率並沒有為我們帶來高的教學品質，反而是在大面積地打擊學生的學習動機和興趣，甚至使部分學生因學業問題而逐漸產生行為問題，最終離開校園，不見其利，先見其弊。

首先，在澳門辦學自由，教學自主的教育體系中，留級與否，關鍵在於制度，而非真實的“學習成績”。每所學校都有自身的升留級標準，對自身標準的執行情況也很不一致，一定程度上視乎當年的生源和班級分布，當然最重要就是授課老師的教學要求和試題難度。澳門大多數學校從教學、出題到批卷都是同一個老師負責，當中的信度和效度缺乏評鑑，人為的主觀意志較高。我的意思不是說教師操弄成績，而是說50分、60分或90分，沒有測量性和可比性，所代表的意義其實主要建基於“班情”、“校情”以及每個學年總結大會時學校領導、班主任和科任老師的態度。

其次，現行的升留級標準脫離學生發展的需要。當前，小學和中學教育已成為全民普及教育，沒有必要要求中小學生樣樣精通，甚至成為學科的小專家。在中學階段，當每個科任教師都以自己的學科專業去要求學生的時候，已令中學教育超出社會對學生的要求。於是，我們的教育正步入“幼兒教育小學化”、“小學教育中學化”、“中學教育專科化”的怪圈之中，有超前的要求，不等於全體學生有超前的表現，正是“教得越多，學得越少”，整體教育素質不見明顯提升。更甚者，部分學校的升留級標準“以偏概全”，“一科定終身”。例如主科不及格必須留級，或任何科目低於某個分數必須留級等，不考慮學生其他方面的表現，唯成績論，與現代教育強調尊重學生的多元興趣和專長，讓學生適性發展的理念背道而馳。

當前，高留級率給澳門教育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澳門每年有約八成應屆高中畢業生升讀大學，即升大率逾80%；但與此相對應，澳門高等教育毛入學率（指各教育階段的學生人數佔該教育階段相應學齡居住人口的比率）只有不到50%，即有大量學生在高中三年級前已被淘汰。追本溯源，統計數字顯示從初中到高中階段，有較多學生離校，近年高中教育階段的毛入學率持續下跌，從2006/2007學年的80.9%降到2008/2009學年的76.7%，即每四個學生中，差不多就有一個不再在高中就學，與號稱實施15年免費教育的成就不相符。《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定出：“普及高中階段教育，毛入率達到90%。”《上海市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更明確提出：“到2020年高中教育階段毛入學率達到99%。”如果再不提升高中毛入學率，十年以後，周邊地區的年青一代都已是全民中學畢業生了，而我們竟有四分之一的學生無法完成中學教育，如何競爭？

降低留級率，提高高中入學率的關鍵是轉變我們的教育觀念，中學教育的基本目標是讓學生留在校園，學會做人，學會做事，學會與人相處，然後學會最基本的科學和文化知識，為將來進一步升讀大學或步入社會工作打下基礎。

3. 調整資助模式，增津教師、調資學校、扶助困生

目前，政府的公共教育財政主要通過學校、教師和學生三種渠道投放，其中又以學校為主要的資助對象。要有效調動公共財政振興教育，除逐年增加公共教育經費外，還得根據實際情況合理分配投入比例，以公共財政引導教育發展。我提出如何調整前，讓我們先了解現行公共教育財政投入的情況。

學校方面，政府每年根據學生人數和班級數向免費教育學校直接發放免費教育津貼，向沒有加入免費教育網絡的學校直接發放學費津貼。政府在免費教育津貼的支出，從1999/2000 學年的3億6000餘萬元增至2009/2010 學年的10億2000餘萬元，成為非高等教育領域主要的支出項目。以初中為例，免費教育津貼從1999/2000學年的每人5800元，上升至2010/2011學年的每班73萬元（每班35－45人，即每人16222－20857元），增長3倍多；學費津貼從1999/2000學年的每人2200元，上升至2010/2011學年的每人13000元，增長近6倍。數字顯示，十年間，政府根據學生人數向學校直接投入的免費教育津貼和學費津貼確實有較大的增長，其中以學費津貼增長尤甚。除此之外，無論是免費教育學校，還是非免費教育學校，還可以根據每個學年的學校發展計劃，向教育發展基金申請各種專項資助。以2010/2011學年為例，私校從教育發展基金獲得數十萬元至上千萬元不等的資助，具體的資助項目和金額，可以透教青局的網站查閱。另一方面，私校還可以向澳門基金會和其他公共機構申請不同性質的資助。

教師方面，政府向正規教育私立學校教師每月發放教師津貼。十年間，教師津貼的金額雖有增加，但增幅遠遠追不上政府向學校發放的免費教育津貼和學費津貼。以具有師範本科文憑的中學教師為例，教師津貼從1999/2000學年的1980元，增至2010/2011學年的4000元，十年內僅增加一倍。

學生方面，前述的免費教育津貼和學費津貼只是名義上發放給學生，實際上是由政府直接存入學生就讀學校的賬戶，是私校主要的經費來源。一直以來，政府透過學生福利基金對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發放學費及文教用品津貼，這是公共教育財政直接投放在學生身上，但這不是全員發放，需要由有困難的學生向當局提出申請。從2009/2010學年起，政府才向正規教育階段在讀學生每人每學年發放1500元書簿津貼。

從上述數字可見，公共財政雖同時透過學校、教師和學生三種管道投放，主要卻是大比例地投進學校。與此同時，政府雖然不斷要求學校每年用於教學人員的薪酬和公積金支出須達70%或以上，但各校執行情況不一，並且時有所聞有學校不符合規定。教育乃社會公益事業，澳門既已實行15年免費教育，私校教師雖不是公務人員，但對免費教育學校而言，教師的全部薪酬實際上都是來自公共財政撥款。基於此，政府在未來逐年增加教育經費的同時，應根據實際情況調整比例，以“增津教師、調資學校、扶助困生”為教育財政策略。

“調資學校”和“增津教師”就是大幅增加教師津貼，教師津貼的增長速度要高於實際發放給學校的免費教育津貼和學費津貼的增長速度。這種教育財政政策，一方面可為將來教師津貼轉化成專業發展津貼作準備，一方面可保證教育財政能直接投放在教師身上，使教師津貼佔教師總薪酬的比例大幅提升，以此收窄不同私學教師薪酬的差距。

“扶助困生”就是除向每個學生每學年發放1500元書簿津貼外，還得透過學生福利基金和社會保障體系，有針對性地增加對貧困學生及其家庭的資助，減輕家長的負擔，保證每個學生都不會因經濟困難而失學。

4. 彰顯教師地位，提升教學人員待遇和增加退休保障

建立一支穩定、專業、優質的教師隊伍是提升教育質素的重要基礎。從目前私校教師的待遇來看，要實現這個目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倘若教師不盡心於教書育人，只懂斤斤計較個人得失，固然有失中國優秀的師道傳統；但社會那種只要求教師默默奉獻，不談生計報酬的思想，同樣有失公道，並不符合社會的實際情況。回歸理性，恪守師道傳統和爭取合理薪酬待遇，兩者不但沒有矛盾，而且是相輔相成的。

教育界一直期望鼓勵更多優秀的本地畢業生修讀師範課程，吸引一流的本地人才加入教育行列，但以澳門教師目前的待遇和退休保障，這種願望暫時還難以實現。

第一，目前私立學校教學人員的薪酬待遇，與其作為社會一個專業界別的身份屬性聯繫起來，普遍偏低。根據統計暨普查局的統計，本澳目前就業居民每月收入中位數為1萬元，教師如果扣除政府發放的教師津貼，每月平均收入只比這個水平略高。第二，薪酬差距大，同工不同酬，有失公平。這包括官、私校的教學人員薪酬差距大、不同私校的教學人員薪酬差距大、同一學校不同職級及背景的教學人員之間的薪酬差距欠透明（如校長、主任、教師薪酬標準為何？）。第三，看不到職業生涯的前景。許多學校至今尚未設立教學人員的職級與晉升制度，新入行的年青教師，與有三十年教齡的資深教師，在薪酬上沒有明顯的差距。如果不改變這種狀況，年青教師都知道，今天前輩的待遇，就是自己明天的遭遇，奉獻一生，與年青入行的教師沒有兩樣，叫他們怎能安心工作。第四，退休保障不健全，甚至沒有退休保障。很多教師退休後，不再有收入，生活清苦。

總之，只有提升教學人員待遇和加強退休保障，才能從根本上體現教育的專業屬性，建立起一支優秀而穩定的教師隊伍，從而實實在在地提升教學品質。

5. 強化監督功能，讓私校在陽光下辦學

歷史上，澳葡政府並不積極推動華人教育，華人社會為培育下一代，自行興辦學校，逐漸形成澳門以私校為主的多元教育格局。今天，澳門私校擁有廣闊的自主權，教學、行政和財政高度自主，政府的監督和管理的角色有待加強。《十年規劃》定出：“保障所有學校的教學自主以及私立學校的行政自主和財政自主，同時依法規範學校辦學的行為，形成政府與辦校團體間權責明確、統籌協調、規範有序的辦學體制，增強學校辦學活力。”這是一個良好的願景，但有實現願景的具體措施嗎？

《十年規劃》提出“加強對學校教育經費使用的管理和監督”，“完善私立學校會計制度”，“依法設立校董會”，“完善學校內部治理結構，引入民主監督和社會參與，促進學校管理的現代化”等內容，以期加強對學校的管理。然而，當中只有設立校董會一項屬具體規定，其他都較為籠統，只見理論，不見實際。《十年規劃》需要拿出勇氣，訂出更多具體的措施，如學校須每年公開財政賬目、公開包括校長在內的教學人員的薪酬等級、公開退學學生人數及原因等，讓私校在陽光下辦學，實實在在地強化社會和政府的監督功能。

接受合理的監督，不等同損害自由。澳門教育自由，辦學自主的公民權利和教育政策，不應成為私校規避社會監督，政府缺位教育管理的藉口。教育是社會事業，免費教育學校的全部經費，以及非免費教育學校的大部分經費都是來自公帑，所以，接受社會和政府的監督與管理，只是享受“辦學自由”所需要履行的“辦學義務”。當然，在澳門要強化對私校的監督，是一件不容易辦，也非政府敢於全力去辦的事情。需要清楚認識到的是，如果總是讓政治妥協的利益凌駕於教育專業的利益，澳門教育現代化和專業化的道路勢將步履維艱。

6. 跨越部門樊籬，重視基礎教育與高等教育的協調與銜接

把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分開規劃，在其他國家和地區是罕見的。教育是一個系統，澳門由於教育分屬兩個局級部門管理，或許基於部門權限，由教青局主理的《十年規劃》，完全沒有提及高等教育。參考內地經驗，《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和《上海市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都把整個教育系統置於總體規劃中。

《十年規劃》其實非常關注教育內部的協調與銜接，內文就清楚提到“實現非高等教育各組成部分的協調發展”。可惜的是，對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如何協調，在部門樊籬前卻規劃“失語”。倘若不考慮兩者的配合與關聯，各自規劃和發展，其不科學性和危險性是不言而喻的。

如果把基礎教育與高等教育置於整個教育系統中考察，很多問題自然就浮現出來：兩者如何合理分配公共教育財政和土地？中學畢業考試和大學入學考試如何協調？是否需要統一考試制度？高等教育如何為基礎教育服務，如培訓師資、編撰教材等？兩者的課程如可銜接？……

總之，部門權限只是行政管理的問題，《十年規劃》作為特區政府的一個長期教育規劃和部署，應對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協調與銜接有所思考，有所作為。

7. 建立評估機制，保證《十年規劃》有效實施

再好的規劃，如果最終沒有付諸實施，只能是一紙空文，也使社會的熱列討論淪為空談。《十年規劃》經過諮詢修訂後，將由特區政府發佈，成為澳門未來教育改革和發展的綱領性文件。它既不是法律，也不是法規，其法律約束性和適用範圍都是有限的，要實現它的願景和規劃，就得建立實施機制和評估機制，逐年檢討，讓社會監督。

所謂實施機制，政府內部應由高層官員督促《十年規劃》逐步實施。由於規劃涉及教育、財政、土地等多個部門，所以督促實施機制的部門應不低於司級，有相當的統籌權限，以保證規劃措施的執行。

所謂評估機制，應在非高等教育委員會內成立“澳門非高等教育發展十年規劃評估小組”，逐年分析檢查各項政策措施的落實情況和實施效果。哪些做得好，哪些做得不足，應由評估小組寫成年報，讓社會討論和監督，做得好的表彰，做不好的問責，以便依序實現《十年規劃》的宏大願景，造福百年社會。

最後要強調的是，本文提出的七點意見，只是供社會參考的管見，以提供一個深入討論的平台和基礎。《十年規劃》如何定稿，應廣泛聽取社會各界人士，特別是教育界人士的意見。通過公開諮詢，公民參與，集思廣益，相信澳門人定能建立優質的教育，開創美好的未來。

林發欽（澳門非高等教育委員會委員）

2011年3月23日，30日，以及4月6日，分三期刊於《澳門日報‧蓮花廣場》

澳門，炒家的天堂！

2010-04-12T06:46:00.000-07:00

當前，澳門的房屋是一種被瘋狂炒作的商品。不知從甚麼時候開始，澳門已成為投機者的樂土，炒家的天堂！

近期有多個新樓盤開售，發展商委託外來中介公司促銷，售樓處屢現買樓人龍，動輒數百萬元的單位，短時間內銷售一空，更聲稱有九成買家為本地人。諷刺的是，第二天，這些單位又以高出數十萬，甚至上百萬元的價格，大量出現在二手市場。本地人慨歎，即使有錢，也難買到一手樓。離島有個地盤尚未動工，樓花已率先開售，同樣搶購者眾，即使設有禁售期，二手市場卻從未停止過炒賣。

這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社會？

還是那麼一句話，別當澳門人是傻瓜，且讓我們回歸生活常識，回歸事實本質：這就是炒風，這就是投機！

遺憾的是，特區政府對此不但視而不見，甚至還加上一句“健康”的評論，推波助瀾。與從事地產和銀行界別的朋友聊天，發現他們有一種出奇相似的共識：澳門乃商人政府，樓市有商人和政府支持，價格跌不了！這種認知何其普遍，也反映了回歸以來，特區政府對樓市或明或暗的支持措施是如何地徹底，如何地“深入民心”。這種認知的結果是，有越來越多澳門人從事地產中介工作，也有越來越多澳門人開始參與樓市炒賣，本來作為居住用途的房屋，長期在炒家手上轉來轉去，價格一波高於一波。

在這樣的炒賣過程中，政府既無具體部門進行監管，也無具體法律給予規範，澳門由是變成樓宇炒賣者的天堂。近日隨着多個新樓盤同時推出，炒風已到了失控的程度，但政府、銀行、地產代理和部分傳媒依然宣稱樓市健康，難怪市民總是拿“澳門就是與別不同”來揶揄本地社會的種種怪現象。

且看政府，由於選舉機器由商人主控，政府為了照顧商人利益，長期以來對地產代理和樓宇買賣撒手不管，樓花買賣就更無法無規。這樣不僅助長炒風，更使樓宇買賣過程充斥不規則行為，買家權益得不到保障，也誘使越來越多本地人參與炒賣。

且看銀行，歷史低息環境下，樓按是最好的生意，加上“自置居所信用擔保計劃”和“自置居所貸款利息補貼制度”，樓按風險已轉由全澳市民來承擔，無論樓市何去何從，銀行都是最大的贏家。

且看地產代理，最近幾年，澳門房地產業是使人一朝發達，一夜暴富的行業。對部分中介人來說，佣金不是最主要的收入，“食價”和直接炒賣才是王道。利之所趨，無牌照制度，無法律規範，無部門監管，訴諸業界“自律”實為天方夜譚。

且看部分傳媒，與房地產商人互動頻繁，每隔幾天就要找相關的商人或物業代理來做訪問，內容卻千篇一律：細訴各種利好因素，預測樓價未來勢必上調。若是年初年終作為市道總結和預測，偶有這類新聞不奇怪，但經常出現，其實已變相成為商品炒賣的幫兇。傳媒在廣告利益與社會責任之間，其實可以有更客觀的選擇。

追尋太陽的光輝

2010-03-28T20:04:00.001-07:00

溫家寶總理較早前在人大記者會上說：“我們國家的發展不僅是要搞好經濟建設，而且要推進社會的公平正義，促進人的全面和自由的發展，這三者都不可偏廢。我認為，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有光輝。”溫總理這番睿智的話不僅適用於內地，而且更加適用於澳門，以深切的人文關懷一針見血地揭示了近年澳門社會深層次矛盾的本質。

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有光輝！溫總理說得太好了，澳門社會近年最缺乏的，就是公平與正義。我所以在本欄持續批判房屋政策和樓市，是因為澳門不健康的房地產市場，正是澳門諸多不公平、不正義社會現象的一個集中體現。本欄開闢的時候，我原打算用筆名，但後來想到，如果我的名字還有點人認識，其不左不右，非商非政的立場還有一點兒“獨立性”和“認受性”的話，那麼用真名，或更有助於我與讀者分享我的意見。我純粹以一個澳門居民的立場來寫這個專欄，所寫內容絕非“研究”的成果。因為我相信，有些事情只要回歸生活常識，回歸事實本質，我們更能分清黑白，更能辨別是非。舉個例子，當局年前提出澳門樓市“兩個市場論”，業界和公眾都頗為信服，但從事實看，這是一個偽命題，旨在舒緩市民的不滿。我在本欄提出這個看法後，不久就見到有傳媒和公眾也開始懷疑這種講法了，有報章更作了大篇幅的討論和分析。我想說的是，我對房地產沒有認識，更不要說研究了，但有些事，“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民智不能低估，所有的不公平與不正義，經不起時間的考驗，經不起事實的驗證。

這麼多年來，要是有心興建公屋，會有今天的“成績”嗎？在如斯事實面前，還有甚麼好解釋的？要不是當市民是傻瓜，就是太自以為是了！民間智慧為澳門起了個“樓來了”的新寓言故事，還真有創意，當局或許不知道吧！

面對市民置業難的問題，房地產商人一方面“建議”買不起樓的市民到珠海置業，以配合珠澳同城化的趨勢；另一面，卻又反對即時24小時通關，而只是建議早開一小時，晚關一小時。不矛盾嗎？怕甚麼？這一切，澳門人都看在眼裏。

對特區歌功頌德的話我們聽得多了，一次銀河招工，且看繁榮背後，有多少市民爭先恐後就是為求一份工作。這就是澳門社會的現實，從中揭示的假招工疑雲和外勞政策的不公，豈是“有心人”的一兩句陰謀論解釋得了？

買賣外勞配額的個案一再被揭發，與此同時，部份中小企卻外僱難求。事實如此，還說審批和監察如何“嚴謹”，那麼如果不嚴謹，真不知會亂成甚麼格局了。

種種的不公義，需要人文關懷來解決。特區“陽光政府”的理念，與溫總理“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有光輝”的體恤，同出一轍。從最新的施政報告中，我看到了政府解決民生問題的誠意，但是不是“樓來了”的新版，一切有待時間驗證。

我輩澳門人相信，“陽光政府”關鍵是陽光要有光輝，惟其如此，社會的公平與正義才得以伸張。是故，追求太陽的光輝當是政府和市民共同的目標，這個價值無法用6000元來衡量，這一點對知識分子來說，很執着，而且有時候很有力量！

公屋政策研究脫離澳門民情

2010-03-28T20:00:00.000-07:00

本欄上一期《泛學術化模糊社會問題焦點》的文章話音未落，澳門建築置業商會即於2010年3月10日發表《澳門公共房屋政策研究》，從“學術”角度炮製出有明顯利益傾向的“研究”，可真是“應景”。報告的大意一言以蔽之：慢建公屋，提高經屋售價，甚至停建經屋，補貼市民租住、購置私人房屋（潛台詞是：總之設法維持樓價高企，保障發展商獲得鉅額利潤）。

　　研究由建築置業商會委託香港大學香港經濟研究中心的王于漸、郭國全、蔡小慧及澳門大學工商管理學院的黎寧四人進行，王、郭二人是經濟學界知名的華人學者，份量不可謂不足。這個研究趕在施政報告發表前夕高調出台，旨在影響房屋政策的用意不言自明，甚至有與政府施政報告“裏應外合”之虞。結果如何，看即將出台的施政報告自有分曉。

　　報告全文凡六萬餘字，主體部分透過統計數字、文獻和訪談回顧了澳門公共房屋的發展歷程，進而提出所謂的“澳門長遠房屋策略的分析與建議”。研究團隊有頂級學者，對澳門公共房屋發展梳理的部分較為有條理和清晰，有相當的參考價值；但“分析和結論”卻令人失望，通篇充斥為房地產商說話的味兒。更甚者，因為結論不是出自真實的學術觀點，自相矛盾，自打嘴巴之內容隨處可見，教人遺憾。

　　報告的一個主要觀點是：“錯誤的房屋政策，特別是在政治壓力下短期內大建公屋，會導致樓價大上大落，所引致的經濟及財富損失是巨大的，整個社會都要承受沉重的代價。”這是誤導的假設，險惡的威脅。香港的學者只有“八萬五”的餘悸（再者，金融風暴期間香港樓市泡沫爆破，本身就是樓市過分炒作的結果，與董建華的“八萬五”實無直接關係，風暴過後，有此認知的香港人越來越多），沒有澳門“經屋零供應”的感同身受。供應增加，價格下跌，大家都知道，不用學者告訴我們。澳門的情況不是“大建公屋”，而是“少建公屋”，“萬九”只是政府平息民怨的口號，越近2012年，澳門人越知道這是一個難以實現的施政承諾。而今莫說“萬九”，就是九千也未有着落，實在沒有必要那麼快就擔心將來賺不到好價錢，匆匆叫停。在憂慮公屋供應過多影響到樓價的同時，報告又矛盾地指“私人樓宇的供應近年來已是處於低位，未來也可能不足以應付需求”，並指政府“放慢了審批建築計劃圖則及批給土地的速度，導致不少私營建築計劃被拖慢”，進而警告“倘若樓價因此進一步上升，這不僅會增加樓價的泡沫風險，也會令公共房屋政策的爭論變得更政治化。”類似上述似是而非的觀點、自相矛盾的講法，報告還有很多很多。

　　“公共房屋政策研究”應為解決公眾的住屋問題而研究，而非為房地產商賺取更多利潤而研究。我不知道研究團隊收了多少研究經費，只知道研究團隊絕大部分是外地人，而在訪談名單中又沒有公屋的用家──澳門普通市民，那麼報告的“公共性”何在？公信力何存？參與研究的部分學者太有份量了，我寧可相信他們只是“太天真”，埋首書齋式研究，不諳民生困苦，才會寫出如此脫離澳門實際民情的報告。

泛學術化模糊社會問題焦點

2010-03-03T07:00:00.001-08:00

過去，澳門社會治理以人治為本，經驗為方法，行政規條為圭臬，施政欠缺規劃、研究和前瞻性，長期下來逐漸衍生出各種各樣的弊端。在新的社會訴求下，政府開始銳意加強政策的“研究”，但又似乎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需要研究的固然委託學術機構進行研究，不需要研究的，也硬要“研究研究”。

今天，“研究”之風愈演愈烈，政府部門爭相辦各種各樣的研討會，甚至花費鉅額公帑邀請學者開展形形色色的課題研究。總之，事無大小，就是要邀請專家來“研究研究”。澳門是個微型社會，新聞不多，政府部門舉行研討會或發布研究報告，總會引來傳媒大篇幅的跟進報道，好不熱鬧，也顯示了當局對有關問題的關注和掌握。但有趣的是，研討會過後，專家的金石良言都被拋諸腦後了，而各種研究報告最後只能變為圖書館的文獻，甚至反成被人研究的對象。

政府“研究”得那麼多，問題卻解決得那麼少，主要是因為有些研究不是真心要解決社會問題，而是將“研究”當成政治化妝，甚至模糊社會問題焦點的工具。更值得注意的是，個別部門以“研究”為名，其實是敷衍、塞責，故意拖延相關的工作。

這些例子不少：高官公開財產的制度，要“研究”些甚麼呢？還要研究多長時間呢？其實問題很簡單，想當官，就得接受社會監督；有見不得光的財產，就辭官歸家好了。舊區重整“研究”多年，除了佔用舊區土地興建一座辦公樓外，市民至今尚未見到實質的施政措施出台，真不知還要“研究”掉多少公帑。澳門回歸十年，經濟房屋近乎零供應，數以萬計年青人和中低收入人士無法置業，當局不踏踏實實地落實興建計劃，卻又轉移焦點，時而要“研究”新法規，時而要“研究”未來長遠的房屋政策云云。凡此種種，也實在太低估澳門的民智了。

當然，政府推出政策是需要多做研究的，有些研究項目確有需要，有些研究成果也確實推動了社會的進步；然而，我們又確實不能忽視，澳門社會正面臨“泛學術化”的危機，政府遇事必“研究”，傳媒逢人稱“學者”；簡單的問題被“研究”得複雜了；有深度的議題，被“學者”說得膚淺了；種種的施政缺欠，被御用“學者”“研究”成“一切都是社會的錯”。且不說這些“研究”現象滋擾了學界的安寧，敗壞了學者的清譽；更嚴重的是，市民都被當成“愚民”了。

當下，政府正擬擴大智庫組織，澳門知識界有必要正視社會泛學術化、學術工具化的問題，不要讓學術淪為政治的化妝品。公義、良善、關懷、求真是學術研究最重要的追求，惟其如此，方能推動社會進步，找回人性最本真的價值。

走出樓價博弈的迷思

2010-01-31T21:04:00.001-08:00

磚頭有價，樓市關乎萬千居民的生活福祉。面對澳門高樓價的現實，既得利益者和普羅市民陷入了利益博弈的迷思：權貴集團極力以各種形式持續托市，務求賺取更高的利潤；普羅市民就不斷表達不滿，指望政府打壓樓市，以圓置業夢。這種圍繞樓價而展開的意見爭辯和利益博弈，最近以投資移民是否重開而愈演愈烈，以致雙方都忽略了投資移民的真正目的。權貴集團企圖通過重開投資移民進一步推高樓價，普羅市民卻希望永久終止政策以遏抑樓價。如是這般，社會的對立情緒日益高漲，如不及早走出這個迷思，澳門將沒有贏家。

樓宇作為一種商品，其價格應由市場的供求關係來決定，除非市場失靈，否則政府無須介入，不應刻意打壓，更不要肆意哄抬。但與此同時，住房作為生活的一個重要部分，本地人的居住權利應得到基本的保障，政府有責任解決弱勢社群的住屋問題。

可惜的是，回歸以來，澳門樓市從來就不是一個自由市場，從暗地裏的呵護、托市到明顯的哄抬、扭曲市場規律，一隻無形的手總在背後揮舞。過去五年，普通住宅的升幅介乎五至十倍，升勢之急之快，為世界罕見；金融風暴爆發後，豪宅價格竟在半年內急瀉一半，跌勢之急之快，實為周邊地區所不見。如此暴升急跌，只因樓市的供求關係被政策扭曲，當局延建公屋、坐視投機炒風、濫批投資移民，卒使樓價以倍數飆升；升得快，一遇到壞消息，市場回歸基本面，樓價自然跌得急。

建構和諧社會是特區政府施政的主軸思維，但當弱勢社群和年青一代都無法安居時，我們不禁要問：和諧之路在何方？權貴集團不能以犧牲部分市民的住屋權利來支撐高樓價，以達到賺取更高利潤的目的。長此以往，勢必引爆民怨，損害地產商的營商環境和政府的管治威信。

新一屆政府行將公布第一份施政報告，房屋政策勢必成為居民最關注的施政內容。往後五年，甚至十年，崔特首及其智囊是否會真心落實公屋政策，只要看這第一份施政報告便可知其八九矣。

宏觀來看，樓市不僅關涉地產權貴的億萬家財，關乎澳門的金融穩定，更重要的是，關係到數十萬市民的血汗成果。樓市暴跌，對澳門大多數居民都不會有好處，對近一兩年在高位置業的居民更是不公平。上一屆特區政府錯過了遏制投機炒風，維護樓市平穩健康發展的機會；今屆政府不應，當然在利益集團的影響下也絕不會，推出政策刻意打壓樓市。但為解決基層市民的住屋問題，政府有必要認真落實“萬九”計劃，並制訂更長遠的經濟房屋發展規劃，透過供求關係使樓市回歸自由機制，而非靠延建公屋和炒作消息來托市。

政客耶？政治家耶？2012年不遠矣，歷史的評價和道德的審判總有到來的一天。

澳門樓市不合理在哪裏？

2010-01-17T18:06:00.000-08:00

胡主席訪澳期間探訪一個澳門家庭，戶主即場向他反映澳門樓宇價格太高。戶主的建言引起了澳門市民的共鳴，更令人關注的是，受訪人家乃教育之家，戶主位居副校長，連這樣的家庭都慨歎住屋難，基層市民生活之苦可想而知！澳門樓價大幅脫離普羅市民可負擔的水平，生活其中的我們，感受至深。澳門近年經濟急速發展，樓價上升本是可以理解的；但與鄰近地區比較，澳門的高樓價卻有其自身特別不合理之處：

首先，高樓價，低地價。許多地區高樓價伴隨着高地價，樓價高，政府賣地收入亦高。而澳門卻是高樓價，低地價，政府曾聲稱高地價會推高樓價，故維持低地價政策云云。結果是，澳門地價出奇低，樓價卻與高地價的地區一樣高，真是苦了市民，虧了庫房，肥了地產商及其利益集團。

第二，不規劃發展公共房屋。在民怨壓力下，政府雖出推出“萬九”計劃，但卻處處拖延，執行不力。如果真的要如期在2012年建成萬九個單位，按理現時應全部，或起碼大部分都要動工了，但事實當然不是這樣。以經屋為例，規劃中的數量少得可憐，以致當局以法律未修訂好為由，不再公開接受市民申請。當然，現時輪候經屋的家團已有數千個，即使接受新申請，十年內也不一定輪候得到。

第三，政府哄抬樓價措施明顯。長時間停建、延建公屋，實質就是減少供應量。早年力推名為“投資移民”，實為“買樓移民”的政策，後來又一直明停實行，至今尚未了結，實質就是為樓市提供資金。金融海嘯爆發後，樓價急跌，政府卻在這時宣布推出四厘利息補貼政策，當初還說最高可補貼首三百萬元樓價的四厘利息，後來真正置業者，不見其利，只見其害，回頭就知政府真是“用心良苦”。只許樓價急升，不讓其小跌，哄抬力度之大，其他地方少見。

第四，樓宇價格被操控扭曲至違反常理。面對高樓價，當局曾拋出“兩個市場”論，即澳門樓市已形成外來投資和本地人自住兩個市場，樓價飇升主要集中在投資市場，不影響市民買樓自住云云。但事實卻剛好相反，過去五年，升幅最大的樓宇，正正是普通住宅，呎價普遍從三四百元，漲至過二千元，升幅達五倍以上；而所謂的豪宅，其實大部份現時的呎價也不過是介乎三四千元，升幅遠遠不及普通住宅。另外，普通住宅和豪宅的單位價格如此接近，也是其他地方罕見的。這是因為近年經屋近乎零供應，而私人發展商又以興建大面積的豪宅為主，居民的內需需求自然以倍數拉高普通住宅的價格，使澳門樓市出現“越殘越升”的奇特景象。

澳門樓市的不合理不在“高”，而在“高”背後的種種腐敗和非正常的現象。

澳門鄉土教育芻議

2010-01-16T21:58:00.001-08:00

鄉土教育為學生帶來不一樣的學習體驗。

一、鄉土教育的概念和意義
鄉土教育是當今世界全民教育重要的一環，教育先進的國家和地區，鄉土教育的實施方式或有不同，但都是基礎教育階段重要的學習領域，受到相當的重視。

“鄉土教育”作為一個教育學術語，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內涵。澳門大學教育學院院長單文經教授在《國民教育階段推展鄉土教育的檢討與規劃研究成果報告》指出：鄉土教育的概念，大致有三個重點：第一，鄉土的材料是小學或國民教育階段認知學習的基本內容。雖然早期的看法，只著重地理科或歷史科的教學，但後來已將自然科（理科）、社會科、公民科等，都涵蓋在內，認為鄉土教材是各相關學科教學的起點。第二，鄉土的材料符合兒童認知學習的漸進法則。由日常熟悉的生活經驗出發，不論是山川形勢、自然生態、天文氣象，或是傳說遺跡、風俗法制、經濟產業等，都易引發兒童的興趣，吸引兒童的注意，由近及遠，見微知著。第三，鄉土的材料除了智育的功能外，尚有不可忽視的情意陶冶作用。舉凡個人性情的淬礪、公民道德的琢磨、以及愛鄉愛國意識的涵養等，經由兒童切身接觸的社會情境和民俗文化，皆能自小而大地順利完成（1977）。

上述有關“鄉土教育”的闡述，清楚地解釋了鄉土教育發生發展的過程，事實上，隨著人們對鄉土教育的認識日漸深化，其教育內容和教育目標都日趨豐富。總的來說，鄉土教育或鄉土科教學最初是從教育的目的著眼，欲以鄉土的素材落實兒童的學習，紮下他們繼續往上發展的根基，這種教育理念符合教育心理學和課程理論的原理，有助兒童的學習和成長。到了19世紀後期，鄉土教育加入了政治色彩，期望通過鄉土的了解，來發揚民族精神；期望昇華鄉土的熱愛，來養成國家觀念。

二、澳門缺乏鄉土教育
雖然鄉土教育是當代基礎教育不可或缺的一環，對一個地區的永續發展有積極的作用，但在澳門的教育體制中，卻長期缺乏鄉土教育。究其原因，既有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也有教育市場的現實因素，茲分而述之：

從澳門教育發展史看，20世紀70年代以前，澳門葡萄牙政府對教育事務並不積極，對華人教育更是放任不管，致使澳門的基礎教育長期以來主要由宗教團體和民間組織興辦，逐漸形成今天澳門教育以私校為主的現狀。目前，在全澳130個校部中，私校佔了83.8%（統計暨普查局，2004a）。

澳門的私校，具有極大的辦學自主權，可以自行確定學校的學制、教學語言、課程設置、教學模式和教育評量等重要教育制度，形成澳門多元化的教育特色。澳門這種教育特色反映在課程上，就是私校可根據自身的辦學背景來選擇課程，內地、香港和台灣三地的課程都有相當的學校使用，有學校在個別學科還會選用海外課程，使小小的澳門呈現出多元共存的課程特色。事實上，澳門教育多元化的特徵，在課程設置上最能體現出來。課程多元化是澳門教育的優點，但在這個“多元”中卻缺少最重要的“一元”──鄉土課程。澳門學校長期以來使用外地課程，課程體系脫離本地生活的實際，在人文、藝術、社會等學習領域的課程尤是如此。這致使澳門鄉土教育在各校推行的情況很不一致，鄉土教育在正規教育，特別是中學教育中長期被忽視，本澳大多數中學都沒有獨立開設鄉土課程，甚至在歷史、地理、社會等科目中，也少有或沒有提及本土的情況。

從教育市場的現實環境看，澳門是個袖珍型的城市，截止2005年底，土地總面積為27.5平方公里，總人口接近49萬人（統計暨普查局，2004b）。上世紀90年代以來，澳門中小學生的總人數大都維持在十萬人以下，即使在高峰期，也是僅僅超過十萬人，根據教育暨青年局的統計，2004/2005學年，本澳基礎教育階段的學生總人數為95,485人（教育暨青年局，2005）。平均算起來，從學前教育到高中三年級，澳門每個年級的學生總人數長期不足1萬人。澳門本地一直缺乏“課程與教材”之類的研究和出版機構，在課程選擇多元化和學生總人數相對較少的情況下，外地（如香港）的商業出版社也不敢貿然為澳門開發有地方色彩的教材，因為一方面澳門學生的總人數不多，市場不大；另一方面，在多元選擇下，開發出來的教材有多少學校會選用，也是未知之數。從這個角度看，商業出版社要開發澳門鄉土教材，將承受相當大的市場風險。根據外地的經驗，在此情況下，教育行政部門往往主動介入，或出資參與，或主動組織人員編印，惟由於本地長期忽略鄉土教育，致使澳門教育當局一直沒有積極推動有關事宜。基於此等背景，澳門即使有學校或教師希望推展鄉土教育也會舉步維艱，因為澳門一直缺乏“鄉土教育”的課程設計，也沒有一套適合本地中學生使用的澳門鄉土教材（林發欽，2003a, 2003b, 2004）。

三、推展澳門鄉土教育的重要性
澳門自古以來是中國的領土，16世紀中葉以後被葡萄牙人逐步佔領。在過去4個多世紀裡，澳門曾經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橋頭堡，世界經濟貿易的其中一個重要中轉站，有着光輝的歷史和文化。中西文化一直在澳門這方土地上紮根生長，和而不同，使澳門成為中國一個獨特的歷史名城（林發欽，2003c, 2005）。

本澳主權回歸後，國家依據基本法落實對澳門“一國兩制”的方針政策，澳門成為中國一個特別行政區，擁有高度的自治權。事實證明，6年來“澳人治澳”得到成功的實踐。新世紀，全球一體化的進程加快，世界進一步走向融合；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繼續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動力；澳門憑藉豐富的歷史文化旅遊資源，背靠祖國，確立“以博彩業為龍頭，以旅遊業為主體，其他行業協調發展”的經濟策略。今天，澳門要保持文化旅遊城市的特色和優勢，促進社會的永續發展，實有必要協助學生有計劃地、系統地了解本地的自然、人文與社會等鄉土環境，以增進年青一代對本地區的認同和歸屬感（林發欽， 2004）。

以目前本澳的教育現狀來看，鄉土教育屬一門空無課程（the null curriculum）。空無課程是指根據社會需要學校應該有但實際上卻沒有開設的課程。空無課程的存在，是教育跟不上社會發展的一個體現，要將空無課程發展成學校的一門獨立課程，需要一段較長的時間，澳門鄉土課程目前的處境就是如此。但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要改變澳門鄉土教育空無課程的屬性，必須從當下開始制訂具體的鄉土教育政策和內容（林發欽，2003a）。

澳門未來的發展，需要一批批在各個不同領域做出貢獻的人才，本土人才，以澳門為家的本土人才。這個層遞關係不應被忽視，它說明以澳門為長期居住地的本地人才將是澳門未來的主要建設者，這種特性跟基本法“澳人治澳”的精神是一致的。澳門教育的重要任務，就是培養學生的鄉土情結，使學生從小樹立“我是澳門人”的身分認同。加強鄉土教育是達成這一教育目標的不二法門。澳門鄉土教育的目標在於幫助學生認識澳門的自然、人文和社會環境，使學生真實地感受自己與澳門之間的密切關連，從而激發學生對我們這個共同家園的熱愛。鄉土課程是落實鄉土教育的重要腳本，新的社會形勢，對澳門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保持課程多元化的同時，澳門教育行政當局、各間學校、專家學者和前線教師，都必須思考如何研發出一套切合本地情況的鄉土課程。特區政府近年亦已注意到本土課程和鄉土課程的重要性，特首何厚鏵在2004年的《施政報告》曾提出“推進從幼稚園到大學的課程內容本地化，高等院校既要努力和國際先進辦學水平接軌，又必須加強本地社會所需的教學和研究。”事實上，澳門回歸後，隨著政治環境的轉變和教育秩序的改善，在加強愛國愛澳與公民教育的呼聲中，澳門鄉土教育受到越來越多人的重視。

四、澳門鄉土課程的發展與實施
教育是細水長流的工作，不能一蹴而就。要在澳門各中學推行鄉土教育，應遵照課程發展與實施的原理，按部就班地進行。

社會大多數人應首先認識到澳門鄉土教育的重要性，並逐漸形成共識。目前特區政府正檢討《澳門教育制度》，應藉這個時機，因應澳門社會發展的需要，在教育宗旨部分更清楚地加入諸如“推動鄉土教育，培養學生熱愛澳門的情懷”等條文，使推行澳門鄉土教育有法可依，從教育法律層面倡導學校落實澳門鄉土教育（林發欽，2005）。新的《澳門教育制度》在立法會審議通過後，課程改革將是澳門未來幾年教育改革的核心。本文下筆之時，適聞行政長官批示成立由教青局局長親任主席的“課程改革及發展委員會”，旨在按照教育範疇既定的總目標，構思、規劃、執行及評估非高等教育各級別的課程組織新總框架及其相關標準。本人以為，此委員會除重新規劃現有科目的課程框架外，必須從澳門社會永續發展視野出發，成立專門小組研究《澳門鄉土科課程大綱》，詳細制訂澳門鄉土教育的目標和內容。教育立法和制定課程大綱是教育行政部門的權責，要由當局來主導。具備了上述條件，接下來，專家學者、教師和相關人士就能夠有據可依地展開澳門鄉土課程設計和教材編寫的工作，最終形成一體多元的鄉土課程體系。

上述整個流程，就是廣義的課程發展與實施的簡單過程，並都置於嚴格的觀察和評鑑當中，隨時檢討成效，研究得失，及時改善。在這個過程中，課程設計是技術性的核心問題，因為課程是將教育宗旨和教學目標具體化並付諸實踐的特殊腳本。

五、澳門鄉土課程體系的內容
台灣知名課程專家黃政傑指出，鄉土教育的內容，一般著重史地和社會，事實上不應這樣。鄉土教育的範圍，應該涵蓋我們日常生活的每一個面向，應該牽涉到每一個科目，每一個科目都可以結合鄉土教育來教。

澳門是中國最早對外開放的城市之一，曾是中國人走向世界的窗口，外國人進入中國的門戶，400餘年中西交往的獨特歷史背境，使澳門形成有異於中國其他地方的自然、人文和社會環境。澳門鄉土教育的內容非常豐富，我在不同的教育研討會提到這一點，都得本澳和外地學者的一致贊同。問題是，這些豐富的教學素材，必須經過我們持久的收集和梳理，才能點滴匯聚，使澳門鄉土教育的內容從“無”或“少”到“有”和“多”，成為學生學習的經驗，並逐漸形成完善的鄉土課程體系。

可以預見，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澳門大多數學校都難以為澳門鄉土教育騰出獨立的課時，獨立設科。從澳門教育的實際情況出發，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已有的條件，要在澳門學校推行鄉土教育最好的辦法就是實施“澳門鄉土專題研習”，以最少的課堂時間，引導學生利用大量的課餘時間展開專題探究，由點到線及面地培養出對本地自然、人文和社會環境的喜愛。所謂澳門鄉土教育專題研習，是指由教師設計若干專題，並提供相關的參考文獻和網絡資源，讓學生自由分組，充分利用如圖書館和檔案館等社區資源，通過研究性的協作學習，探討澳門的自然、人文和社會環境。這是一種以學生自學為主的學習方式，強調學習的過程和參與程度。鄉土教育專題研習不應是隨意鬆散的學習，而是有目標、有計劃、有系統、有評鑑的教學設計。我以為要在澳門推行鄉土教育，初期之鄉土課程不宜包攬太多內容，而是先以鄉土歷史、鄉土地理和鄉土自然三大領域為重點，並在這三大領域之間，三大領域與其他相關學科之間進行統整，在不增加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壓力的情況下，推展鄉土教育。

最後，鄉土課程的實施應同時考慮與正規課程、非正規課程、潛在課程及空白課程的融合。如果鄉土課程全部都是正規的課程，所有課程內容都是以學科教學的形式來呈現，當會使鄉土教育的精神受到損害。鄉土教育的本質，知識的傳授不是最重要的，更不是唯一的，最重要的是培養學生愛鄉的情意，提升學生生活的技能。

明天，澳門要建構優質教育，促進社會永續發展，必先要建構優質的鄉土教育體系。

參考文獻
單文經（主持）（1997）。國民教育階段推展鄉土教育的檢討與規劃研究成果報告。台灣地區教育部顧問室委託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研究，未出版，台北市。
統計暨普查局（2004a）。教育調查2002/2003。澳門：統計暨普查局。
統計暨普查局（2004b）。澳門資料2004。澳門：統計暨普查局。
教育暨青年局（2005）。教育數字2004-2005。澳門：教育暨青年局。
林發欽（2003a）。中學“澳門鄉土歷史”課程設計芻議。載於梁成安（主編）教與學的改革和創新教育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澳門大學敎育學院、敎育曁靑年局。
林發欽（2003b）。推展鄉土歷史教育，培養愛國愛澳公民。澳門教育，總第197期。澳門：中華教育會。
林發欽（2003c）。論澳門鄉土歷史教育的重要性。載於澳門日報學海版，2003年11月2日。澳門：澳門日報。
林發欽（2004）。澳門鄉土課程體系構建芻議。載於香港教師會（編）“第十屆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教師會。
林發欽（2005）。發展鄉土歷史課程，落實愛國愛澳教育。教師雜誌。10，36-40。澳門：教育暨青年局。
澳門政府（2003）。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二００四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黃政傑（1991）。課程設計。台北：東華書局。

本文收入拙著《澳門教育省思》，澳門歷史教育學會，2007年。

新世紀澳門課程革新芻議

2010-01-16T21:06:00.000-08:00

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和成效是課程改革的方向

前言

課程改革是教育改革的核心，也是教育改革中最複雜的系統工程。課程改革的成效，決定了教育改革的成敗。課程改革，一方面要符合本地社會的實際需要，力求本地化；另一方面也要緊貼世界課程研究的學術前沿，與國際接軌。本文試圖另闢思考路徑，在澳門課程現狀的框架下，結合當前最新的課程理論，以課程結構為切入點，從正規課程、空無課程、空白課程和潛在課程四個課程類別，宏觀考察新世紀澳門課程改革的方向。

正規課程（Formal Curriculum），即是我們一般人所說的科目，在學校有固定的上課時間和學習任務。空無課程（Null Curriculum），是指根據社會需要學校應該有但實際上卻沒有開設的課程。空白課程（Blank Curriculum ），是指學校壓縮現有的正規課程，以騰空出來的課程。而所謂潛在課程（Hidden Curriculum），是指由學校的校園環境、校園傳統、規章制度、人際關係等，對學生構成潛移默化教育作用的所有因素。

一、統整正規課程
隨著人類知識的累積，學科分類越來越精細，反映在教育上，學校的學科數和教學時數正不斷增加。學校盡力保證向學生輸送最多的知識，但學生所學卻遠離現實生活。以學科為單位的教學組織模式，使科目之間互相割裂，每個科目都要學生成為學科專家，但能達到要求的學生只屬少數。教師在營營役役趕教學進度的過程中，很可能應驗了一句悲哀的話：教得越多，學得越少。這種結果，最終導致課程統整的變革。

台灣現正實施的《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以“學習領域”取代現行的“科目”，開設語文、社會、數學、自然與科技、人文素養與藝術、健康與體能、綜合活動等合科的七大領域，取代分科教學，使學生的學習具有更大的連貫性和整體性。中國大陸也有近似的改革，教育部2001年發佈的《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規定：“小學階段以綜合課程爲主。……初中階段設置分科與綜合相結合的課程，主要包括思想品德、語文、數學、外語、科學（或物理、化學、生物）、歷史與社會（或歷史、地理）、體育與健康、藝術（或音樂、美術）以及綜合實踐活動。積極倡導各地選擇綜合課程。”香港課程改革的重點同樣是“課程統整”，2002年發佈的《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各盡所能，發揮所長》就將課程統整成八大學習領域，力圖改變學科涇渭分明的教學現狀。

澳門的課程體系較為多元化，大陸、香港、台灣與海外的課程都有學校使用，但總體看來同樣呈現學科多、內容龐雜鬆散等特點。另外，澳門學校長期以來使用外地課程，課程體系脫離本地生活的實際，在人文、藝術、社會等學習領域的課程尤是如此。面對這樣的課程體系，“課程統整”既是對澳門教育的挑戰，也是澳門課程改革一次難得的機遇。澳門在課程統整的過程中，一方面要努力整合原有的學科知識，另一方面要致力建構一套符合本地實際情況的本土課程。“本地化”應當是新世紀澳門課程統整的一個重要原則，我們要根據本地社會的現實和需要去重新選擇、增刪、組織、重構課程內容，使課程更趨於生活化、本地化、人性化和現代化。特首何厚鏵先生在2004年度的《施政報告》亦指出：“推進從幼稚園到大學的課程內容本地化，高等院校既要努力和國際先進辦學水平接軌，又必須加強本地社會所需的教學和研究。”那麼如何以“本地化”的原則來統整課程呢？舉個例子，我們可以“澳門社會”這一學習內容去統整公民教育、環境教育、社會教育，甚至是史地教育的部分內容。課程統整涉及的問題非常複雜，有關研究還未完全成熟，世界也未見有公認行之有效的準則。但這不能成為澳門拒絕課程統整的藉口，只要多做比較研究，我們有望在二十年內建構出本土化的新課程體系。

二、填補空無課程
空無課程，是一個由艾斯納提出的概念（Eisner, 1979）。台灣著名課程學者王政傑指出，課程探討的主流，一向在於學校實有課程教給學生甚麼，造成了甚麼效果；而“空無課程”的概念，則在探討學校“不教甚麼”，產生了甚麼效果。因為學校教甚麼，和學校不教甚麼，同樣重要。（王政傑，1991）

在澳門，至今似乎未見有人深入研究“空無課程”的問題。每次課程改革，必須對既有的課程內容進行全面的檢討，隨著時代的進步和本地社會形勢的變化，學校存在的課程有些可能經已不合時宜，與此同時，有些內容卻是應該教的，但學校卻偏偏沒有這些課程。由此可見，“空無課程”的重要性是不不容罝疑的，在小城澳門更是如此。有些學校，環境教育、兩性教育、生命教育、生涯規劃教育、鄉土教育等至今仍是空無課程，使學校課程存在嚴重的缺失。

筆者曾多次撰文要求加強鄉土教育，因為鄉土教育是本地社會目前一門重要的空無課程。以歷史教學為例，今天的澳門，無論是從教育法律來看，還是從社會需要來看，中學都應該設有“澳門鄉土歷史”課程，但實際上，現時澳門大多數中學都沒有開設這樣一門課程。由空無課程的概念出發，我們可以清楚地知道，“澳門鄉土歷史”在學校課程中的缺席，使年青一代對自己生活的家園失去認同，也缺乏歸屬感，極不利於澳門社會長遠的發展。要改變這種現狀，就得在學校推行澳門鄉土歷史教育。

當然不是所有學校缺乏的東西都屬空無課程，在知識爆炸的資訊社會，空無課程應著重指那些重要而又缺乏的知識。課程設置，常要面對時間有限，知識無窮的兩難處境。學校不能不加選擇地堆壓“空無課程”，而是必須要對原有課程作出檢討，根據時代要求和社會需要，刪減不太重要的課程，以為空無課程騰出課時。

空無課程的存在，是教育跟不上社會發展的一個體現，要將空無課程發展成學校的實有課程，需要一段較長的時間，例如澳門鄉土歷史課程目前的處境就是如此。在新世紀澳門的課程改革中，多關注“空無課程”的問題，及時填補“空無課程”，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教育落後於社會的發展，甚至使教育超前於社會的發展。

三、騰出空白課程
空白課程是個新的概念，在華人社會，它應該首見於台灣。

台灣1993年修訂公佈的國民小學課程標準，以及1994年修訂公佈的國民中學課程標準，都以減少課程的方式減輕教師和學生的負擔。如小學國語課本由原來的24課減為20課，騰出4節的時間，供教師彈性應用。至1996年，台灣在一份官方發佈的總諮議報告書中，首先提出“空白課程”一詞。後來在1998年公佈的《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則明確規定每學年度基本教學節數佔總節數的百分之八十，彈性教學節數佔總節數的百分之二十。所謂彈性教學節數，就是指“空白課程”，自此，“空白課程”成為台灣教育界一個經常討論的課程術語。

在中國大陸雖未見正式提及“空白課程”一詞，但歇力騰出“空白課程”的改革方向卻是一致的。2000年1月，中國官方罕見地疾呼減負，教育部向全國發出《關於在小學減輕學生過重負擔的緊急通知》。接下來幾個月，大陸的媒體由報章、雜誌到電台、電視台、互聯網論壇，鋪天蓋地盡是有關“減負”的報導和討論。從課程理論出發，“減負”的實質就是騰出“空白課程”。

在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以往教育的模式統一而僵化，學科眾多，而且多是使用統一的教材，有統一的進度，教師只能照著教科書一頁一頁地趕進度，根本沒有彈性自主的空間去實施個別化教學，學生也無法得到適性發展。

澳門是個教育多元化的地區，雖然沒有大陸和台灣以前那種大一統的教育模式，教師的教學相對有較大的自主空間，但減少傳統文化課的比重，培養學生的多元才能，使學生得到適性發展，已成為世界教育發展的大趨勢，澳門在這種情勢下，也應當結合自身的實際情況，對課程作出相應的調整。空白課程的研究要注意兩個問題，即如何騰出空白課程和如何善用空白課程。澳門已有越來越多學校實行五天上課，擠出時間進行綜合活動教育，以發展學生的興趣和特長；也有學校壓縮文化課的課時，下午提早完成正規課程，讓學生選修不同的興趣班。這些現象反映出本澳教育界已意識到空白課程的重要性，騰出“空白課程”已成為一種趨勢。但有了空白課程，並不表示學生的學習負擔就能減輕，更不表示學生就能得到適性發展，因為如何善用空白課程比光騰出空白課程更重要。首先，空白課程其實是一種彈性教學時間，並不等同於綜合活動，它還可以是自修課、輕鬆的主題教學課、特色的校本課程等，甚至可以來個徹底的“空白”──提早放學等。其次，空白課程應是有目標、有內容、有計劃、有組織、有系統的教學安排，若然只是應應景，讓學生亂哄哄的玩一輪，沒有絲毫教育成效，則不“空白”也罷。再次，空白課程應與固定的正規課程建立關聯，成互補之勢，以確實能夠“釋放”學生。

四、強化潛在課程
潛在課程，又稱潛課程、隱性課程、隱蔽課程。這個課程術語由傑克遜（P. Jackson）首先提出。傑克遜在他的《教室中的生活》（Life in Classroom）（1968）中首先使用了“潛在課程”一詞。他分析教室中的團體生活時發現，有些不明顯的學校特徵形成了獨特的學校氛圍，對學生的思想和行為產生奇妙的影響，從而構成了潛在課程。後來布盧姆（B. Bloom）在《教育學的無知》（Innocence in Education）（1972）一書中同時使用了外顯課程和潛在課程一對概念，並說歷來的課程研究忽視了潛在課程。此後，“潛在課程”成為課程研究中一個重要的課題，在澳門也不泛研究者，如在1997年由澳門大學教育學院、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和教育暨青年司舉辦的“優質教育：傳統與創新”教育學術研討會上，就有何少金的《潛性課程初探》和楊秀玲的《課程──從顯性到隱性》兩篇文章論及澳門的潛在課程。

學生在學校中的學習不是孤立的，而是一種集體活動，需要時刻與周圍的環境和人發生交互。學校的物質環境、教學組織、規章制度、人際關係、教師人格，以及由此而產生出的校園文化，勢必會對學生構成潛移默化的影響。學生在學校中形成的種種社會品質，具有強大而持續的效力，其對學生今後的影響或會更勝於掌握某種知識技能。正因如此，新世紀澳門的課程改革，必須要將潛在課程納入視野。

澳門賭權開放後，隨著博彩事業的發展，有社會人士擔心青少年學生可能會受社會風氣影響，沾染賭風。這種未雨綢繆的憂慮是有道理的，但同時也應知道，博彩業在澳門已有上百年歷史，澳門社會有樸實、勤懇、溫情的優良傳統，正如劉羨冰在《澳門博彩業的發展與文教對策》指出的，這是一種“蓮花精神”，具有自我調節的免疫力。（2003）這種“蓮花精神”其實同樣存在於學校，我們如果從課程理論看，澳門社會的“蓮花精神”就是一種重要的潛在課程，只要將其彰顯，就可以引導青少年對抗社會歪風。

由此看來，潛在課程是澳門學校一個未經開發的課程寶庫，研究如何能夠有計劃、有組織地在校園創設物質環境和人文情境，強化潛在課程，使之與正規課程雙軌並行，一顯一隱，相輔相成，應是新世紀澳門課程改革的一個重要方向。

結語
課程改革的層面非常廣泛，千頭萬緒。本文選擇從課程結構入手分析澳門新世紀課程改革的方向，是因為任何的課程都能在上述正規課程、空無課程、空白課程和潛在課程等四大課程類別中找到歸屬。課程改革如能同時考慮到此四大課程類別，當會更周全、更貼近世界課程改革的潮流。在課程比較研究的過程中，筆者越來越堅信，統整正規課程、填補空無課程、騰出空白課程、強化潛在課程應當是澳門新世紀課程改革的四大原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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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統籌局：http://www.emb.gov.hk
人民教育出版社網站：http://www.pep.com.cn

本文原載於《澳門教育》總第199期，澳門中華教育會，2004年3月，第61-64頁，原題為〈從課程結構看澳門的課程改革〉。後經修訂收入單文經、林發欽主編《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選‧教育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12月，第265-272。

澳門歷史研究革新芻議

2010-01-15T20:15:00.000-08:00

澳門歷史研究成果漸豐，今後該如何深化發展，值得史學界思考。

前言
如果我們以1554年作為葡萄牙人入居澳門的正式年份，今年正是澳門開埠450周年。中外交往450載的風雲變幻、潮起潮落，造就了中國南海邊陲一個不平凡的小城──澳門。澳門的城市規模與她的歷史地位並不相稱，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澳門史專家湯開建說：“澳門是個小地方，但澳門歷史卻是一篇大文章；澳門的資源並不豐富，但澳門歷史文化的內涵卻是一座永遠也無法開採罄盡的寶山。”[1]台灣知名歷史學者林明德亦認為：“小澳門，多內涵；表象單純，深層複雜。”[2]內地知名作家王蒙，以一段很感性的話恰如其分地描述他到訪過的小城：“澳門是個小地方，談起她的平方公里，你會心疼她，甚至想把玲瓏的她放在口袋裏，你生怕她被一陣大風暴颳得無影無蹤。澳門又是個大地方，因為她與巨大的祖國相連，又與一望無際的南中國海以及太平洋相連。”[3]

從20世紀80年代起，澳門的歷史問題逐漸引起人們的關注和興趣。回歸前夕，在政治因素的影響下，澳門歷史研究出現空前熱鬧的景象。在澳門主權回歸五周年、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全球化進程進一步加快的當下，澳門歷史研究不但沒有停歇下來，而且少了一點政治的熱情、趕時髦的躁動，增添了幾分默默耕耘的平實、追求真相的執著。吳志良博士道出了澳門歷史研究的價值所在：

澳門歷史研究的意義不僅在於澳門學的範疇。它不僅僅是中國歷史或葡萄牙歷史的一部份，或許從歐洲海外擴張史及中國近代對外交流史的視野來研究澳門歷史的意義會更加重大。因此，澳門學是中西交流研究的切入點。由此，我們可以進入歐洲、中國乃至世界歷史研究的廣闊天地。就此意義而言，澳門問題的政治解決不僅不會使澳門史學降溫，反而提供了更加廣闊的研究前景，研究人員也因為沒有了歷史包袱而可以更加客觀理性。澳門史學不局限於澳門的史地研究上，實際上，它貫通中西，博大精深，遠遠超出了中國地方史的範疇，為學術界開啟了新的思維視野。[4]

事實上，如果我們以西方開展大航海探險作為全球化的開端，澳門就是早期全球化進程中一個絕不可忽視的地方。澳門歷史研究的開山之作，中文當推印光任、張汝霖的《澳門紀略》（成書於1751年），西文則是龍思泰的《早期澳門史》（成書於1832年)。本文無意系統梳理澳門歷史研究的歷史和現狀，因為隨著晚近二十多年來澳門歷史研究的日漸深化，已相繼湧現出不少澳門史學史的文章。1994年澳門舉辦首屆“澳門歷史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了多篇評述澳門史料分佈和研究狀況的文章，重要者有歐卓志（Jorge de Abreu Arrimar）《澳門史料》、李德超《台灣出版之有關澳門史料及庋藏之澳門檔案舉隅》、黃啟臣《澳門歷史研究芻議》、鄧開頌《中國大陸之粵港澳關係研究概述》等。[5]此後，綜述澳門歷史研究狀況，探討“澳門學”建構問題的文章並不少見。其中以湯開建《“澳門學”芻議》[6]、金國平和吳志良合著的《挖掘原始檔案文獻、重現澳門歷史原貌》[7]與《澳門歷史研究述評》[8]尤見深度和全面。2002年，澳門基金會與廣東《學術研究》雜誌社在肇慶聯合主辦“澳門歷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專門探討澳門歷史研究的過去、現狀與未來。會上發表的文章，如葉農、吳青的《澳門史研究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鄧開頌的《學風與澳門歷史研究》等，都專門論述澳門歷史研究的狀況，可被視為是“澳門史學史”的研討會。

我們完全可以預見，隨著澳門多語種史料的整理工作持續展開，澳門歷史研究將會日見深度和廣度。但在浩如煙海的史料面前，在千頭萬緒的歷史懸案當中，在質量參差不齊的研究成果湧現下，有時我們確實會感到一縷縷的迷思。晚近幾十年，西方和中國的歷史研究理論發展迅速，研究方法和史觀都出現新的轉變，文獻資料數位化的實現，更為史料的檢索和保存帶來革命性的變化。凡此種種，促使我們不得不停歇下來，重新思考今後澳門歷史研究的方向。筆者在此不揣淺陋，謹以個人從事澳門歷史研究的經驗出發，大膽談談澳門歷史研究的革新問題，以求教於方家，共同促進澳門歷史研究的發展。

一、研究史料的革新
梁啟超先生嘗言：“史料為史之組織細胞，史料不具或不確，則無復史之可言。”[9]歷史研究能否取得成功，主要取決於引用的史料是否完備和準確，所以澳門歷史研究的革新，首先應從史料入手，即講求史料革新。重視史料，主張佔有大量史料，對史料進行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經過深入分析而得出觀點，就是人們所謂“論從史出”的治史方法。這是歷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受西方近世史學思潮影響極深的傳斯年甚至提出“史學即史料學”之說，高度強調史料在歷史研究中的價值和位置。

史料，即歷史資料，也就是研究和編纂歷史所用的材料。史料的存在形式千差萬別，其分類也不一而足。為方便研究，史料學上根據史料的表現形式，通常將史料分成三大類型，即文字史料、實物史料和口述史料。過去，澳門的史料整理主要偏重在文字史料，即歷史文獻和檔案的層面，而實物史料和口述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則顯得非常不足。歷史研究有賴對史料進行系統而全面的搜集和整理，今後澳門史研究者在繼續推動澳門文字史料的編譯和出版的同時，如能多些關注口述史料和實物史料的整理，並重視不同類型史料的互證，當能更有利於推進澳門歷史的研究。另外，當前世界各地都在全力建構各類的電子資源庫，整合和匯總各種史料，為學術研究帶來極大的便利。澳門在這方面不能固步自封，也應投入資源，盡快創建一個大型的研究數據庫。

約而言之，今後澳門歷史研究要在史料上有所革新，我以為應從以下四方面著手：一挖掘文獻史料，打好研究基礎；二搜集口述史料，拓展研究空間；三普查實物史料，提供研究參照；四建立電子資料庫，全面整合史料。下文分而述之。

1. 挖掘文字史料，打好研究基礎
近年澳門歷史研究取得豐碩的成果，與大量的檔案、文獻等文字史料被整理和利用是分不開的。如金國平和吳志良，近年大量挖掘葡文史料，透過中葡雙語互證，使研究工作取得很大的進展，自2001年至今，已先後出版了《鏡海飄渺》、《東西望洋》和《過十字門》[10]三部著作，成績突出。又如，湯開建從《守圉全書》中發現重要的中文史料《委黎多〈報效始末疏〉》[11]，以之為基礎博引大量中外史料，透過勘比、考證寫成了《委黎多〈報效始末疏〉箋正》[12]一書，澄清了過去澳門歷史研究中不少含混的問題。

事實上，嚴謹的澳門史研究學者，無一不重視澳門史料的挖掘、考證和利用，甚至將澳門史料的整理、翻譯和編纂看成是澳門歷史研究的頭等大事。費成康和黃鴻釗是內地較早研究澳門歷史問題的其中兩位學者。費成康的專著《澳門四百年》初版於1988年，記載了澳門由開埠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共約四百年的歷史。其時澳門史的研究在內地處於起步階段，有關澳門的史料並不多，所以費成康在書中的《後記》不無遺憾地說：“由於國內學術界對澳門歷史的研究尚未深入，不少中文史料有待發掘，不少葡文的澳門古代檔案有待整理、翻譯，所以，本書難免有疏漏、舛錯之處。”[13]黃鴻釗首部澳門歷史研究專著《澳門史》於1987年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由於出版社有字數規限，該書只有十萬字。1991年，黃鴻釗的第二部澳門通史《澳門史綱要》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凡二十五萬言，字數比前書《澳門史》多出一倍半。再後來隨著澳門中葡文史料的不斷被開掘和整理出版，作者感到他上述兩本澳門通史“某些觀點過時，某些資料也嫌陳舊”[14]，於是擴寫出一部字數近六十萬字的《澳門史》，由福建人民出版社於1999年出版。從費成康和黃鴻釗兩位學者身上，我們明顯看到澳門史料的整理對澳門史研究的制約，在史料尚未充分的情況下，很難寫出一部讓人滿意的澳門史。湯開建以考據見長，他嘗言：“讀我這種文章一定很悶，我也不喜歡讀這類文章，但沒有辦法，如不做這些基本史料的勘比工作，澳門史無法引向縱深。……故我對目前澳門史研究深入發展的看法是，第一是開掘新史料，第二是開掘新史料，第三還是開掘新史料，不論是漢文還是葡文。”[15]金國平和吳志良則說得更直截了當：“在中葡兩國有關澳門史料未通過翻譯為對方歷史研究人員掌握之前，一本澳門史的編寫不可能具有科學性和歷史真實性。”[16]中國資深的歷史學家、檔案學家韋慶遠從史料學的角度出發，闡明系統的史料挖掘和整理是今後澳門史研究的必由之路：“對於澳門地區數百年來特殊的歴史發展，中外不少史家曾進行過大量的考訂和論説，在有些問題上也確實取得過一定的成績，但衆説紛紜，迄今還存在不少疑點和難點，仍存在著許多分歧和爭議。究其原因，除因觀點、立場和方法的歧異外，還在於仍缺乏足夠份量的原始史料以供稽考，對各種文獻仍缺乏匯總齊全和進行認眞的訂正。……在當前，認眞吸取中外各種有關澳門史研究的成果，揚棄其謬誤和偏見；廣泛蒐集和充份利用形成於中外的歴史檔案、著作、評論、輿論報導等一切資料，嚴肅地訂正各種史實，撰寫出客觀公正而且內容充實的澳門史論著，已經提到中外史學工作者的日程上來。”[17]由此觀之，澳門史研究的專家學者已形成一種共識：今後澳門史研究能否繼續向縱深方向發展，主要取決於澳門史料挖掘和整理的深度和廣度。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澳門基金會為主的機構從未停歇過對澳門史料的整理工作，有關成果在金國平和吳志良《挖掘原始檔案文獻、重現澳門歷史原貌》一文中有詳盡的介紹，在此不再贅述。對比起中國其他區域史研究或某一專題史研究，澳門史研究的史料因素顯得更為重要。這是因為目前尚有大量澳門史料有待發掘和整理，澳門史上某些懸案，如澳門諸種名稱的由來、葡人入居澳門的具體年份及其方式、地租的起源、荷蘭人對澳門的入侵等問題，都亟待新史料之發現，以資進一步研究。另一方面，由於澳門在歷史上是中西經濟和文化交流的中介地，與葡萄牙、西班牙、羅馬教廷、荷蘭、英國、法國、巴西、日本以及東南亞許多國家和地區有過密切交往，這些國家和地區都或多或少地藏有有關澳門的檔案和其他文獻史料，這些史料是多語種的，必須經過翻譯和整理才能被不同母語的研究者共同使用，達致不同語種史料的互證。據章文欽不完全統計，“現藏於世界各地的有關澳門歷史文化的檔案，估計總數在一百五十至二百萬件之間，其數量是總數約四萬件的敦煌文書的數十倍。”[18]所以，澳門文獻史料的整理工作雖已取得初步的成績，為澳門歷史研究做出了貢獻，但跟浩如煙海的總體澳門史料相比，這些工作可以說只是踏出了長征的第一步。總之，未來澳門歷史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應是對不同類型、不同語種、分散在世界不同地區的澳門史料進行持續不斷的系統的挖掘、整理和編譯。這是澳門歷史研究革新的基礎，離開了這一點，有再高深的理論和方法，也無法把研究工作做好。

2. 搜集口述史料，拓展研究空間
口述史料又稱口傳史料或口碑史料，主要指以口頭流傳為顯著特徵的史料。澳門文字史料的整理成果斐然，但口述史料的整理卻乏人問津，嚴格意義上，系統的整理目前尚處於空白階段。既然口述史料是三大類型的史料之一，在史料整理中就決不能缺席。按照西方其中一種歷史分期的觀點，人類歷史可以分成神話時代、英雄時代和平民時代。顯然，在神話時代，即史前史時期，文字發明以前，人類歷史的主要載體就是口述史料。這就是說，口述史料早就存在，只是文字發明以後，它的作用似乎被忽視了，到近現代，隨著西方史學思潮的發展，它又重新受到重視。在現代史學上，回憶錄、調查記錄等都是重要的口述史料。

當前，世界先進國家都有專門的研究機構對口述史料進行搜集和整理，並充分利用錄音、錄影等數碼技術，記錄訪談的過程，使研究更趨科學，逐漸發展出歷史學的一門分支學科──口述歷史（Oral History）。其實口述歷史在中國古已有之，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記》，作者司馬遷就曾四出訪問，搜集口述史料，只是當時未有“口述歷史”這個專業術語而已。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是目前世界公認的口述歷史重鎮，該校從1958年起即有計劃地對留寓美國的中國軍政要人，包括李宗仁、胡適、蔣廷黻、李漢魂、李璜、左舜生、顧維鈞、孔祥熙、陳光甫、陳立夫、張發奎、吳國楨等進行訪談，為中國現代史留下極為珍貴的史料。在新加坡，由於立國時間短，特別重視口述歷史工作，於1979年設立了口述歷史組，有系統地搜集國家史料。後來，口述歷史組升格為檔案與口述歷史館，成為專門的口述歷史研究機構。在台灣，口述歷史起步甚早，1955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籌備之初即展開口述歷史的工作，1984更成立了口述歷史小組，專責口述歷史計畫。迄今為止，該所已訪談了七百多人，成稿一千多萬字，整理出版了《口述歷史叢書》七十餘種，成果豐碩。在香港，香港博物館也自1980年代開始從事口述歷史工作，以“香港人及其生活”為主題，聘請大學學者參與研究。[19]

具體考察澳門歷史研究的情況，口述史料在許多領域可與文字史料互為印證，甚至補文字史料之不足。首先，澳門的民間傳說和掌故流傳下來的並不少，這些故事有些可能失之史實，但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當時的社會面貌，是澳門其中一種重要的歷史文化資源。要繼續保存澳門的傳說，並使之流傳後世，必須對它們的載體──口述史料，進行系統的搜集和整理。其次，澳門現代史最重要的史料實為口述史料，而非文字史料。現今在世過七十歲的澳門老人，經歷了抗日戰爭、國共內戰、新中國成立、“一二‧三”事件、中葡談判等重大歷史事件，他們的集體回憶構成一幕幕最真實、生動的澳門現代歷史圖像。再次，在澳門風俗史、社會史、生活史、家庭史、土生族群、個人傳記等專題研究中，離開了口述史料，肯定無法做得好。

可喜的是，在澳門歷史研究中，口述史料日漸受到重視，並已有人和機構在這方面做出了嘗試。2001年，澳門博物館舉辦題為“抗戰時期的澳門”的專題展覽，主要透過訪談和圖像，展示抗日戰爭期間澳門的城市概況、經濟民生、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面貌。展覽訪問的對象包括馬萬祺、劉光普、李成俊、劉羡冰、柯正平、畢漪汶、杜嵐、釋機修大師、前主教林家駿（D. Domingos Lam）、飛歷奇（Dr. Henrique de Senna Fernandes）、高志慈（Mother Mary Goisis）等三十多位不同界別的社會人士，鮮活地重現抗日期間澳門的社會生活。展覽的內容還輯錄成《抗日時期的澳門》[20]一書，成為澳門口述歷史一個重要的里程碑。2002年，澳門理工學院社會經濟研究所提出“關於開展‘澳門人口述歷史’研究的初步設想”的計畫書，擬分三個階段，先後開展“抗戰時期”、“關閘事件”、“博彩業的發展”、“澳門的過渡期”、“澳門特區政府的成立”等專題研究。這是澳門首次有研究機構就澳門歷史問題，提出系統的口述歷史研究方案，可惜的是，該計畫至今未見落實。[21]除上述澳門博物館和理工學院社會經濟研究所大規模的口述歷史專題計畫外，澳門民間還有一些學者自發搜集口述史料，開展歷史和掌故研究。成立於1995年的澳門近代文學學會，宗旨之一是搜集和研究澳門近代文學史料，迄今已出版“蓮峰系列”十一種，其中《鏡海鉤沉》[22]、《蓮島春秋》[23]《海島風華》[24]以文史掌故為主，內有不少篇章就十分重視口述史料的應用，以補文字史料之不足。如張卓夫《澳門地區最後一個地保》等幾篇記敘離島歷史的短文[25]，主要透過對路環老居民的採訪，描述出澳門離島早期華人村落的一些社會面貌。還值一提的是，中國民間文化研究專家譚達先在2001年獲得澳門文化局第九屆學術研究獎學金，全力從事澳門民間文學的研究，近年已在《文化雜誌》上先後發表《澳門民間歌謠淵源考略及五首〈月光光〉型兒歌淺釋》、《〈澳門記略〉所記傳說比較研究》、《澳門媽祖傳說藝術初探》、《澳門民間故事藝術初探》等多篇專論。[26]這些研究成果的其中一個特徵，是從口述史料出發，透過勘比和考據，梳理澳門的民間文化。

必須注意的是，不是所有掌故類的澳門文史著作都是建基在口述史料之上的。近年國內和澳門出版了不少傳說、風物、掌故之類的澳門歷史通俗讀物，部分只是從作者個人的成長經驗和記憶出發，配以粗疏的文字史料徵引，並無進行科學的口述史料採集程序，不能將之看作是口述歷史的專著。其中，有些作品更是從前人本已含混的未經考據的著作中輾轉相襲，以訛傳訛，亟需今後以科學的口述歷史研究加以糾正。

總之，口述史料在澳門歷史研究中雖已被一些學者重視，但與鄰近地區比較，尚未見有系統的大型口述史料搜集計畫，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對澳門歷史，特別是現代史的研究是一種無法彌補的損失。作為澳門歷史研究者，我個人期待澳門的口述史料，在不久的將來會得到與文字史料同等的重視。

3. 普查實物史料，提供研究參照
澳門歷史研究，對文獻史料發掘之縱深，文字考據之嚴謹，不同語種之互證，幾近已形成一脈相承的傳統，從博克塞（C.R. Boxer）、文德泉（Padre Manuel Teixeira）到普塔克（Roderich Ptak）、湯開建、金國平、吳志良，我們都能從他們的著作中感受到樸實的考據精神。澳門歷史研究中的這種優良學風，明顯是對中國乾嘉學派和西方蘭克學派的一種繼承，其廣征博引，力戒孤證的治學態度，超越歷史時空，具有持久而強大的生命力。但在埋首於故紙堆中，“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一段時間以後，我們或許會發現，澳門歷史研究中有些課題，特別是澳門社會的內部問題，如史前史、城市發展史、建築史、語言流變等，不透過田野考察和實物史料的佐證，是無法做得更深入，更精緻的。

實物史料是人類歷史活動最直接的證據，又稱“史蹟遺存”，也就是一般所說的“文物”。《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修正本）》第二條規定，文物包括以下內容：

（一）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古文化遺址、古墓葬、古建築、石窟寺和石刻；
（二）與重大歷史事件、革命運動和著名人物有關的，具有重要紀念意義、教育意義和史料價值的建築物、遺址、紀念物；
（三）歷史上各時代珍貴的藝術品、工藝美術品；
（四）重要的革命文獻資料以及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手稿、古舊圖書資料等；
（五）反映歷史上各時代、各民族社會制度、社會生產、社會生活的代表性實物。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第四款提到的“手稿、古舊圖書資料”等實物史料，側重其載體形式，與文字史料側重其文獻內容是有所不同的。學界對實物史料的概念和分類，與上述《文物保護法（修正本）》的規定基本沒有重大的分別。如有學者將實物史料分為遺址、墓葬、遺物、人體本身和古代語言等四大類別。[27]綜合目前各種比較流行的實物史料概念，可知但凡堡壘、墳墓、古建築物、人體化石、古代語言、銘刻、生活用品等，口述史料和文字史料之外的一切史料，都屬實物史料之列。

史學界對實物史料之關注，不始自今日。中國在20世紀上半葉，隨著大量甲骨卜辭、漢晉簡牘、敦煌文書和歷史遺址被發現、發掘，史學家在傳統文獻考據的基礎上，開始關注紙本文獻以外的歷史證據。國學大師王國維在這種學術背景下，提出以傳世文獻資料與地下之考古資料互相印證的治史方法，也就是著名的“二重證據法”。王國維在《古史新證》總論中云：

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斷言也。[28]

陳寅恪在評述王國維的治史方法時，將其“二重證據法”進一步概括為：
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證；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29]

後世有學者在王國維“二重證據法”的基礎上，提出所謂的“三重證據法”和 “四重證據法”的主張，這些治史方法都有一個共通點，即重視田野考察，將實物史料看作重要的歷史證據。

在澳門歷史研究中，也有利用實物史料的好例子。1995年1月，香港中文大學考古隊和澳門學者在澳門基金會的支持下，於路環黑沙發現一處約四千年前的玉石環玦的作坊遺址，透過考古發掘和實物史料分析，為澳門史前史研究帶來新的突破，並出版了澳門第一本田野考古報告書──《澳門黑沙──田野考古報告專刊》。[30]澳門現正以媽閣廟、港務局大樓、鄭家大屋、聖若瑟修院及教堂、崗頂劇院、民政總署大樓、仁慈堂、大三巴牌坊、大三巴哪吒廟、舊城牆遺址、大砲台、東望洋砲台等十二個文物點組成“澳門歷史建築群”，展開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工作。這種形勢需要我們對文物建築有更深更多的認識，而這種研究又必須以文物為中心展開，力戒純文獻考據的書齋式研究。個人在研究澳門舊城牆建置源流的過程中，發現始建於1568年的澳門城牆，幾度興廢，今日所知之舊城牆界址，可能分屬於不同的時期，如不對各個時期興建的城牆進行實地考證，單從文獻入手，其結果將是令人難以信服的，甚至是徒勞的。[31]要使實物史料進入研究者的視野，澳門行政當局有責任對澳門現有的歷史遺址如文物建築、銘文、墓地、考古遺址等進行全面的普查和研究，並將成果整理成書出版。澳門曾於1984年6月30日和1992年12月31日先後頒布《第五六／八四／Ｍ號法令》（即《建築、景色及文化財產的保護》）和《第八三∕九二∕Ｍ號法令》，列出建築文物的受保護名單。[32]這兩個法令的目的是從法律層面保護一批有價值的文物，對文物本身並無任何的描述，作為法律文件，也沒有這個必要。澳門今後的實物史料普查和研究工作，可以這兩個法令為起點，制定大規模而又系統的計畫，對法令名單內的文物和名單外的所有有歷史價值的史蹟遺存作出清點和描述，以為澳門歷史研究提供參照。

4. 建立電子資料庫，全面整合史料
資訊科技的高速發展，為學術研究帶來重大的衝擊。自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全球互聯網絡全面溝通和匯集後，諸多學術領域的研究都突飛猛進。在歷史研究領域，因資訊科技的發展而帶來的轉變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史料數位化的變革；一是研究方法的變革。後者將在下文“研究方法的革新”中探討，現在先討論史料數位化的問題。

在人類正逐漸進入資訊社會的當下，不管我們願意不願意，人類文明的記載和傳承，已經開始從“紙本”向“網絡”（數位）轉變。在歷史研究中，面對浩如煙海的各類史料，這種轉變正好為史料保存、整理和利用帶來夢寐以求的技術和環境。有學者認為：“數位化是史料處理的必由之路。第一，把各種史料統一為電腦資料，方便存儲和檢索；第二，使史料的物理體積大大縮小，方便攜帶；第三，可以低成本無差錯拷貝，方便傳播和普及。目前，不論是印刷文檔、手寫稿，還是電子文檔、音像檔、甚至於遺址與文物，越來越多的史料逐漸被數位化，出現了資料倉庫（Data Warehousing）、資料集市（Data Mart）、資料獲取（Data Mining）等新概念和資訊數位化處理方法，逐步形成了大資料量存儲和管理模式。”[33]事實上，近年世界各地數位資源庫建立的速度非常驚人，而且數位化資訊的範圍也逐步增大，從最初期的數字、文字擴展到後來的圖表、影像、聲音、動畫，使非文字形式的數位資訊大量湧現。目前，較為我們所熟知的數位化計畫有：聯合國為搶救一些瀕臨滅絕的人類文明而推動的Memory of the World計畫、美國有國會圖書館的American Memory計畫、日本和IBM合作的數位博物館計畫、大英圖書館的敦煌資料數位化計畫、台灣中央研究院的漢籍電子文獻（舊稱“漢籍全文資料庫”）計畫等等。

面對界各地數位化的滾滾浪潮，澳門學者楊開荊呼籲：“澳門的文獻館藏發展必須配合信息時代的步伐，才能滿足社會教育和科研發展的需要。除了保持澳門特色文獻的發展外，澳門更要開發有自己特色的網絡資源。”[34]對比香港和台灣等鄰近地區，澳門在網絡資源建設方面明顯滯後。現時，雖然澳門大多數共公機構，包括主要的圖書館都已建置了網站，但由於起步晚，更主要是對網絡資源在未來世界競爭中的重要性認識不足，以致澳門至今未見有一個大型的電子文獻資料庫。楊開荊道出了當前澳門網絡資源發展存在的問題：“只有極少數（圖書館）以縱向方式進行深入的網絡資源開發，普遍只是以橫向方式將一些相關的網頁鏈接，使資源流於表面化，未能真正達到讀者需求。總的來說缺乏完整的開發網絡意識和科學決策觀念。”[35]

當前所見，澳門虛擬圖書館（http://www.macaudata.com/）是澳門本土最大型的學術資源庫。澳門虛擬圖書館由澳門基金會屬下的澳門教科文中心負責建構，擬把在澳門出版的書籍和期刊全文電子化，目的是在“網上建立澳門的資訊、學術交流研究中心，為澳門市民及世界各地關心澳門的人士提供一個不限時間、地域，既方便、快捷、經濟，又能深入全面瞭解、認識、研究澳門的新途徑。”[36]澳門虛擬圖書館收錄有中、葡、英三個語種的澳門文獻逾400種，截止2003年底，已有337本書籍可供檢索和在線全文閱讀，其中包括215本書籍和122本期刊。該館典藏，包括不少大型的澳門史料專書，如《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37]、《知新報》[38]、《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39]等，俱可在線全文閱讀，十分便利。現時，澳門虛擬圖書館有註冊會員逾5000人，其中不少是外地學者，為“澳門學”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實用的資訊平台。澳門虛擬圖書館在澳門文獻電子化的工作中雖已取得了一些成績，但對比澳門數量巨大的史料和文獻，該館所收實為九牛一毛。考察澳門虛擬圖書館的藏書，會發現來源有二：一是澳門基金會的出版物，一是澳門民間的出版物。其實像澳門文化局（前身為文化學會和文化司署）、教育暨青年局等機構，也出版過大量有關澳門，尤其是有關澳門歷史的書籍。遺憾的是，這些共公機構出版的書籍都沒有被收錄。更為可惜的是，澳門虛擬圖書館已有相當一段長的時間沒有再增加數位典藏，這可能是因為第一階段的建置工作已結束。我們期望該館能盡快展開新一階段的工作，加倍努力，制定長遠而完整的澳門文獻電子化計劃，為澳門歷史研究貢獻更大的力量。

澳門歷史研究今後一個發展方向，應是建立一個大型的數位資料庫，把文字史料、口述史料和實物史料匯總整合，為研究者提供一個功能龐大的研究平台。澳門虛擬圖書館、中央圖書館和澳門大學圖書館應成為澳門這項世紀電子工程的三大力量。

二、研究內容的革新
近年澳門歷史研究在許多問題上雖然獲得很大的進展，但整體看來，研究內容卻日益顯現出不平衡的狀態：一是在時間上，詳古略今；二是在地域上，重視半島，忽視離島；三是在主題上，較多關心以澳門為中介的中西交往，較少關注澳門社會內部的發展。今後的澳門歷史研究，應針對上述三種不平衡的狀態，在時間上，加強近現代史研究；在地域上，加強離島歷史研究；在主題上，加強澳門社會內部歷史的研究。以下分點探討。

1. 時間上，加強近現代史研究
以目前各地已面世的研究成果來看，澳門歷史研究存在嚴重的厚古薄今現象。在澳門開埠四百多年的時間歷程中，最多學者參與的是早期澳門歷史的研究，尤其是澳門開埠史的研究。澳門歷史研究的成果，也以這一歷史時期最為豐富，主要著作有C. R. Boxer（博克塞）Seventeenth Century Macau in Contemporary Documents and Illustrations（十七世紀的澳門）[40]及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1550－1770: Fact and Fancy in the History of Macao（葡萄牙紳士在遠東）[41]、張天澤《中葡早期通商史》[42]、周景濂《中葡外交史》[43]、章文欽《澳門歷史文化》[44]、湯開建《明清士大夫與澳門》[45]、《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46]和《委黎多〈報效始末疏〉箋正》[47]、金國平《中葡關係史地考證》[48]和《西力東漸——中葡早期接觸追昔》[49]、萬明《中葡早期關係史》[50]等等。相比這些研究成果，澳門近、現代史的研究就單薄得多了，時間越是往後，相關研究就越少，難怪吳志良說：“1949年至1999年這半個世紀的澳門歷史離我們最近，卻又最不為我們所熟悉。”[51]正是基於這種認識，金國平和吳志良近年出版的三部重要的澳門史專著，即《鏡海飄渺》、《東西望洋》和《過十字門》，都有關於澳門近現代史的專論。事實上，學術界近年陸續出版了不少澳門近現代史的史料，主要有《澳門專檔》[52]、《廣東澳門檔案史料選編》[53]、《鴉片戰爭後澳門社會生活記實──近代報刊澳門資料選粹》[54]、《從廣州透視戰爭》[55]、《中葡交涉史料》[56]、《勘界大臣馬楂度──葡中香港澳門勘界談判日記（1909-1910）》[57]、《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匯編（一八八七──一九四六年）》[58]、《〈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59]、《澳門史料拾遺──〈香山旬報〉資料選編》[60]等等。這些史料的整理出版，為澳門近現代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礎。今後澳門史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是在深化早期史研究的同時，將研究的時間區段向下延伸，充分利用已出版的史料，繼續發挖文字史料和口述史料，拓展近現代史的研究，以還澳門歷史一個貫通古今的全貌。

2. 地域上，加強離島歷史研究
今天的澳門地區，包括澳門半島、氹仔島和路環島。葡萄牙人在十六世紀中葉入居澳門後，為防禦海盜和荷蘭人入侵，逐步在澳門半島的中南部擅自興建城牆和砲台等防禦工事。這些工事建成後，成為葡萄牙人在澳門居留的一道人為界址，直至鴉片戰爭前，澳門葡人基本居住在圍城以內。1846年阿馬勒出任澳門總督，推行殖民化政策，北拓南征，氹仔和路環也相繼被佔領。較之澳門半島，葡萄牙人入居氹仔和路環的時間短得多，在鴉片戰爭以前澳門所發生的許多重大國際事件，都與路氹兩島的關係不大。基於這種歷史背景，在澳門歷史研究上，學界長期以來將目光主要集中在澳門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澳門半島，而忽視了氹仔和路環。

專門研究路氹歷史的著作，目前所見並不多，其中較重要者當推文德泉神父（Padre Manuel Teixeira）的葡文版《氹仔與路環》（Taipa e Coloane）[61]。該書直接利用藏於海島市氹仔檔案室的檔案抄本，描述氹仔和路環早期（1848－1900）合共五十年的歷史發展，實為迄今路氹早期歷史最重要的著作，只可惜1900年以降無載。其他描述路氹歷史的專著，深度略嫌不足。João Carvalho在文德泉研究的基礎上，撰有《氹仔路環》（Taipa Coloane: Macau da Outra Banda）[62]，該書曾先後印行兩版，是概覽式的著作，原文為葡文，附有中、英文摘要。中文著作方面，有鄭偉明的《澳門附近島嶼氹仔、路環歷史初探》[63]、澳門近代文學學會的《海島風華》[64]、陳煒恆的《路氹掌故》[65]等。在目前已問世的幾本澳門通史式著作中，並未見有論述離島的專章，反而黃啟臣與鄭偉明合著的《澳門經濟四百年》有專章論述路氹的經濟民生。[66]

路氹二島地處十字門的東部，是古時船隻進入澳門的重要通道。20世紀70年代開始在路環展開的考古工作，陸續發掘出石器和陶器，對研究澳門地區的史前史有重大的意義和作用。[67]另外，路氹兩島的發展較澳門半島慢，至今還保存有黑沙村、九澳村等村落，實在是研究澳門早期華人社會的重要歷史遺存。總之，加強對氹仔和路環的歷史研究，會使整個澳門歷史研究取得更大的進展。氹仔和路環是澳門重要的組成部份，一部完整的澳門史，應將此兩個離島包括在內。

3. 主題上，加強澳門社會內部歷史研究
審視澳門歷史研究已有的成果，很容易就會發現，研究者顯然較多關心以澳門為中介的中西交往，而較少關注澳門社會內部的發展。這是澳門歷史研究在主題上不平衡的一種反映。

澳門作為中西交往橋樑的歷史地位和價值，不僅是屬於澳門自己的，也不獨是屬於中國的，或歐洲的，而是屬於整個世界的。所以，許多從事澳門歷史研究的學者，澳門本身也許並不對他們構成吸引力，他們感興趣的是在澳門發生的一系列重大的中西交往歷史。這是我們必須承認的事實。這種事實的結果是，在長期累積下來的澳門歷史研究成果中，研究以澳門為窗口的中西交往的多，研究澳門社會內部發展的少。具體而言，澳門歷史研究有四大熱點主題，那就是圍繞澳門問題的中西政治關係、中西經濟貿易交往、中西科技文化交流和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在澳門及東方的傳播。此四大議題，關注的焦點俱不在澳門本土。

造成澳門歷史研究在主題上的這種失衡，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研究史觀出現嚴重的偏重，以致影響研究內容，這一點下文將在“研究史觀的革新”有更詳細的論述；一是有關澳門社會內部問題的史料發掘的深度不夠。近年有學者已關注到因史料不足而造成的研究主題的失衡，湯開建言：“過去的澳門史研究，研究最深入者為澳門開埠初期一段，到研究澳門近現代史時，主要內容多為中葡關係，對澳門地區內部發展情況極少涉及，或言之不詳，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反映當時澳門地區內部社會活動的大量資料，多載錄於各種報端，而這一部分資料沒有人花大功夫進行整理。”[68]基於這種認識，湯開建近年組織，並主編出版了《鴉片戰爭後澳門社會生活記實──近代報刊澳門資料選粹》和《〈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兩本大部頭的近代報刊資料，為加強研究澳門社會內部的歷史情況提供了富豐的第一手材料。但對比圍繞澳門問題的中西關係史，澳門社會內部問題的史料整理和歷史研究都有待進一步深化。

三、研究史觀的革新
在澳門歷史研究中，中西學者對許多問題，如澳門主權問題的由來、對亞馬留（João Maria Ferreira do Amaral）的評價等，持有不同，甚至完全相異的看法。吳志良對此評述說：“由於澳門歷史研究起源於中葡兩國對澳門主權治權問題的爭議，中西、尤其是中葡學者已經在許多重大問題上存在立場觀點的對立和分歧，語言的障礙更加令到這種對立和分歧加深加大，本來比較容易解決的問題也變得複雜起來。”[69]根據上述的分析，造成這些差異，不但與史料不足和語言障礙有關，還與研究者的歷史觀有很大的關係。

歷史研究者史觀的形成，受到兩種主要因素的影響：個人與社會。個人方面，學者的知識結構、學術訓練和成長經歷會逐漸內化成固有的思想觀念和慣性思維，從而生成相對穩定的世界觀。社會方面，人總是生活在特定的時空裏，當時當地的國家觀念、民族情感、政治取向、宗教信仰、社會價值等意識形態，會不可避免地對研究者產生影響。

從不同的判別視角，會得出不同的歷史觀類別，如唯物史觀、唯心史觀、神學史觀、科學史觀、進化史觀等等。從澳門史學史的角度出發，回顧澳門歷史研究的歷程，我們大概可以將研究者分為兩大不同的史觀群體：中國史觀研究者和西方史觀研究者。一個研究群體史觀的形成，社會因素所發揮的作用大於個人因素。一定的地區，在一定的歷史時期，會構成一定的時空背景。這種因橫向的地域和縱向的歷史不同而構成的不同社會背景，會產生屬於那個地區和時代特有的思潮，從而影響所屬的研究群體。簡單地說，就是一個地區有一個地區的社會思潮，一個時期有一個時期的時代思潮。史學思潮是社會思潮和時代思潮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社會思潮和時代思潮結合後的一種表現形式。任何一種史學理論都發軔於特定的社會環境，並從中逐漸建構起特定的歷史觀。在澳門歷史研究中，中國史觀和西方史觀的形成，正是建基於各自的歷史地理環境，生成自身對澳門歷史問題不同的研究視角。目前在史學理論研究中，對“史觀”的研究還不多，將之作為一個課題來探討澳門歷史研究的狀況並不見得完全成熟，但我相信，如果我們從“史觀”出發審視澳門歷史研究問題，當會有新的發現。

這裏有必要對我上文提出的中國史觀和西方史觀作出一些解釋：並不是主張“葡人私侵澳門而取得澳門管治權”的就是中國史觀研究者，而認為“葡人幫助驅盜而獲准入居澳門”的就是西方史觀研究者；也不是說，中國史觀研究者有中國固有的研究方法，而西方史觀研究者就有西方特有的研究方法。中國史觀研究者和西方史觀研究者的主要區別，不在個別研究問題的學術取態，亦不在研究方法的異同，關鍵在對研究內容的傾向。兩種史觀並沒有誰對誰錯，誰優誰劣，誰強誰弱之分。不同的是，中國史觀研究者關注的中心是整個中國，西方史觀研究者關注的中心是整個西方或自己的祖國。也就是說，這兩種史觀的研究者所以研究澳門歷史，主要是考察圍繞澳門的歷史問題而展開的各種中西交往，例如以澳門為基地的西風東漸、東學西傳、中外關係、中西貿易等問題。說得更具體一點，中國史觀研究者最關心的，首先是澳門對中國發生了甚麼樣的影響，其次是中國透過澳門對西方產生了甚麼影響；而西方史觀研究者最關心的，同樣是西方和中國透過澳門對對方產生了甚麼影響。從上述分析可見，兩種史觀有一個共性，即所關心的重點都不是澳門本土。由此出發，我們會更容易理解，上文在“研究內容的革新”提及的，為甚麼在澳門史研究的諸多領域中，對澳門社會內部的研究是最缺乏的。

從“史觀”的角度看，我以為今後要進一步深化澳門歷史研究，應從以下三方面著手：第一，磨合中國史觀和西方史觀的各種分歧；第二，扶植澳門史觀；第三，建立全球史觀。

1. 磨合中國史觀和西方史觀的各種分歧
吳志良認為澳門回歸為收窄中西學者之間的分歧帶來了契機：“可幸又可喜的是，借澳門回歸祖國的東風，不僅消除了許多政治上的干擾因素，中西文著作互相翻譯也逐漸多了起來，雖然還遠遠不足够，可中西學者起碼知道大家在做些甚麼，水平去到甚麼程度，哪些是分歧，哪些是誤會，最重要的是，雙方都逐漸找到一個共同的方向和目標，即怎樣將澳門歷史研究推上一個新的臺階，並在研究方法上努力革新，以最終寫出一本大家都認為比較科學、接近事實而且有一定深度的澳門歷史。”[70]由此觀之，當中國史觀和西方史觀接軌的一天，即彼此在大多數議題上基本不再存在分歧的時候，澳門歷史研究就會邁進一個全新的階段。在這以前，我們所應做的，就是繼續進行不同語種史料和著作的互譯、多辦國際性的學術交流會，為不同史觀的研究者提供對話的平台，以消弭彼此的分歧。但換一個角度看，中西不同史觀學者的分歧，只要不是誤解，不見得一定是壞事，因為這會促使研究者進一步找尋史料，以支持自己的觀點，從而客觀上推動澳門歷史研究的發展。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史觀和西方史觀的溝通，需要一批精通中、葡、英多語種的史學專才充當研究中介，金國平和吳志良作為精通葡語的華人學者，在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成為近年推動澳門歷史研究走向國際化的重要人物。

2. 扶植澳門史觀
如果說中國史觀研究者和西方史觀研究者都不關心澳門本土問題，是值得商榷的，但相對澳門史觀而言，上述兩種史觀研究者確實有不同的關注重點和研究中心。一部完美的“澳門歷史”首先應是以澳門為中心的，它研究的重點應是“澳門本土”而非“中西交往”。當然，澳門四百多年來一直是中西交往的橋樑，澳門歷史會不可避免地涉及海外關係，旁及世界各地，但當中的主次關係卻不可含混。否則，一部“澳門歷史”很可能會寫成一部“圍繞澳門的海外關係史”。澳門歷史研究，當前需要形象鮮明地提出澳門史觀，使之與中國史觀和西方史觀三者並存，從而使研究趨向更多元化和立體化。

澳門史觀研究者，不應以國籍和居住地來劃分，只要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立足於澳門，更多地從澳門本土出發，而非從整個中國或歐洲來考察澳門四百多年的歷史發展，將研究重點置於澳門本土，就可說是澳門史觀研究者。當然，澳門史觀研究者的主要力量應是澳門本地的研究人員，因為實際情況往往是本地人比外地人對澳門這塊土地有更強烈的人文關懷和主體意識，能更自覺主動地以澳門史觀微觀考察本土的一人一事，一草一木，一磚一瓦。但現在的問題是，澳門本土參與澳門歷史研究的人員還不多，力量單薄，亟需加強與外地學者的交流，以壯大力量。扶植澳門史觀，應是未來澳門歷史研究學界的一個共同的負任。

3. 建立全球史觀
在澳門歷史研究中，全球史觀應是一個與澳門史觀相對的概念，但它們之間並不矛盾。澳門史觀、中國史觀、歐洲史觀和全球史觀構成澳門歷史研究中，多重層次、多維視野、多種形態的史觀結構，彼此互補不足，相輔相成。在史學理論中，全球史觀有多種不同的表現形式，本文無意逐一探討。簡而言之，全球史觀是以“全世界”為視野研究各個地區，不同時期的歷史，把人類歷史當作一個整體來考察，更多地傾向以“文明”，而非國家或地區作為研究的基本單位。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Arnold J. Toynbee）的《歷史研究》、美國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L. S. Stavrianos）的《全球通史》（A Global History）[71]、德國學者弗蘭克（Frank, G.）的《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Reorient: 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72]等等，都是全球史觀的經典鉅著。

現時世界史學界有意見認為，十五世紀歐州大航海時代，是“全球化”的開端。如果這種說法成立，澳門毫無疑問在全球化進程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與全球歷史的發展關係密切。要弄清十六世紀中葉以後，澳門與世界各地的關係，就必須以全球史觀來審視問題。事實上，澳門歷史研究的部分專題，如對外貿易、外交關係等，不以全球史觀來研究，是難以作出接近歷史事實的解釋的。何芳川的《澳門與葡萄牙大商帆──葡萄牙與近代早期太平洋貿易網絡的形成》[73]，就將澳門置於整個太平洋貿易圈中加以研究，從而重構出比較清晰的歷史圖像。

綜上所述，澳門歷史研究應避免單一史觀的運用。如明季澳門與荷蘭的關係，對澳門而言，是影響早期政治、經濟、城市佈局、防禦建設等重大事務的一個重要因素，這就需要以澳門史觀來考察；對中國而言，是早期中荷關係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就需要以中國史觀來考察；對荷蘭而言，是荷蘭人試圖拓展亞洲海上貿易網絡，特別是要打開中國貿易之門的一種反映，這就需要以歐洲史觀來考察；對世界而言，是西方殖民勢力為爭奪貿易利益在中國所發生的一系列衝突的具體表現，這就需要以全球史觀來考察。顯然，惟有多種史觀並用，研究成果才能從不同的角度反映歷史，最接近歷史的本來面目。

四、研究方法的革新
研究方法是揭示歷史真相的工具，歷史研究能否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研究者能否嫻熟地運用各種不同的研究方法。著名的歷史研究者，無不重視研究方法，翻查史學理論著作目錄，發現中外學界單在二十世紀100年間出版的有關史學方法論的專著可謂汗牛充棟。在中國，梁啟超和錢穆分別於1923年和1961年出版了同名專著《中國歷史研究法》，對後世中國史學界影響深遠，單行本在華文世界多次再版。[74]傳統的史學研究方法主要著重整理和考證史料，研究步驟可以粗略歸結為“搜集史料──分析史料──重現史實”三個階段。這是歷史學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對歷史事實的重構、歷史過程的分析、歷史現象的解釋，都得以此為基礎。澳門歷史研究在晚近二、三十年所以取得重大的成果，主要就是得益於這種研究方法，有賴一批踏實的中外歷史學者不甘寂寞地持續對澳門史料進行發掘、翻譯、整理、考證。今後，這種優良的史學研究方法還得繼續進行下去，發掘出更多的中外文史料，透過紮實的史料考據和不同語種的互證，促進澳門歷史研究向縱深方向發展。

除上述一般性的歷史研究步驟外，依研究者偏重理論的不同，會具體得出不同派別的研究方法，如比較研究法、計量史學、口述歷史、文化研究法等等，不一而足。從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開始，西方以年鑒學派為代表的“新史學”逐漸崛起，掀起“史學革命”，對蘭克學派等西方傳統史學提出重大的挑戰；數學、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其他學科的發展，也為史學研究方法帶來新的選擇；西方社會所謂的後現代哲學思潮，產生的五花八門、光怪陸離的思想學派，不論我們願意不願意，都已滲透到歷史研究當中；電子資源庫和互聯網絡的快速發展，改變了史料整理、保存和檢索的方法……澳門歷史研究面對這種種變革，總不能固步自封，視而不見。方法不是萬能的，更不是一成不變的，然而但凡一門學問，在其學科體系發生發展的過程中，必會產生一定的研究通則和特殊方法，指導研究。我以為，澳門歷史研究要重視方法，但又不拘泥於方法；要發揚傳統的考據方法，但又積極吸收當代先進的史學方法；要建立多元化、現代化的研究方法體系，但又法而無度，以無法為有法，為研究工作開創新的局面。本文無意煞有介事地探討將某一史學流派與方法應用到澳門歷史研究中，而是根據近年澳門歷史研究的動態和存在的問題，提出兩種參照的方法：充分利用電子文庫、開展跨學科協作研究。此二者，嚴格意義上，或許算不上是具體的方法，只是研究手段而已。但我相信，如善加利用，會為研究工作帶來新的突破。

1. 充分利用電子文庫
前文“研究史料的革新”部分，主要從史料的整理和儲存角度論述澳門歷史文獻電子化的問題，本節則主要討論電子文獻的檢索問題，並介紹目前一些較為重要的澳門歷史電子資源庫，以資研究者參考。台灣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文獻處理實驗室兼任研究員謝清俊指出：“1970年代電腦在學術界普遍運用之後，各學科所受的影響日益顯著。此時，電腦不僅明顯地成為不可或缺的工具，改變了該學科中做研究的方法和程序，並且改變了該學科基本資料的蒐集、彙集、運用、與表達和詮釋。於是，對該學科之內容，亦使學者不知不覺中產生了新的體認和看法。”[75]

事實上，以微電子技術和網絡通訊為核心的資訊產業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掀起人類歷史上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浪潮，徹底地改變了當代人類的生存狀態和生活方式，為傳統的史學研究帶來巨大的衝擊。這主要表現在電子化為文獻的整理、保存、檢索和利用帶來極大的方便，有人甚至以為電子文庫的出現顛覆了傳統的史學研究。這種說去或過分強調了電子文庫的作用，但電子文庫強大的檢索功能，確實為史學研究帶來前所未有的便利。中國的古籍文獻浩如煙海，老一輩學者為找尋某一專題的史料，在故紙堆中經年累月地爬梳，他們的精神和成就固然使人欽佩，不少人卻將畢生主要的精力專注於此一工作，以致未能做出更大的貢獻。現代先進的電子文庫檢索功能，使前人可能窮盡一生時間方能完成的工作，在分秒之間就出現在眼前。但檢索愈趨快速便利，帶來的危害也可能愈大。台灣知名歷史學者黃一農批評說：

隨著出版業的蓬勃以及圖書館的現代化，再加上網際網路和電子資料庫的普及，新一代的史學工作者常擁有博聞強識的前輩學者們夢寐以求的環境，我們有機會在很短時間內就掌握前人未曾寓目的材料，並填補探索歷史細節時的許多隙縫，或透過邏輯推理的佈局迅速論斷先前待考的疑惑或矛盾。然而，如果我們無法在紮實的傳統史學基礎上，進一步運用資訊工具以強化梳理和鑽研史料的能力，而仍舊安於文獻的摘引、複述與排比，或將愧對科技進展所賦予這一代史學工作者的特殊條件。[76]

這是極有見地的意見，數位文獻的檢索功能再強大，也不可能替代研究者建基於廣博史識之上的專業判斷與評議。這是新一代的歷史研究者，在使用電子資源庫時不可不時刻引以為戒的。以下介紹幾個重要的網站：

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http://www.sinica.edu.tw/~tdbproj/handy1/）：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舊稱漢籍全文資料庫）是迄今最具規模的中文古籍資料庫之一，校勘工作十分嚴謹，具備全文檢索與閱讀功能。其中二十五史、超過四千萬字的臺灣史料、清代經世文編、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等部分，有不少與澳門歷史有關的資料。

美國國會圖書館地理地圖部有關澳門研究的地圖資源（http://memory.loc.gov/ammem/gmdhtml/macau/macau.html/）：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有關澳門的印刷地圖、手繪地圖、地圖集和視圖等，年代包括四個時期：1655-1764、1787-1806、1834-1952及1988-1991。這批地圖語言多樣化，主要由中國、法國、英國、德國、俄國、葡國及港澳等地印製出版。

澳門中央圖書館圖書目錄檢索系統（http://www.library.gov.mo/opac_c.html）：本系統是澳門最大型的公共圖書館──中央圖書館（http://www.library.gov.mo/）的一個分支網頁，包含一般書目查詢系統、澳門本地出版品名錄數據庫、葡文文獻查詢系統三大部分的內容。

澳門大學國際圖書館（http://library.umac.mo/lib.html/）：包含“文獻中心”、“數據庫”、“澳門文獻電子資源庫”等重要內容，是澳門數位化程度最高的圖書館。

澳門虛擬圖書館（http://www.macaudata.com/）：上文“研究史料的革新”已有介紹，這裏不贅述。

澳門文物網（http://www.macauheritage.net/）：含有大量描述澳門實物史料的資料，是掌握澳門文物概況的入門網站。

澳門《公共行政雜誌》（http://www.safp.gov.mo/default.asp/）：從2002年12月出版的第15卷，第4期 ( 總第58期 ) 起，可全文閱讀pdf檔。

澳門《文化雜誌》（http://www.icm.gov.mo/RC/）：2002年以後出版的中文版和外文版（包括英文和葡文兩個語種），皆可全文下載pdf檔。

澳門印務局（http://www.imprensa.macau.gov.mo/cn/）：包含政府公報、法律、法規、政府出版品等重要資訊。

2. 開展跨學科協作研究
現代科學一般被分為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兩大門類，但這種學科分類法並非古已有之。從人類知識累積的進程來看，科學發展經歷了“合──分──合”三個階段。在古代西方，希臘人以“哲學”概括了所有學科，後來的中世紀乃至文藝復興時期，這種認識還普遍地被接受。這一時期由於人類的知識總量不多，因此當時的人才都是百科全書式的人物，在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之間沒有一條涇渭分明的界線，如著名的古希臘哲人阿里斯多德，從物理學、邏輯學、心理學到歷史學、文學、語言學無一不精。這是科學發展第一個“合”的階段。到了17世紀，近代科學飛速發展，經過伽利略、笛卡爾和牛頓等人的建構，在科學方法論上，終於完成了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分化過程。在接下來的三個世紀，人類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精神文化和物質文明，科學的分工也越來越精細，新學科不斷產生。這個時期，可說是人類科學發展 “分”的階段。但這種認識到了20世紀末，又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因為近二三十年，人們開始發現單一學科已難以圓滿地解決人類的問題。最好的例證就是，人類科學的發展正在相互滲透、互相補足，綜合科學、交叉科學、邊緣科學相繼湧現，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逐漸趨向融合。這是人類科學發展再“合”的階段。

我們今天正處於一個講求學科交叉支援的時代，面對人類過去種種複雜的歷史問題，如果單由歷史學家或學科專家來研究和解釋，很可能會顯得力不從心或研究不夠深入。其實這種認識不是到我們今天才有，早在大半個世紀以前，梁啟超嘗言：“歷史上各部分之真相未明，則全部之真相亦終不得見。而欲明各部分之真相，非用分功的方法深入其中不可。此決非一般史家所能辦到，而必有待於各學之專門家分擔責任，此吾對於專門史前途之希望也。”[77]中國已完成的夏商周斷代工程，正是梁啟超所“希望”的。研究澳門的歷史，例如植物傳播史，若單由歷史學家來做，對氣候、土壤、植物特性等因素可能對植物傳播發生的影響會缺乏認識；若單由植物學家來做，又會對中國與東南亞、歐洲、非洲、南美洲等地在歷史上出現過的錯綜複雜的交往背景缺乏深入的認識，影響研究結果。澳門植物傳播史最理想的研究方案是，由植物學家和歷史學家共同組成研究小組，擬訂研究計劃，根據各人的專長和學科知識分配研究內容，在整個研究過程中小組成員保持緊密的知識交流，各盡其才，以保證研究成果科學嚴謹。在澳門歷史研究中，許多專門的範疇，如建築史、醫療史、教育史、音樂史、美術史等，如由歷史學者和學科專家一起進行研究，肯定會取得更重大的成果。我們知道澳門土生族群是澳門四百多年歷史發展過程中產生的一個獨特的群體，歷史學者如能從文化人類學、社會學、倫理學、語言學、文學等不同領域，多層面、多角度地研究澳門土生族群，一定會比單從歷史視野去解釋要完美得多。這就同樣需要歷史學者和不同領域的學科專家攜手合作。我們可以斷言，隨著澳門歷史研究的日漸深入和精緻化，跨學科的協作研究將會成為一種趨勢，同時也是研究能否取得突破的一個關鍵因素。

五、研究主體的革新
從晚近二十年各地出版的研究成果來看，澳門、中國大陸和葡萄牙已成為澳門歷史研究的三大重鎮。但從研究人員的地區分佈來看，卻主要集中在中國大陸，其次是葡萄牙，再次才是澳門。

在中國大陸，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華南地區，以暨南大學、中山大學和廣東社會科學院的研究成果最為豐富。南京大學也是較早參與澳門歷史研究的國內高校。近年，隨著澳門的歷史地位日漸受到重視，參與澳門歷史研究的國內學者有所增加，研究人員正呈現發散分佈的狀態。但在總體分散的同時，暨南大學古籍文化研究所在博士生導師湯開建教授的組織和指導下，凝聚了為數二三十人的碩士和博士研究生，各有分工，銳意發掘和翻譯中文、葡文、英文、日文、法文和荷蘭文等史料，在多語種互證的基礎上，對澳門歷史展開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成為目前中國大陸澳門歷史研究人員最為集中的教學和研究構機。

葡國一直是澳門歷史研究的一個重要國家，葡國學者一方面身處西方，能迅速地接觸到西方最新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因為地利之便，能直接利用藏於葡國的各種澳門檔案，使研究成果具有較高的起點。當然，對葡國許多學者而言，無法讀懂和利用中文文獻是他們最大的不足。金國平和吳志良對葡國澳門歷史研究的狀況有較多的認識，他們在《澳門歷史研究述評》中有詳細的介紹，茲引錄如下：

以前，葡萄牙的研究和教學單位主要集中在里斯本，如里斯本古典大學文學院歷史專業、里斯本新大學社會及人文科學院海外研究所、里斯本科技大學社會及政治科學院國際制度研究中心、中國研究所、天主教大學葡語國家及文化研究中心。近年來，北部的阿威羅（Aveiro）及米紐（Minho）大學也設立了漢學課程，部分研究澳門問題。東方基金會也設有一個漢學研究中心。葡萄牙政府機構中研究澳門的機構有：裝備、計畫及領土管理部下屬的熱帶科研院內的古圖研究中心及亞非研究中心。幾年前，葡萄牙科技部又與澳葡政府於里斯本設立了澳門科技文化研究中心（Centro Cientifico e Cultural de Macau）。該中心擁有一個專業書籍收藏豐富的圖書館和一個澳門博物館。”[78]

澳門作為澳門歷史研究的三大重鎮之一，主要體現在研究成果的發布，而非研究力量的集中。考察近二十年世界澳門歷史研究的進程，很容易會發現澳門基金會和澳門文化局為全球各地的澳門歷史研究者提供了一個開放包容的發表園地，翻譯和出版了大量的澳門史學專論、專著。例如由澳門基金會籌劃並出版的《澳門叢書》、《濠海叢刊》、《澳門論叢》、《新澳門論叢》、《澳門譯叢》、《澳門研究》以及《澳門總覽》、《澳門百科全書》等叢書和工具書，就包含不少澳門史學文獻。又如澳門文化局出版的季刊《文化雜誌》（包括中文版和外文版），已成為全球澳門歷史研究的一份公認的重要刊物，匯集了各地優秀的成果。上述狀況顯示，澳門本土已發展成世界澳門歷史研究的成果發布平台和史料交互中心。

然而，澳門雖然具有這種本土優勢，但從事澳門歷史研究的澳門學者並不多，而且人員分散，水平參差，與中國大陸和葡國相比，至今未見孕育出一支穩定而專業的研究隊伍。造成這種巨大落差的原因是甚麼呢？這得從教育找尋答案。澳門的教育存在這樣一種現象：一個中學畢業生，可以很了解中國歷史，也大致熟悉世界歷史，甚至認識一點香港和台灣的歷史，但對自己生活的家園──澳門的歷史卻一無所知。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這種悲哀緣於澳門在基礎教育階段長期缺乏鄉土歷史教育。[79]在高等教育方面，澳門長期缺乏專門的歷史學系或史學研究所，各大專院校只根據自身的資源、條件和志願，從事有限度的澳門歷史教學和研究工作。當中較突出的包括：澳門大學葡文系的碩士課程，設有歷史研究方向；澳門大學中文系曾於2000年開設歷史學學位後證書課程，但只辦了一屆便停辦，據悉中文系目前正籌辦歷史學碩士課程，如果順利將於2005學年首度招生；理工學院在院長李向玉博士的倡導下，於2001年10月成立了中西文化研究所，出版半年刊《中西文化交流》，但該所並沒有專職的研究人員；澳門大學、理工學院、中西創新學院等大專院校的個別專業設有“澳門歷史”科；澳門旅遊學院間或開設一些介紹澳門歷史概況的短期課程。雖然具有上述的成果，但目前在全澳十二間已註冊的高等教育機構中，還是沒有一間設有歷史學系。[80]不重視歷史教育和研究的狀況，使澳門歷史研究在本土長期缺乏學術底蘊，也無法匯聚人才。

這種背景的結果是，在澳門本土，長期參與澳門歷史研究的人員基本停留在二、三十人的水平，而且呈現出明顯的業餘性、零散性和本土性三大特徵。所謂業餘性，是指在缺乏常設研究機構的情況下，即使有本地人有心以澳門歷史研究為終身事業，但苦於沒有適合的工作崗位，大都只能從事與之性質相近（如教師、編輯）或完全不相關的工作，而在業餘時間進行研究。這種業餘性的特徵，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本地人員在澳門歷史研究中，整體上難以取得廣泛而重大的成果。所謂零散性，是指從事澳門歷史研究的本地人員，在整體上基本處於缺乏統整的無意識狀態，只埋首於各自感興趣的專題探究，有些研究人員對相關的研究狀況缺乏了解，往往不可避免地重複前人早已存在的研究成果。所謂本土性，是指本地研究人員由於以澳門為永久居住地，對澳門懷有強烈的主體意識和文化認同，因而在研究內容上往往能從本地的實際情況出發，更多地關注澳門自身的歷史問題。如吳志良博士的《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81]、李向玉博士的《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82]、劉羡冰女士的《澳門教育史》[83]和《世紀留痕──二十世紀澳門教育大事記》[84]等就是研究澳門社會內部問題的力作，滲透著濃濃的本土關懷。

研究者是歷史研究的主體，不同的研究主體具有不同的研究視角和關懷重點，澳門歷史研究作為一門蓬勃發展的學科，不能僅靠中國大陸、葡萄牙和其他地區的學者來推動。新世紀，澳門歷史研究呼喚研究主體的革新，即在鞏固各地原有研究主體的基礎上，要培育和扶掖更多澳門本土的研究人員，使澳門本土名副其實地成為澳門歷史研究的三大重鎮之一，從而提升澳門歷史研究的總體水平。

結語
回顧過去，總結經驗，可以更準確地把握現在，展望將來。在澳門歷史研究不斷向縱深方向發展的同時，我們不難見到一些諸如“研究綜述”一類的小結文章。這些“澳門史學史”專論，多是概述已有的研究成果，或對具體的研究者及其專著作出論斷，但卻少見從整體上以史學理論宏觀探討澳門歷史研究遭遇的問題，並提出應對之策。這是因為，這種工作可能是吃力不討好的，但要紮實地促進澳門歷史研究全面的發展，這又是我們不能不做的。本文正是本著這種信念，著力從研究史料、研究內容、研究史觀、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體五大方面，深入剖析澳門歷史研究存在的問題，並提出解決的建議。需要指出的是，為便於從五大方面展開論述，有些問題不得不分開討論，如史料和文獻的電子化問題，就分別在“研究史料的革新”和“研究方法的革新”兩個方面進行探討。這種總結的模式，或許還是不盡理想，但如果它能或多或少地拓展我們的研究思路，啟發我們的研究思維，那麼本文的目的便達到了。我以為，從以上五個方面來宏觀考察澳門歷史研究的歷史與現狀，能使我們有山外觀山、鳥瞰全景、握控全局的整體認知，從而對未來的研究方向作出更確切的判斷。

註釋
[1] 湯開建《〈澳門歷史研究〉發刊詞》，載《澳門歷史研究》創刊號，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2002年。
[2] 林明德《澳門的匾聯文化》，（台灣）財團法人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1997年，頁4。
[3] 王蒙《澳門不陌生》，載《新生代》創刊號，澳門教科文中心，1999年，頁19-21。
[4] 吳志良《澳門歷史研究述評》，載《中西文化研究》創刊號，澳門理工學院，2002年6月，頁46；後來該文又收入金國平與吳志良合著的《東西望洋》，澳門成人教育學會，2002年12月，頁1-21。
[5] 參見《文化雜誌》中文版第19期刊載之首屆“澳門歷史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特輯，澳門文化司署，1994年。
[6] 見湯開建《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代前言，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1-8。
[7] 金國平、吳志良《鏡海飄渺》，澳門成人教育學會，2001年，頁1-12。
[8] 前揭《東西望洋》，頁1-21。
[9]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40。
[10] 金國平、吳志良合著的《鏡海飄渺》、《東西望洋》和《過十字門》，由澳門成人教育學會，分別於2001年、2002年、2004年出版。
[11] 參見（明）韓霖《守圉全書》，台灣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善本書室藏明崇禎九年刊本。《委黎多〈報效始末疏〉》，收入該書卷三，頁86-91。
[12] 湯開建《委黎多〈報效始末疏〉箋正》，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
[13] 參見費成康《澳門四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430。
[14] 黃鴻釗《澳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2。
[15] 參見湯開建《明清士大夫與澳門》之《自序》第Ⅱ頁，澳門基金會，1998年。
[16] 前揭《鏡海飄渺》，頁1。
[17] 參見楊繼波、吳志良、鄧開頌總主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全六冊），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和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合編，第一冊之《序言》，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3。
[18] 詳見章文欽《檔案與澳門歷史文化研究》，載章文欽《澳門歷史文化》，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456。
[19] 有關美國、新加坡、台灣和香港口述歷史發展的概況，分別參見熊月之《口述史的價值》，載《史林》，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2000年第1期；楊雁斌《口述史學百年透視》（上、下），分別載《國外社會科學》1998年第2期、第3期，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獻資訊中心主辦。
[20] 傅玉蘭主編《抗戰時期的澳門》，文化局澳門博物館，2001年。
[21] 詳見澳門理工學院社會經濟研究所撰寫的“關於開展‘澳門人口述歷史’研究的初步設想”。該計畫書在澳門基金會與廣東《學術研究》雜誌社聯合主辦的“澳門歷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廣東肇慶，2002年。
[22] 黃坤堯等《鏡海鉤沉》，澳門近代文學學會，1997年3月第一版。該書初版反應不俗，很快售罄，於1997年10月出版第二版。
[23] 管林等《蓮島春秋》，澳門近代文學學會，1999年。
[24] 程遠等《海島風華》，澳門近代文學學會，2001年。
[25] 參見前揭《蓮島春秋》，頁272－301。
[26] 分別參見《文化雜誌》中文版第45期、48期、49期、50期，澳門文化局出版。
[27] 參見安作璋主編《中國古代史史料學》，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3-7。
[28] 王國維《古史新證》，見《古史新證——王國維最後的講義》，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12月，頁2。
[29]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王靜安生先遺書序》，見《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30] 鄧聰、鄭偉明《澳門黑沙──田野考古報告專刊》，澳門基金會與香港中文大學聯合出版，1996年。
[31] 詳見拙文《澳門城牆建置源流考》，未刊稿。
[32] 參見澳門文化局設置的“澳門文物網”：http://www.macauheritage.net
[33] 王志軒《古代史料數位化諸問題初步研究》，參見“國史探微”網站：http://xiangyata.net/data/articles/f03/355.html
[34] 楊開荊《澳門特色文獻資源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192。
[35] 前揭《澳門特色文獻資源研究》，頁188。
[36] 澳門虛擬圖書館（http://www.macaudata.com）：《本站介紹》欄目。
[37] 前揭《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全六冊）。
[38] 《知新報》，澳門基金會、上海社科院出版社聯合出版，1997年。
[39] 劉芳、章文欽編《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全兩冊），澳門基金會，1999年。
[40] C. R. Boxer（博克塞）,Seventeenth Century Macau in Contemporary Documents and Illustrations. Hong Kong, Heinemann Education Books (Asia) Ltd. 1984. 該書在1942年由澳門官印局出版初版，葡、英雙語並排，英文書名原為Macau Three hundred Years Ago（三百年前的澳門）.
[41] C. R. Boxer（博克塞），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1550--1770: Fact and Fancy in the History of Macao. The Hague,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 該書初版於1948年。
[42] 張天澤《中葡早期通商史》，姚楠、錢江譯，香港中華書局，1988年。
[43] 周景濂《中葡外交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73年。
[44] 章文欽《澳門歷史文化》，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45] 參見前揭《明清士大夫與澳門》。
[46] 參見前揭《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
[47] 參見前揭《委黎多〈報效始末疏〉箋正》。
[48] 金國平《中葡關係史地考證》，澳門基金會，2000年。
[49] 金國平《西力東漸——中葡早期接觸追昔》，澳門基金會，2000年。
[50] 萬明《中葡早期關係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
[51] 前揭《鏡海飄渺》，頁11。
[52] 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澳門專檔》，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
[53] 廣東省檔案館編《廣東澳門檔案史料選編》，中國檔案出版社，1999年。
[54] 湯開建、陳文源、葉農主編《鴉片戰爭後澳門社會生活記實──近代報刊澳門資料選粹》，花城出版社，2001。
[55] 莫嘉度（Vasco Martins Morgado）《從廣州透視戰爭》，薩安東編，舒建平、菲德爾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年。
[56] 黃鴻釗選編《中葡交涉史料》，澳門基金會，1998年。
[57] 馬楂度（Joaquim Jose Machado）《勘界大臣馬楂度──葡中香港澳門勘界談判日記（1909-1910）》，舒建平、菲德爾合譯，澳門基金會，1999年。
[58] 莫世祥、虞和平、陳奕平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匯編（一八八七──一九四六年）》，澳門基金會，1998年。澳門虛擬圖書館（http://www.macaudata.com）另以電子版的形式收有該書的英文版。
[59] 湯開建與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澳門基金會，2002年。
[60] 黃鴻釗編《澳門史料拾遺──〈香山旬報〉資料選編》，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2003年。
[61] 文德泉（Padre Manuel Teixeira）《氹仔與路環》（Taipa e Coloane），澳門教育文化司，1981年。
[62] João Carvalho《氹仔路環》（Taipa Coloane），澳門海島市政廳1993年第一版；1998年第二版。
[63] 該文為1987年作者就讀澳門東亞大學的碩士論文，未見刊行。現藏澳門大學國際圖書館文獻中心，檢索號：MFAS(C)007.CHE，可在以下網站閱覽目錄：http://www.umac.mo/dc/dissertation/fsh/mss/mfas(c)007.html）。鄭偉明另輯有《（葡佔）氹仔、路環碑銘楹聯匾匯編》（香港加略山房有限公司，1993）和《（葡佔）氹仔、路環遺刻題記志》（香港蓮峰書舍，1995）。
[64] 參見前揭《蓮島春秋》。
[65] 陳煒恆《路氹掌故》，澳門臨時海島市政局，2000年。
[66] 參見黃啟臣、鄭偉明合著的《澳門經濟四百年》第十章《氹仔、路環離島的民生》，澳門基金會，1994年。
[67] 有關考古成果詳見前揭《澳門黑沙──田野考古報告專刊》。
[68] 前揭《鴉片戰爭後澳門社會生活記實──近代報刊澳門資料選粹》前言，頁1。
[69] 前揭《澳門歷史研究述評》，見《東西望洋》頁21。
[70] 前揭《澳門歷史研究述評》，見《東西望洋》頁21。
[71] （美）斯塔夫里阿諾斯（L. S. Stavrianos）《全球通史》（A Global History），原書初版於1971年，1982年再版，Hall, Inc., English Cliffs, N.J. 中國上海社會科學院於1999年，出版由吳象嬰、梁赤民合譯的中譯本。
[72] （德）弗蘭克（Frank, G.）《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Reorient: 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原書由美國加州大學出版社（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出版。中國中央編譯出版社於2001年，出版由劉北成翻譯的中譯本。
[73] 何芳川《澳門與葡萄牙大商帆──葡萄牙與近代早期太平洋貿易網絡的形成》，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
[74] 中國大陸近期再版此兩書的單行本：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
[75] 謝清俊《資訊科技與學術研究》。該文是2001年“第六屆海峽兩岸圖書資訊研討會”的主題演講論文，參見台灣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文獻處理實驗室網站：http://www.sinica.edu.tw/~cdp/paper/2001/20010109_1.htm/
[76] 見黃一農《歐洲沉船與明末傳華西洋大砲》，載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5本第3分，2004年，頁573-634。該文首發於由澳門基金會、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和澳門理工學院聯合舉辦的“16-18世紀的中西關係與澳門”國際學術討論會。該史學會議於2003年11月2日至4日在澳門理工學院舉行。
[77] 前揭梁啟超書，頁38。
[78] 前揭《澳門歷史研究述評》，見金國平與吳志良合著的《東西望洋》，頁1-21。
[79] 有關澳門基礎教育階段歷史教育存在的問題及其對策，可分別參見拙作《中學“澳門鄉土歷史”課程設計芻議》，載《教與學的改革和創新教育研討會論文集》，澳門大學與澳門教育暨青年局聯合出版，2003年，頁30-36；《推展鄉土歷史教育，培養愛國愛澳公民》，載《澳門教育》總第197期，2003年9月，頁19-21；《論澳門鄉土歷史教育的重要性》，載2003年11月2日澳門日報D6版，《學海》總第303期。
[80] 各校的具體狀況和課程設置，詳見澳門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網站：http://www.gaes.gov.mo。
[81] 吳志良《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澳門成人教育學會，1998年3月。該書於1999年，在國內以《澳門政治發展史》為名，由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
[82] 李向玉《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澳門日報出版社，2001年。
[83] 劉羡冰《澳門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11月第一版。該書於2002年11月出版第二版，內容有增訂。
[84] 劉羡冰《世紀留痕──二十世紀澳門教育大事記》，2002年，該書以作者個人名義在澳門出版。

本文原載《澳門歷史研究》第三期，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2004年12月。後收入拙著《澳門史稿》，澳門近代文學學會，2005年。

推廣鄉土知識　承傳澳門文化

2010-01-15T04:36:00.000-08:00

──從《澳門知識叢書》徵稿談起

2007年2月12日，澳門基金會向本地傳媒發出了關於《澳門知識叢書》徵稿的新聞稿。這套由澳門基金會與澳門歷史教育學會聯合策劃出版的《澳門知識叢書》，旨在系統而全面地挖掘、整理和普及澳門鄉土知識，弘揚澳門鄉土文化。整套叢書分為綜合論述、歷史文化、文學藝術和鄉土風物四大系列，公開向全澳社會精英徵稿，以期最大限度地調集本土力量，共同構建起澳門輝煌的知識光譜。這是近年澳門一項大型的文化工程，理應會引起社會的迴響。主辦單位抱持平實的作風，不舉辦記者招待會，在沒有耀眼鎂光燈的情況下，電子傳媒沒有報道，主要報章則在不顯眼的角落，以較小的篇幅發佈了相關消息，有些報章甚至隻字不提。這是令人遺憾的社會文化現象，正好反映了澳門人不重視鄉土文化知識的態度；此種普遍態度的背後，則是我們長期對鄉土知識缺乏足夠的認知。

今天，澳門是個全球著名的國際旅遊城市，我們有世界聞名的賭場，有獨一無二的建築遺產，有風光明媚的海島景觀，有東西薈萃的文化傳統……君不見，優秀的中華文化與西來的葡萄牙文化和諧並存；中國的佛教、道教及各種民間信仰與天主教、基督教和平共處；教堂與寺廟毗連相望；各種東西民風習俗異彩紛呈……凡此種種，都等待我們去發掘和認識，無法用兩三句流於表面的語言概括得了。

澳門作為一個國際旅遊城市，必會在全球化的世界趨勢中和自身旅遊業發展的需要下，與世界接軌，與外界融合，成為“地球村”耀眼的一員。但在全球化的滾滾浪潮中，保存自身的地域文化特色，避免優秀文化傳統的流失，將成為澳門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舉措。簡言之，“本土化”與“全球化”是我們同時要面對的兩個議題，最優化的選擇是以“本土化”應對“全球化”，大力彰顯和弘揚鄉土知識，帶着獨特的文化特色和地區個性走向世界。要實現這一願景，澳門急切需要編寫一系列知識性與可讀性相結合的普及讀物，透過各自獨立但又互相關聯的單行本，以形象生動、通俗易懂的語言，圖文並茂地向青年學生、普通市民和外地旅客宣傳推介澳門最有價值的本土文化知識。這樣的一套叢書，會對本地文化建設起到積極的作用，並成為學生世界的起點，居民心靈的港灣，遊客旅途的良伴。

世界的起點：學生的啟蒙讀本
澳門教育多元開放，以私校為主，各校可根據自身的需要選取不同地區的課程，但惟獨欠缺本土課程。這是因為澳門地小人少，教育市場不大，至今未發展出一套本地課程，致使我們長期缺失鄉土知識教育。中國自古即有以鄉之物訓萬民的教悔，1903年出台的癸卯學制對小學鄉土教育提出明確要求：歷史課學習“鄉土大端故事及本地古先名人之事實”；地理課學習“鄉土之道里、建置，附近之山水，次及於本地先賢之祠廟遺跡等類。” 中國大陸在2000年制訂的《九年義務教育全日制初級中學歷史教學大綱（試用修訂版）》也提出類似的要求：“在中國歷史教學中，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可以補充編寫鄉土史教材或當地民族史教材，教學時間約8課時。”其理雖明，惟知易行難，澳門至今沒有適合的鄉土教材可供使用。

當今世界各地區都非常重視鄉土知識的傳授，因為“祖國是擴大了的家鄉，家鄉是看得見的祖國”，鄉土知識所涉及的內容，跟學生成長和生活的地區有緊密的關係，最為他們所熟悉，學習起來是那麼的親切和自然。一套好的鄉土讀物，將可成為學生的啟蒙讀本，家鄉是他們走向世界的起點。

心靈的港灣：居民的普及讀物
澳門青年學生對鄉土知識認識不多，普通成年居民也不見得有深切的認知。澳門人對本土知識的掌握，通常限於生活化、應用性的類型。鄉土知識細微瑣碎，老街一角，古廟一匾，教堂一柱，老店往事，故人舊憶，似乎都無關世界禍福，可謂是“小知識”；但它們又和我們的生活密不可分，構成了大家的集體記憶，而且點滴匯聚，紛繁複雜，可謂是“大學問”。這些由“小知識”累積成的“大學問”是生活在澳門的居民應該了解的，居民對澳門缺乏歸屬感和身份認同，其實與我們不認識鄉土有很大的關係。知名學者樂黛雲在《鄉土教育與人文素質》說：“如今懷舊、鄉愁仍然是人們普遍的情懷，然而，‘舊’和‘鄉’已是漸行漸遠，人們對自己的歷史和鄉土所知越來越少，一個不愛自己的歷史和鄉土的人又如何能愛自己的民族和國家呢？”

歷史上，澳門似乎是個留不住人材的地方，許多人匆匆而過，雖或曾經駐足於斯，但終究沒有停歇下來。對鄉土知識的掌握，無關學歷高低，一個七旬老人，未嘗讀書，但對家鄉瑣事如饑似渴，津津樂道。顯然，一套好的鄉土讀物，將可成為居民的普及讀本，家鄉是人們心靈的港灣。

旅途的良伴：遊客的旅遊指南
在可以預見的未來，旅遊業將仍是澳門主要的經濟支柱。今後在鞏固博彩業的同時，致力開發不同主題的旅遊，推動旅遊產業內的多元化發展，當可使澳門的產業結構更趨平衡和合理。事實上，澳門具備發展多主題旅遊業的條件，我們有迷人的海岸景觀、動人的歷史故事、獨特的街道風情、古老的藝術建築、多姿多采的民俗節慶、回味無窮的特色美食、繽紛璀璨的娛樂生活……凡此種種，都是澳門的魅力和價值所在。要使這些價值得到廣泛宣傳，就得踏踏實實地編寫出一系列豐富的小冊子，使一些本來鮮為人知的旅遊資源，由暗弱的光點，聚焦出璀璨的光芒，進而逐漸發展成為清晰的旅遊主題，深入旅客心中，甚而成為口碑，從而實現旅遊多元化的特色。

一套優秀的本地資訊與歷史文化讀物，將可成為旅客的旅遊指南，是行走於澳門的旅客的良伴。

研究澳門文化，是建設文化澳門的基礎。而調動本地社會精英，編撰系統而通俗的鄉土知識讀物，則是基礎中的基礎。《澳門知識叢書》，內可凝聚鄉土情感，外可推動旅遊發展，正期待着澳門人的參與！

放飛青春，追尋世遺

2010-01-15T04:27:00.000-08:00

──由“澳門歷史城區校園推廣計劃”說起

世界遺產青年保衛者“派特里莫尼托”（Paterimonito）

一、由“澳門歷史城區校園推廣計劃”說起
昨天，全澳市民以熱烈歡欣的心情迎來澳門成功申報世遺兩周年。澳門歷史城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兩年來，我們看到政府和民間都展開了形式多樣的宣傳推介活動，澳門居民對世界遺產的認識日漸增加。

澳門“世界遺產教育”的萌芽比較晚，在澳門尚未展開世界遺產申報工作前，“世界遺產”的概念在澳門雖不至於陌生，但一般澳門人對其內涵和意義卻缺乏清晰的認識。申報前，政府部門雖有宣傳推廣文物的活動，部份學校也有零星的課程，但這些活動和教學尚欠缺統一的教育目標，概念上的“世界遺產教育”尚處於空白狀態。這兩年來，針對大中小學生全面而系統的世界遺產教育也遲遲沒有展開。

藉此申報世遺成功兩周年之際，喜見澳門基金會發起“我們的家園，世界的遺產──澳門歷史城區校園推廣計劃”系列活動。這是澳門近年一項大規模、有系統、富意義的教育計劃。活動的核心 “澳門歷史城區學界全員考察活動”，旨在透過學校的組織，鼓勵全澳青年學子認認真真地到澳門世界遺產走一次，從而改變過去只有小部份師生參觀過澳門世遺的局面，推動全澳師生親赴現場體驗家園的歷史文化。為使學生的參觀不流於表面，走馬觀花，澳門基金會與旅遊學院合作，利用暑假為300名教師和700名學生開設專門課程，向全澳學校提供一批熟悉澳門世遺的種子教師和學生，使各校具備開展世界遺產教育及發展相關校本課程的基礎。

二、“世界遺產教育”由來
二次大戰後，全球在一個大致和平的環境下重建社會，經濟迅速發展，各國許多自然環境和古蹟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如1960年代，埃及在尼羅河上游修建阿斯旺水壩，令兩座千年神廟被毀。這只是戰後世界社會重建過程中的極端例子之一，這些嚴峻的情勢，使國際社會日漸關注地球自然環境和人類歷史古蹟的命運，全球性的保育思想與行動日漸強烈。1965年，美國白宮提出“世界遺產信託基金”建議案，倡議通過國際合作保護“世界傑出的自然風景區和歷史遺址”。1972年，美國同時頒布了《人類環境宣言》和《人類環境行動計劃》，其中後者建議制定《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國際社會，特別是美國的保育呼籲，受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重視和採納，1972 年11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通過了《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簡稱《世界遺產公約》），一個影響人類文化與自然遺產命運、改變全球文化觀念的世界性公約誕生，“世界遺產”、“文化遺產”、“自然遺產”等概念由此成為世界熱門的關鍵詞。

“世界遺產教育”是世界遺產保護最為重要的動力和條件，所以在“世遺”產生發展的過程中，“教育”始終是個備受重視的議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早在1962年通過的《關於保護景觀和遺址的風貌與特性的建議》中就專門列有“公共教育”一項，後來的《世界遺產公約》就將教育視為一個重要的環節，在“VI教育計劃”中以兩個條文倡議教育，強調：

第27條
1.本公約締約國應通過一切適當手段,特別是教育和宣傳計劃,努力增強本國人民對本公約第1和2條中所確定的文化和自然遺產的讚賞和尊重。
2.締約國應使公眾廣泛瞭解對這類遺產造成威脅的危險和根據本公約進行的活動。

第28條
接受根據本公約提供的國際援助的締約國應採取適當措施,使人們瞭解接受援助的財產的重要性和國際援助所發揮的作用。
教科文組織在《人類口頭及非物質遺產代表作公告》實施指南中也要求“以適當的方式將人類口頭及非物質遺產學習列入學校的正式課程”。2003年公布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第14條“教育、宣傳和能力培養”指明，各締約國應竭力採取種種必要的手段，以便：
(一) 使非物質文化遺產在社會中得到確認、尊重和弘揚，主要通過：
1. 向公眾, 尤其是向青年進行宣傳和傳播資訊的教育計畫；
2. 有關社區和群體的具體的教育和培訓計畫；
3. 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 尤其是管理和科研方面的能力培養活動；
4. 非正規的知識傳播手段。
(二) 不斷向公眾宣傳對這種遺產造成的威脅以及根據本公約所開展的活動；
(三) 促進保護表現非物質文化遺產所需的自然場所和紀念地點的教育。
從以上內容可知，世界遺產教育是一個受到普世關注的議題，必須透過系統、持續的計劃來推行。

三、各地“世界遺產教育”的成功經驗
早在199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第14屆世界遺產大會上，就提出了世界遺產的教育規劃。1994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中心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繫學校專案網路發起了“年輕人參與世界遺產保護與發展”區域性世界遺產保護專案。1995年，第一次世界遺產青年論壇在挪威舉行，一些講西班牙語的學生根據世界遺產標誌，創造出了一個他們可以辨認的人物形象“派特里莫尼托”（Paterimonito），成為今天全球著名的世界遺產青年保衛者形象。“派特里莫尼托”在西班牙語意為“小遺產”，這個人物形象代表著世界遺產青年保衛者。自此，不同地域的世界遺產青年論壇相繼召開，對向青年推動“世界遺產教育”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中心，在1997年組織了一個國際工作組，編寫了國際通用的英文版和法文版世界遺產教材《年輕人手中的世界遺產》（The World Heritage in Young Hands）。教材內容包括世界遺產教育的途徑、世界遺產公約、世界遺產與文化特徵、世界遺產與旅遊、世界遺產與環境、世界遺產與和平文化、世界遺產教師教育資源的全球合理利用等，被列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全球化教育專案的重要內容。在歐洲和亞太地區，已經有90多個國家的300多所中學將世界遺產教育納入的教育課程之中，國際性、大規模的世界遺產教育由此展開。

作為世界的文明古國，中國大陸近年積極推動世界遺產教育，取得了引人關注的成果，積累了不少值得澳門借鑒的經驗。

2001年，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社出版了 The World Heritage in Young Hands 的中譯本，書名譯為《世界遺產與年輕人》，成為中國大陸第一本全面介紹全球世界遺產的權威著作，集知識普及於一體，全書近20萬字，圖文並茂，資料翔實，不僅適合用作青少年的教材，也可用作文化遺產工作者和普通讀者的學習讀本，有很大的可讀性。透過《世界遺產與年輕人》中文版，世界遺產青年保衛者形象標誌──派特里莫尼托首次與中國普羅市民見面。為配合相關的宣傳教育工作，蘇州市在2001年和2002年舉辦了兩屆“中國世界遺產國際青少年夏令營”，以培養中國自己的世界遺產青年保衛者。“世界遺產保衛者”是一項國際性稱號，獲此稱號者必須經過聯合國相關教材培訓，除需瞭解有關世界遺產的知識，還要親自參與保護工作。中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國委員會在夏令營活動中，向200位青少年頒發“世界遺產青少年保衛者” 證書，標誌中國的世界遺產宣傳、教育和保護工作開始與世界接軌。

四、澳門行動，接軌世界
從以上介紹可見，全球都在行動了，作為世遺擁有者的澳門，還要等甚麼？澳門有識之士都主張推動世遺教育，但總是停留在口頭呼籲的多，實際推行的少。澳門基金會舉辦的“我們的家園，世界的遺產──澳門歷史城區校園推廣計劃”系列活動，正是讓澳門世遺教育付諸行動的大型教育活動。為使學生認真全面地參觀澳門歷史城區，澳門基金會將主辦，並由歷史教育學會協辦“澳門歷史城區知識校際問答比賽”和“澳門歷史城區考察報告獎”兩項全澳學界活動。這將有助進一步引導青年學生深入認識澳門世遺的豐富內涵和價值，提昇參觀活動的成效。

我們期望，“我們的家園，世界的遺產──澳門歷史城區校園推廣計劃” 能讓全澳學子放飛青春，追尋世遺，共同擁抱家園厚實的歷史文化遺產。

澳門歷史教育學會會長林發欽

澳門教育研究的回顧與思考

2010-01-14T01:22:00.000-08:00

教育研究是教育發展的重要基礎

一、澳門教育的歷史文化底蘊
澳門獨特的歷史文化背景，就造了小城今天多元共存、自由開放的教育環境。16世紀中葉，葡萄牙人東來入居澳門，澳門逐漸發展成一個繁盛的國際貿易商港，西方及亞洲各國人員混雜而居，開創了許多東方教育的先河。

明清之際，天主教透過澳門向遠東傳播，教會辦學由此成為澳門教育的一大特色，如1594年澳門就建立起遠東第一所西式大學──聖保祿學院，1728年又創辦有澳門天主教“少林寺”之稱的聖若瑟修院，今天，天主教各級學校仍是澳門教育重要的組成部分。19世紀初，以馬禮遜為代表的基督新教東來，也前仆後繼地創立如倫敦婦女會女校、馬禮遜學堂等新教學校，培養出容閎等中國近代著名的知識分子，對中國產生深遠影響，也為澳門教會教育增添了新元素。澳門既為中國領土，中國傳統的儒家教育在小城紮根深厚，半島北部就曾辦有黃東暘書屋等著名學塾，望廈赴氏家族赴元輅、赴允菁父子於清代中葉先後中舉，就是澳門傳統華人教育的典範，也為澳門教育史留下千古佳話。

以上種種，只是澳門厚實豐碩的教育遺產之一二，但見微知著，由此可以肯定澳門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今天澳門多元學制共存，中、葡、英多語學校並行，多元辦學實體互補等教育現狀，無不與其歷史文化背景有關。只有明白了這一點，才能理解澳門教育的現狀，掌握其發展脈絡，預測其發展趨勢，進而對澳門教育研究的歷史和現況有更深入的認識和思考，作出更適切的回顧與前瞻。

二、澳門教育研究的回顧
雖然澳門的教育具有悠久的歷史和優良的傳統，但長期以來，社會教育的責任主要由教會和華人社團來承擔，政府早期並不積極參與教育事務，特別是華人教育事務。這種情況使澳門教育形成以私校為主的局面，政府對教育的投資長期不足，為澳門教育的現代化發展帶來負面的影響。教育研究與教育發展是如影隨形的，澳門現代教育發展滯後，教育研究當然也欠缺良好的發展土壤。教育研究的成果可以支持教育發展，改善教育現狀；反過來，只有教育得到發展，教育研究才會得以勃興和繁榮。所以教育與教育研究兩者的發展是相輔相成的。

1. 澳門現代教育的發展與教育研究的興起
1970年代，隨着澳門經濟起飛和社會轉型，在各種社會訴求下，澳葡政府逐漸加大對教育的投入和管理。1978年，政府開始向不牟利私校發放津貼；1985年，開始向不牟利私校教師發放教師津貼；1988年，開始向小學生發放學費津貼；1997年，開始推行從學前預備班到初中三年級的10年傾向性免費教育。一個地區的教育要得到完善的發展，必須要有完善的教育法規。在增加教育經費的同時，教育行政當局在1991年制定出澳門第一部教育基本大法──《澳門教育制度》（又稱《澳門教育綱要法》），從而加強對教育的規範和管理。踏入1990年代，政府對教育的投入日益增加，許多學校的校舍和設備得以更新，教育工作者的待遇得到明顯的改善，外地許多先進的教育理論和教學方法相繼被引介到澳門，有部份更透過教師落實到教室中。就是這樣，澳門現代教育從1970年代起步，蹣跚走來，一步一腳印，教育研究也與之結伴而興，並為教育發展提供了經驗模式和理論基礎，客觀上推動了教育向前發展。

2. 教育研究的分期與成果
回顧澳門教育研究的歷程，四個多世紀以來雖不乏研究先驅，但正如前文所述，現代的教育研究興起於1970年代，並伴隨教育的發展而發展。其間，教育研究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

（1）教育研究的興起時期（1970年代）
（2）教育研究的探索時期（1980年代）
（3）教育研究的發展時期（1990年代）
（4）教育研究的深化時期（1999年以降）

以上分期不是涇渭分明的，更不是絕對的，只是為了方便總結和介紹，根據澳門現代教育的發展和教育研究的成果，嘗試提出的一種分期模式。

教育研究的興起時期，研究成果不多，而且多屬教學案例（即校園故事）和教學心得之類的文章，研究人員以教師為主，他們將工作情況和體會寫成文章，主要發表在本地各大報章和中華教育會主辦的《澳門教育》。今天看來，這當中許多文章嚴格意義上不屬研究論文，但卻記錄了那個時代的教育生活，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教育環境。

教育研究的探索時期，隨着澳門社會經濟的起飛，師範教育得到飛躍式的發展，職前師範培訓和在職教師教育逐步鋪開，不少在職教師紛紛重投校園，理論學習使他們能夠以新的視野審視澳門教育的現狀，教育工作者的自覺性使他們中的一些人對澳門教育進行省思，並付諸文字。這時期的教育研究，明顯比1970年代的興起時期進步，湧現出一批具學士學位以上的研究人員，研究成果具有理論基礎，篇幅較長，主題更豐富。但此時的研究人員仍是以在職教師為主體，限於時間和工作性質，他們難以全身投入研究工作，未見出現系統而重大的研究成果，所以整體上尚處於研究的探索階段。

教育研究的發展時期，有越多越多教師投考內地的研究生課程，澳門大學亦開設教育學碩士課程，具碩士學位的教師日漸增加，他們成為澳門教育研究一支具水平的生力軍，從根本上提升了研究的質量。另一方面，此時澳門正處於主權交接的過渡時期，社會教育引起了外地學者的關注，中國大陸、香港等地開始有學者積極參與澳門教育研究。馮增俊主編的《澳門教育概論》，即是這時期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其他如劉羡冰的《雙語精英與文化交流》和《澳門教育史》，古鼎儀、馬慶堂主編的《澳門教育──抉擇與自由》等，亦是重要的研究成果。大量教育研討會的舉辦，教育論文的結集，也體現出1990年代澳門教育研究確實得到良好的發展。

教育研究的深化時期，澳門大學教育學院的碩士課程培訓出來的畢業生越來越多，有更多澳門人負笈外地求學，研究隊伍開始出現本地的博士人才，外地仍有學者參與澳門教育研究。新的成果不斷湧現，截止2005年，單是澳門大學教育學院碩士課程的學位論文就有106篇（詳見本文附錄），其他重要成果有蔡昌和古鼎儀主編的《澳門教育與社會發展》、貝磊和古鼎儀主編的《香港與澳門的教育與社會：從比較角度看延續與變化》、貝磊等主持研究的 Higher Education in Macau : strategic development for the New Era:report of consultantcy study、梁成安等主持研究的《澳門基礎教育學科能力檢定性評核研究報告》、李向玉的《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戴定澄的《音樂教育在澳門》、劉羡冰的《世紀留痕──二十世紀澳門教育大事誌》和《從教議教》等。而澳門大學教育學院的張國祥博士，長期展開多元智能研究，先後與不同的合作者出版了《菁莪樂育──多元智能與教師專業成長》、《人各有智──多元智能自評實驗研究》、《孺慕樂儀──多元智能開發與評價的實驗研究》、《秉彝懿德──多元智能開發暨優質教育諮商自評系統實驗研究》等書，產生一定的影響。

澳門教育研究從1970年代興起，歷經探索、發展和深化時期，雖然取了初步的成績，但也同時面對許多不足，尚難言出現繁榮的局面。

3. 教師教育的發展
一個地區要有優質的教育，必先要有優質的教師。澳門現代高等教育起步較晚，缺乏全職的教育研究人員，所以很多優秀的前線教育工作者，成為本地教育研究的中堅力量。教師教育，是就造這些中堅力量不可或缺的環節，事實上，教師教育的發展，推動了澳門教育研究的發展。早在1938年，澳門協和女子中學就開設三年制幼稚師範班，開本地師範教育之先。1951年聖若瑟中學開設師範課程，1984年華南師大學與中華教育會合作為澳門培訓師資，1987年原東亞大學受政府委託開辦教師培訓課程，1989澳門大學教育學院成立標誌澳門教師教育進入一個全新的里程。（劉羡冰，1999）

今天，澳大教育學院開設了面向學前、小學、中學各科教育的學士學位課程、學位後教育證書課程、碩士和博士學位課程。其中碩士學位課程設有教育行政、教育心理、學校輔導、課程與教學、體育教學與運動等五個專業，為本澳教育研究創設了多元化的格局。澳門大學教育學院下設教育研究中心、成長綜合服務教育研究中心和資訊及通訊科技教育研究中心等多個研究單位，專責開展不同主題的研究。2005學年，台灣知名教育學者單文經教授出任澳大教育學院院長，開始投入更大的力量從事本地教育研究，正在展開的研究計劃有“對澳門非高等教育課程的檢視和課程改革路向”、“口述歷史系列：澳門教育人物誌”以及校本課程的開發等等。除澳門大學外，理工學院和澳門高等校際學院在特定領域的教師培訓和教育研究上也做了很多貢獻。如理工在體育、音樂、平面設計、視覺藝術等專業範疇的教師教育和研究就很有影響。近年有不少澳門人往外地，特別是中國大陸攻讀教育類研究生課程，使外地許多大學也成為培養本澳教育研究人才的重要機構。總之，隨着近年澳門博、碩士研究生人數的激增與投入，直接促進了教育研究的發展。

4. 教育團體的創立
在澳門，教育團體是推動教育發展的重要力量。中華教育會和天主教學校聯會是澳門兩個最重要的教育團體，對澳門教育政策的推行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澳門是一個結社自由活躍的地區，晚近20年，各種專業教育團體相繼成立，它們多由教育工作者組成，積極參與教育事務，或舉辦各種活動，或就本地教育問題發表意見，或展開具體專題研究，促進了教育更多元，更全面的發展。其中較活躍者有澳門教育學會、澳門公職教育協會、澳門地理暨教育研究會、澳門成人教育協會、澳門成人教育學會、澳門數學教育研究學會、澳門資訊科技教育學會、澳門藝術教育學會、澳門歷史教育學會、澳門土生教育協進會、公民教育協會、澳門課程研究學會等等。

5. 教育期刊的繁盛
教育期刊是教育研究成果發表的園地，所以一個地區教育研究繁榮與否，可以從教育期刊的現狀中找尋答案。近年，隨着澳門教育事業的發展，教育期刊亦得到較快的發展。澳門中華教育會主辦的《澳門教育》創刊於1950年6月，是現存澳門最具歷史的一本教育期刊。該刊為中華教育會會刊，初為月刊，曾經停辦，今為季刊，截止2006年9月已出版至209期。內容除介紹教育政策、會務消息、團體會員（學校）活動外，還闢有專題討論、教學心得和教育研究等欄目，是研究現代澳門教育史和教育狀況的重要刊物。從1991年起，中華教育會同時創辦了《教育資訊》和《教學參考》兩本教育剪報月刊。其中《教育資訊》主要收錄澳門報刊的教育新聞和談及教育問題的專欄文章，是澳門教育研究者手上不可或缺的文獻，而《教學參考》則主要收錄內地教育期刊重要的短篇文章。

澳門回歸後，特區政府教育當局比過往更積極參與教育事務的管理，教育暨青年局先後創辦多份教育期刊，對發展教育事業，推動教育研究起了正面的作用。這些刊物有創刊於2000年的《百分百家長》、創刊於2002年1月的《教師雜誌》、創刊於2002年6月的《終身學習》及創刊於2003年11月的《教育文摘》。其中以《教師雜誌》影響最大，該雜誌每年出版三期，免費派發予全澳中小幼教師，內容有專題探討、教育研究、經驗分享、工作減壓等，受到教師歡迎。
除專門的教育期刊外，一些綜合性學術雜誌，如澳門社會科學學會創刊於1986年的《濠鏡》、行政暨公職司創刊於1988年的《行政》、澳門大學創刊於1988年的《澳門研究》、理工學院創刊於1988年的《澳門理工學報》等，也刊載了不少教育研究的成果，對推進本地教育研究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6. 教育研討會的舉辦
教育研討會是交流研究心得，促進學術發展的重要平台。澳門教育行政當局、澳門大學、各種教育團體等，近年就舉辦了大量不同形式的教育工作坊、論壇、研討會等會議，對促進澳門教育研究的繁榮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各種大大小小的教育研究交流會議中，以教青局和澳大教育學院教育研究中心舉辦的最為大型和具影響力。此兩機構或合辦，或一主辦一協辦等形式，近年舉辦的研討會計有：2001年的“多元化教育的探討”、2002年的“廿一世紀師的專業成長”、2003年的“敎與學的改革和創新”、2004年的“兩岸四地資訊及通訊科技教育”、2005年的“兩岸四地教育改革的實踐與反思”、2006年的“華人社會的教育發展”等。這些研討會結束後，往往還會出版會議論文集，體現了澳門教育研究近年的成績，同時也成為研究澳門教育主要的參考文獻。

三、澳門教育研究的前瞻與思考
晚近30年，澳門教育研究雖然已取得了一些成績，對探索教學問題，推動社會教育發展起了良好的作用。但澳門畢竟是個教育發展相對遲緩的地區，教育研究尚存在着許多不足之處：

1. 研究人員不足，本土研究人才更不足
澳門教育研究面對的最大問題是研究人員嚴重不足。目前參與研究的人員，主要是在澳門工作，或工作與澳門有關的外地學者，其次是本澳的教育工作者，以業餘性質從事研究。檢視澳門教育研究的諸種成果，不難發現許多研究者不是本地人，而是外地學者。前文已述及，澳門教育得到較快發展是在1970年代以後，教育研究與此同時起步，高等教育師資培訓則起步得更遲，所以澳門教育研究領域長期缺乏本地研究人員。本土研究人才不足，使澳門教育研究長期主要由外地學者來承擔，而願意參與澳門教育研究的外地學者畢竟只是少數，這就使研究的總體人才嚴重缺乏。

學術研究不應設下國籍、地域的界限，但如果一個地區長期沒有固定的本土研究人員，很難想像其學術研究能夠得到持續的發展。所以，澳門未來教育研究的發展策略之一，是在引入外地專家的同時，致力培養本澳優秀的研究人員，使他們成為既擁有理論知識，又具備本土經驗，從而能夠實實在在地將外地先進的教育理論和經驗經改良引進澳門。

2. 外地研究者：理論有餘，實際不足
澳門教育研究中的許多高層次研究往往由在澳門任教或對澳門有興趣的外地學者來主持，他們初期對澳門的實際情況缺乏深入的認識，其研究成果總是或多或少帶有理論有餘，針對性不足的缺點。及至這些學者對澳門實際的社會教育環境有了深入的認識，他們又多會因工作調動而不再關注澳門。新的學者來了，又會周而復始地重複上述的問題。更嚴重者，有些來澳從事師範教育的學者，根本志不在此，對本地教育情況漠不關心，不要說研究，就是基本的認識也欠缺。所以，澳門教育行政當局和高等教育機構，有責任提昇待遇，改善研究環境，加強在澳工作的外地學者與本地社區的接觸，增進他們對澳門的歸屬感，使他們對澳門有更多的認識，更大的認同，從而做出更好的研究。

3. 本地研究者：體會有餘，理論不足
如果說有些外地學者紙上談兵論澳門教育，理論有餘，實際不足；那麼本地有些教師談論澳門教育卻是另一個極端──體會有餘，理論不足。檢視本地教師發表在各種報章、期刊、研討會論文集的文章，大多是教學體會一類的文字，從自身的教學環境出發，或講述教學心得，或發表個人意見，不少是老生常談的東西。這種現象的背後，顯示本地教師因工作量大，確實欠缺大量閱讀的時間，對相關主題的理論研究和外地的先進經驗了解得還不夠，難以將“心得”昇華成“研究”，並進而提出創新的改善方案。必須說明的是，筆者這裏說的“理論不足”，並非是指研究文章一定要援引大量權威參考文獻或理論模型，而是指因研究者對相關領域的研究狀況欠缺了解，執筆為文時就難以抽離自身的環境，從橫向的區域比較和縱向的理論發展等多維宏觀背景檢視研究問題，從而無法躍進式地提昇研究成果的水平。當然，教育心得一類的文章，能促進教師個人的自省，交流教學經驗，對教育研究也有相當的案例參考價值。

4. 教育學的研究體系尚未形成
澳門教育研究已取得的成果，主要偏重在“教育史”和“課程與教學”兩大領域，“教育心理學”、“輔導與諮商”和“教育行政”、“ 教育測驗與評量”則次之，其他如 “教育思想”、“教育社會學” 、“教育政策” 、“教育制度”、 “教育經濟”、“多元文化教育” 、“生命教育” 等領域的研究則顯得相對不足，尚未發展出教育學完整的研究體系。而研究方法深受台灣和香港影響，喜歡用調查研究法，其中以澳大教育學院的碩士論文最為明顯。其他如文獻分析法、個案研究法、實驗研究法、比較研究法、歷史研究法也見採用。

展望未來，要建構完整的澳門教育學的學科體系，研究主題應更趨多元，加強對教育社會學、教育政策和教育經濟等領的研究，研究方法宜跳出非統計調查不可的固有習慣，鼓勵量化研究與質性研究並行發展，從而為澳門教育研究開創新的天地。

參考文獻(篇幅太長，此Blog略，請見原文)

載於《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澳門基金會，2007年。

澳門語文教育的反思

2010-01-14T00:50:00.000-08:00

澳門語文教育亟待改革

前　言
國家副主席曾慶紅2003年10月訪澳期間，傳達了中央政府對澳門教育的關心，承諾內地將會協助澳門培訓教師。他結束訪澳不久，教育部和澳門教育暨青年局隨即就落實本澳教師赴內地接受培訓展開接觸和安排，並選定語文教師為是項大型培訓計劃的第一批教師，由北京師範大學負起培訓任務。

就是這樣，2004年4月4日至11日，來自本澳不同學校的六十名中、小學語文教師，在北師大接受了為期一週的培訓。中文是北京師範大學傳統的強勢學科，為做好培訓工作，北師大事前還派出教師來澳調查澳門的教育情況，以制訂適切的培訓計劃。筆者參加了今次的培訓課程，培訓課程一切都安排得很周到，但如果期望通過七天的學習，能得到大量新的教學知識並不實際。對筆者而言，最大的得著是透過一連串的專題講座、參觀聽課和經驗交流等活動，在觀摩與比較的過程中，從自己已有的教學經驗出發，對澳門的語文教育作了一次全新的反思，並對平時習以為常的教學模式作出了相應的調整。

本文是筆者接受培訓後，個人對澳門語文教育進行反思所得出的幾點不成熟的見解。限於教學經驗和學力的不足，粗淺與錯謬難免，謹此求教於方家。為與內地的叫法一致，方便論述，文中出現的“語文”，均專指“中國語文”。

一、重工具性，輕人文性
語文課程是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統一。中國教育部2001年制訂的《全日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實驗稿）》和2003年制訂的《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實驗）》，在提及語文課程的性質時，都有這麼一句話：“語文是最重要的交際工具，是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統一，是語文課程的基本特點。”這是對語文課程的一種理想的概括，語言是人與人之間溝通交流的工具，也是人類文化積澱和傳承的載體；但與此同時，語文學習的過程，又是實現人的自我成長的過程，學生的思想、素養和情操在語文學習中不斷得到提高。然而，澳門的語文教育長期偏重於工具性，而忽略了語文的人文性。

目前，本澳大多數中學的語文課程都使用香港出版的教科書。香港教科書在設計上把範文與知識、技能結合起來，透過範文來呈現相關的修辭、語法、寫作方法等知識要點。在教師用書中，範文四周都標滿了小紅字，註明這句子用了甚麼修辭法，那句子用了甚麼寫作手法……。這樣，教師在分析範文內容和思想的過程中，常會停下來，向學生提問，或告訴學生，這是甚麼修辭，那又是甚麼句式，及至整篇課文講完後，又會側重分析範文使用了甚麼寫作手法。例如初中講朱自清的《背影》，反覆教授相關的修辭與作法，而不集中精力引導學生體悟父愛的偉大及理解不同的父親對父愛可能會有不同的表達方式，那是多麼可惜；又如高中講梁啟超的《敬業與樂業》，反覆強調文章的論證方法，而不引導學生理解和討論人需有業，百業平等，敬業樂業的道理，那又該多可惜。香港教科書這種設計模式的結果是，一篇文質兼美，充滿思想性的課文，每每淪為了支離破碎的知識要點的附庸。

前澳門教育暨青年司於1999年制訂的《高中中文教學大綱》和《初中中文教學大綱》均有這麼一句話：“本大綱按照文體的性質，將範文編為若干單元。”這種以語文的“工具性”來呈現範文的編排方式，與香港多家出版的做法如出一轍。目前大陸兩家最重要的語文教科書出版社，即人民教育出版社和語文出版社，所出版的語文教科書都以“人文性”為線索來組編範文，把內容相關的文本列為一個單元，重要的主題有如“人與自我”、 “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等。筆者以為，在語文教學上，不是不要修辭、語法、寫作方法等知識要點，而是要以內容為先，盡量讓學生感受範文所蘊含的思想內容。修辭、語法、寫作方法等知識要點，脫離個別範文而獨立講解，多舉不同的例子，效果會更好。

二、精讀有餘，泛讀不足
比較大陸和香港的語文課程，會發現大陸語文課程範文的總量要比香港多。目前，大陸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和語文出版社編纂的教科書，初中階段每個年級都收有範文60篇，即每學期學生最少要讀範文30篇。香港課程發展議會1990年制訂的《中國語文科課程綱要（中一至中五）》規定，中一至中三每年有精讀課文34篇，即每學期17篇；到了中四、中五，兩年合計有精讀課文26篇，平均每學期不到7篇。澳門使用的香港教科書，一直就是遵循這個規定來組編範文的。大陸、香港和澳門三地語文課時的設置大致相同，大約都是每週六節，但大陸學生要學習的課文卻比港澳地區多。一篇範文，大陸一般用二至四節就講完，而港澳卻最少要花上六、七節。香港語文課程要求逐段、逐句，甚至逐字精講，然後設計問答題作為教學評量，要求學生詳細重現課文的內容。

港澳地區的教學方法，好處是使學生能深入理解範文的每個細節，但卻使學生失去了接觸更多文章的機會，每個學期專注浸淫在那十來篇文章當中，學得倒是精細，但所得如何，不無疑問。其實香港的《中國語文科課程綱要（中一至中五）》還指引，教師教學除了教授指定的精讀課文外，還可根據實際情況，選取適合的泛讀作品作補充教材。但現實狀況是，香港和澳門這樣做的教師並不多，我們有時甚至還會埋怨課時不足以教完那些精讀範文。其實，澳門的教育行政部門、教育團體或語文教育的專家、學者、教師大可花些時間精選一套符合本地學生閱讀需要的範文，組編出版一些泛讀教材；各校也可根據自己的需要編纂校本泛讀讀本。

長期精講的教學模式，已使語文教師覺得花一週半甚至更多時間來教授一篇課文是理所當然的，於是在課堂上，該講的我們會講，不該講的我們也去講。從學科本位角度出發，語文教師總會覺得這也重要，那也重要，而且有些精讀課文還是升大學考試的必讀課文，要我們削減教授時間也確實為難。但有學，必然要有所不學，在不影響教學質量的前提下，盡量騰出更多課堂時間，引導學生進行泛讀，涉獵更多作品，更能拓闊學生的視野，提升學生的語文水平。

三、看而不讀，讀而不誦
現在許多猛烈批判教育的人，總喜歡把“填鴨式教育”、“死記硬背”等詞彙掛在嘴邊，似乎不說就不痛快，不時髦。其實這些外行、空洞而又一刀切的批評對教育並無好處，記憶力是人類智力的一個重要基礎，記可以是“活”的，背也可以是“軟”的。在我看來，澳門語文教育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大多數學生都“看而不讀，讀而不誦”。這裏的“看”是指默讀，“讀”是指朗讀，“誦”是指背誦，整個意思也就是指澳門學生的閱讀以快速的默讀居多，很少會開口大聲朗讀，更少見有學生主動去背誦一些優秀作品。

澳門的語文教育，應強調學生多開口朗讀，多背誦名篇。大陸的《全日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實驗稿）》要求1－6年級學生背誦古今優秀詩文160篇（段），7－9年級學生背誦80篇（段），合計240篇（段）。事實上，反對背誦並不符合教育心理學的規律，背誦本身並無問題，關鍵是背誦甚麼樣的內容、以怎樣的態度去背，如何背；這如同金錢本身並不醜惡，醜惡的是人對金錢過分追求的態度。理解了這一點，學生就能以更輕鬆愉快的心情去背誦名篇佳作。

朗讀與背誦可以培養語感，積累素材，提升語文的綜合能力，這既是教育學的常識，也是中國啟蒙教育的優良傳統，杜甫的“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就是這個意思。我想到金庸的名著《倚天屠龍記》，有個故事很適合說明背誦的好處。話說在一個危急關頭，張三豐身受重傷，他要即時教授張無忌太極絕學，擊退敵人。張三豐示範一次後，張無忌只記得一半；他示範第二次後，張無忌只記得三招；當他示範完第三次後，張無忌連一招也記不起。但這時張三豐竟告訴張無忌，他已完全學會了，因太極之最高境界是將招式內化為見招出招的武功，以無法為有法。背誦的原理其實也是如此，不背就無所內化，不能從優秀的作品中汲取養份建構起自己的知識體系。中華教育會創辦於1985年的全澳學生朗誦比賽，是澳門語文教育的一個優良傳統。只要我們善加引導，將“默讀－朗讀－背誦”教學有機整合，並在三者中取得一個合理的平衡，我們的語文教育當會有更大的成效。我時刻憧憬這樣的圖像：每天清晨的校園，同學們都在拿著書，全情投入、搖頭擺腦地朗誦，一如中國傳統的啟蒙私塾。多美好的一幅返璞歸真的現代讀書圖！

四、教師講授時間多，學生參與互動少
近年參觀了內地多個省區不同層次的學校，也聽了好幾節語文課。當中我發現了兩個三分之一：他們不約而同有三分之一的課堂時間由學生來回答問題，而參與互動學生的人數，亦佔學生總人數的三分之一強。這兩個三分之一，絕對不是他們事前有意安排的共同的教學方法，就我目力所及，也未見內地有教育理論提出上語文課要做到這“兩個三分之一”。但在教學上盡量讓學生有發言和表達自己的機會，讓更多學生參與課堂互動，已成為當今全球教育改革的其中一個共同的趨勢，工具性與人文性統一的語文教育更應是如此。顯然正是基於這樣一種教育共識，大陸幾間不同學校的語文課才會不約而同地出現這“兩個三分之一”。

澳門的語文教育，在大班教學的情況下，整體上還是以教師講授為主，學生參與互動的時間不多，參與的學生人數也少。若然我們能夠創造環境，鼓勵學生主動參與教學互動，每一堂課都盡量爭取實現“兩個三分之一”，一個學年下來，相信全班同學都會在語文課中得到發展。一堂成功的課，不應是教師講得有成功感，而是要學生學得有成就感。教師應當是學習的參與者和輔導者，而非主導者。教師知識再豐富，講課技巧再好，同學聽得再認真，整堂單向的講授再成功，其成效也及不上由教師引導學生自己展開思考、討論和交流。有些課文，甚至可以由學生分組研習，然後輪流當小老師在課堂上講授。當然，一個學期下來，不能所有課文都是這樣做，必須取得平衡，目前澳門的語文教育要強調多讓學生參與課堂的互動，還學生在教室中的主體地位。

五、教材面面俱到，師生無從發揮
香港教師上課節數多，香港教材的設計充分照顧到教師無時間備課的特點，盡量做到面面俱到，教師只要拿著教材就能上課，學生也只要有課本在手，一切難題都會迎刃而解，根本用不著去思考。例如香港某出版社出版的語文教科書，每篇範文“題解”部分的最後一個段落，都會以完整的語句概括出課文的主旨。教師教授完課文後，最好就不要向學生提問課文的主旨是甚麼，因為他們會不約而同地將書翻到“題解”部分去尋找答案。而更嚴重的是，這些動作已成為他們學習過程中理所當然的事情。又如同一家出版在《廉頗藺相如列傳》一課中，竟列出117個註釋。註釋多是香港語文教科書的一大缺點，文言文尤是如此。學生閱讀課文，看見正文出現註釋編號，自然會停下來，將目光跳到註釋裏去看，如此下來，閱讀一篇不算長的《廉頗藺相如列傳》，學生的目光與思維最少要在正文與註釋之間跳躍117次。這能讀好一篇課文嗎？更重要的是，文言文學習應逐漸給學生揣度詞意的訓練，有那麼齊全的註解，學生根本不用去思考，以後離開了註釋，就很難獨立讀懂文言文。為了應付測驗、考試，學生也許會將註釋全都背透了，但這種記憶並不牢固，許多文言詞語不透過學生自己根據上下文語境去揣度和體會，是難以學好的。

另外，綜觀香港不同出版社出版的語文教科書，有大同小異的設計流程：作者、題解、預習、正文、註釋、問題討論、應用練習等。如斯格式化的編寫模式，使師生不知不覺間陷入僵化的設計流程之中，教師也許以為每一篇文章都要經過這樣的程序來施教，學生也可能誤以為每一篇文章都要經過樣的學習過程。在這種千篇一律的教材框架下，教師和學生都迷失了自我，大家都忘記了教師才是教學的主體，學生才是學習的主體，理想的語文教學應該是在這兩個主體人性化的互動過程中實現的。

六、偏重課堂教學，忽視延展學習
偏重課堂教學，忽視延展學習是澳門語文教學的另一個缺點。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和個人素養，單靠課堂教學並不足夠。有學者深刻地指出：“語言學習，不是僅憑一本教材、在一個封閉的教室中、在一個語言教師的‘苦心調教’下、反復把玩幾十篇文章，所能根本奏效的。因此，數量的巨大，例子的極大豐富，交往範圍的擴展，生活接觸的廣泛，才是形成言語能力的最根本的通衢！”（韓軍，2000）這種對語文教育的批評，與我上文提及的“精讀有餘，泛讀不足”有相同之處，但其含意更為廣泛，大意是指語文教育應聯繫課內與課外，溝通學校、家庭與社會，化生活為語文學習的環境。說得其體一點，這就是“大語文教育”觀。

20世紀80年代，內地著名的語文教師張孝純首先提出“大語文教育”的概念。他主張：“語文教學以課堂教學為軸心向學生生活的各個領域開拓、延展，全方位的與他們的學校生活、家庭生活和社會生活有機的結合起來，並把教語文同教作人有機結合起來，把傳授語文知識同發展語文能力、發展智力素質和非智力素質有機結合起來，把讀、寫、聽、說四方面的訓練有機結合起來，使學生接受全面的、整體的、強有力的培養和訓練。”（張孝純，1993）這是一種很有啟發性的語文教育思想，一個人如果單靠課堂教學來學習語文，其語文水平不會高到哪裡去。基於這種認識，語文教師必須將“課堂教學”和“課外延展”視為語文教學的兩大核心，在上好傳統語文課的同時，還要為學生創造適切的課外語文學習環境，制訂有目標、有組織、有系統的“語文延展學習計劃”，引導學生實現語文學習的社會化和個性化，將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融為一體。

內地的《全日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實驗稿）》規定，學生九年課外閱讀總量應在400萬字以上，閱讀材料包括適合學生閱讀的各類圖書和報刊。特首何厚鏵先生在2004年度的《施政報告》特別提出：“將閱讀納入教學規範，透過課程推廣閱讀風氣，培養學生終身閱讀的興趣和習慣。”從語文教育理論看，“將閱讀納入教學規範”，其實質就是在課堂教學以外，為學生創造延展學習的機會。為落實《施政報告》的這項計劃，教青局在今年初向全澳中、小學發出了“閱讀計劃”資助申請表，以專款形式向學校提供經濟援助，推動閱讀教學的發展。

總之，讓語文教育邁向生活，融入時代，使社會生活成為大語文教育的環境，我們就能實現“有生活處便有語文”的教育理想。“大語文教育”觀的實質，就是通過大量的資訊刺激，讓學生觸摸時代發展的脈搏，開闊學生的視野，培養學生的創造性思維，提高學生語文的整體素養。

結　語
當前，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的語文教育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國內在上世紀90年代後期，更出現過一場全國性的有關“語文教育”的批評和論爭。國內有學者這樣形容中國百年語文教育的境地：“巨大的成績包含著巨大的問題，空前的成就受到空前的批評。”（李裕德，1999）。不同機構做的調查都顯示，內地學生的語文水平要比本澳學生高，即使如此，內地的語文教育還是存在這麼大的問題，那澳門就更不用說了。語文教育是基礎中的基礎，可喜的是，澳門老一輩的語文教師都有較高的語文水平和敬業樂業的園丁精神，使得澳門的語文教育先天具備較厚實的底蘊。但同時我們也應當看到，澳門學生的語文水平有下降的趨勢，常為社會所詬病。

筆者相信，以上所述：重工具性，輕人文性；精讀有餘，泛讀不足；看而不讀，讀而不誦；教師講授時間多，學生參與互動少；教材面面俱到，師生無從發揮；偏重課堂教學，忽視延展學習等六個方面，是本澳當前語文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當然，澳門語文教育的不足，絕不只有上述六個方面，但此六者卻是最重要的，如不對症下藥，澳門的語文教育改革將難以取得突破性的發展。我們今後所應做的，是對語文教育作出全面的檢討，發揮優良的傳統，革新不合時宜的弊端，“揚長革短”，促進下一代語文水平的整體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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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澳門教育》總第201期，澳門中華教育會，2004年9月，頁38-42。

把研討付諸行動──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芻議

2009-12-22T00:02:00.000-08:00

澳門具備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歷史文化底蘊

澳門博彩業高速發展為社會帶來繁榮的同時，產業單一與舊區老化的問題也日漸突出。近年本澳許多地區大興土本，基建工程不斷，迎接博彩業新契機的到來；許多舊區卻原地踏步，面對人口擁擠、交通堵塞、居住環境惡化、營商艱難等問題。這種形勢下，“發展適度多元的經濟”已成為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和澳門社會的一項共識。根據澳門的產業結構、世界產業的發展趨勢和本土歷史文化的優勢，社會已逐漸認同“文化創意產業”是澳門未來要大力發展的重要產業。

共識雖已達成，可惜的是，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概念提出後，政府培訓、參觀、考察、研究的多；社會研討、評論、空談的多；從政府到民間，實際的行動卻很少。從農業經濟、工業經濟、知識經濟到創意經濟，當今世界一項經濟產業的典範已來臨。文化創意產業作為一項全球爭相發展的新興經濟產業，其核心內容並不“新”，在歐美，甚至鄰近的大陸、台灣等地都已有成熟的理論著作和成功的案例。所以，今天澳門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去討論何謂創意、何謂文化產業、文化產業包括哪些門類等理論問題，而是要將研討付諸行動，與世界同步向前。

我從2004年應邀組織研究小組對設立“望德堂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作可行性研究，到近年結合文化遺產與旅遊，探討澳門創意產業的發展，經過多年思考，以為參考外地的成功經驗和結合澳門的實際情況，我們應立刻開展以下實際工作，推動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

一、設立文化創意產業專責部門
把研討付諸行動的第一步，是由政府設立研究、策劃和統籌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專責部門。文化創意產業是“文化”與“經濟”的結合，建議先期仿效香港成立“創意澳門”辦公室（或名為澳門文化創意產業辦公室），組成人員包括文化、藝術、創作、建築、教育、經齊、法律、管理、旅遊、歷史、市場營銷等專業人員。這些人員除調自不同的政府部門外，還應以公開招聘的方式吸納民間的創意人才。為打破政府現行司、局、廳、處的條塊行政結構，建議“創意澳門”辦公室最好由行政長官直接領導，否則應由專責社會文化的司長領導，而不應將之置於局級部門之下，不利於跨部門協作。當然，“創意澳門”辦公室的主要職責是創造有利於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環境，制訂相關措施，扮演統籌和協調的角色，不會，也不應直接參與實際、具體的開發工作。

創意往往來自民間，除設立“創意澳門”辦公室外，政府還應調動社會各方面的創意人才成立“澳門文化創意產業委員會”，擴大社會參與，集思廣益，凝聚文化界的力量推動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澳門文化創意產業委員會”有別於政府其他諮詢組織，組成人員應以文化創意人為主，並盡量吸納少數意見和邊緣團體，淡化傳統社團代表的角色，以使其發揮出切實的功能。

二、設立文化創意產業專項基金
文化由“事業”發展成“產業”之前，往往需要政府投入大量的資金扶持。澳門賭權開放後，收入增加，政府財政相對充裕。社會既然認同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是澳門實現經濟適度多元化的策略之一，就要視資金支持為政府的一種“投資”，而非單純的“投入”，從而下定決心大量投放資源。有了這些認識還不足夠，為監察資金投入的成效和保證資金支持的持續性，建議從政府財政，或澳門基金會每年撥出專款，設立“澳門文化創意產業基金”，實行專款專用。

要注意的是，為避免過分擴張部門，我是建議設立“文化創意產業基金”，而非“文化創意產業基金會”。民間的文化人士更清楚澳門藝文發展的需要，所以建議基金直轄於“文化創意產業委員會”，日常的管理、監察和審批申請由“創意澳門”辦公室負責。視乎項目性質，資助可分無償資助或無息貸款兩種，當申請金額超過限定額度（例如五十萬澳門元），需由“文化創意產業委員會”直接審議批核。如有特殊項目，“文化創意產業委員會”經討論取得共識後，可以主動透過“文化創意產業基金會”依法撥款給予支持。如是這般，政府每年的投入就得到保證，從而持續有效地支援本土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

三、打造文化基地，凝聚創意社群
外地文化創意產業的成功經驗表明，創意產業需要一個孵化基地，以凝聚創意產業社群，使其成為創意經濟的中心。綜合考察澳門的舊城區，望德堂一帶較有條件成為澳門首個文化創意產業園區。2002年11月起，土地工務運輸局分兩期先後對望德堂區進行重整和美化工程，使其成為本澳一個充滿歐陸色彩的迷人地方，在硬件建設上具備發展成為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基礎條件。

從歷史地理的背景來看，望德堂位於昔日葡人居住地“基督城”和中國人居住地“華人村落”的過渡地帶，四百多年來中西文化在這裏紮根滋長，和而不同，演繹着不同的文化故事，孕育出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1920年代，望德堂曾整區重建，經過近百年風霜，她至今仍保存着較有特色的新舊建築群。今天，隨着大砲台迴廊和塔石廣場的建成，望德堂是澳門歷史城區從大三巴步行通往松山景區的便捷通道，如果能夠成功將附近一帶打造成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勢將為澳門旅遊業創造新的文化景區，也為本土創意經濟找到合適的文化消費者。

隨着婆仔屋、演藝學院音樂學校、創意園、口述歷史協會等不同的文化機構和團體入駐該區，只要加強政策引導，“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勢將漸見雛型，成為未來澳門創意社群的活動中心。

四、培育和引進創意人才
人才是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基礎，但澳門創意人才的數量和質量都有待提昇。因此，澳門發展文化創意產業，需要制訂創意人才計劃，一方面着力培育本地創意人才，另一方面適量引進外地的創意專才。

培育本土人才方面，應從兩個層面入手：一方面通過高等教育培訓高級專才，一方面推廣藝文普及教育，整體提昇澳門居民的藝文欣賞水平。現時理工學院設有的綜合設計、視覺藝術、音樂等高等課程，正是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所需的主要專業，日後在強化這些課程的同時，應考慮在有條件的本地高等教育機構開設相關的文化管理學位課程，培養既有文化修養又懂得市場運作和文化管理的複合型人才。藝文普及教育也不可忽視，教青局、文化局、各所博物館、文化社團等要繼續深化舉辦各種藝文活動，將創意文化和藝術表演深入社區。在打造望德堂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時，可同時將其定位作為本澳的藝文培訓基地，在區內設立藝文創意青年中心，透過不同門類的文化創意課程、工作坊及活動等形式，把本澳的書畫家、話劇導師、音樂人、漫畫作者等藝文工作者與青少年組織起來，既可培訓創意人才，也為園區帶來活力。事實上，演藝學院屬下的音樂學校已進駐望德堂，只要有更多政策引導，吸引民間藝文團體加入，望德堂定能在兩三年內產生聚群效應。

當然，澳門作為推動創意產業發展的後起地區，單靠培訓本地人才並不足夠，還應透過國際交流提昇自身的視野，並適當招聘海外的創意人才，借鑑外地的經驗。

五、營造創意氛圍
推動文化創意產業一個較“虛”和“遠”的工作，就是要“營造創意氛圍”。澳門雖然具有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歷史底蘊，但仍需要在本地社會營造和推廣一個更具創意的環境。有意見認為“文化發展的根本就是公民社會，文化政策的根本就是公民社會政策”，即是說，公民社會是文化創意產業成長的土壤。創意需要自由寬鬆的環境，需要接受批評，需要接受不同的聲音，需要尊重少數人的意見。惟其如此，創意人才在能在沒有束縛的環境下，任由創意馳騁，自由自在地創作。

營造創意氛圍的另一個層面，就是要在社會建立起重視文化、熱愛藝術、尊重知識產權的風尚，使更多居民成為創意產品、文化服務和藝術表演的欣賞者和高級消費者，凝聚觀眾群。

六、催生創意企業
要把“文化事業”轉化為“文化產業”，除創意人才外，還需要創意企業的支持。在文化界，澳門現有的文化體制、政策和運作缺乏企業觀念；在商界，澳門現有的企業大多數以經濟效益為主要追求，缺乏文化視野和社會責任。如何將兩者結合，是澳門文化創意產業能否成功的關鍵。

建議成立的“創意澳門”辦公室，應設法在行政措施、技術支援、稅務優惠、資金援助等方面創造寬鬆的企業經營環境，致力催生一批本土創意企業，使其適應本澳高成本的營運市場。一方面，對澳門現行的企業摸底調查，甄選出具備條件發展創意產業的企業，給予重點扶助；另一方面，鼓勵有興趣的創意人成立創意小企業。這個過程中，通過文化市場的自由選擇機制，優存劣汰，經年以後，一批具本土特色的文化創意企業將破土而出。

七、拓展市場需求
市場需求是文化創意產業得以健康發展的基礎。所以，“創意澳門”辦公室的一項主要工作是拓展澳門創意產品的內外市場需求。對內，透過提高居民的藝文欣賞水平、營造創意氛圍、凝聚創意社群、打造文化創意產業基地等措施，促進澳門居民在文化創意產業上的消費。對外，建議透過澳門設於外地的旅遊辦事處和其他外設機構，在內地和海外推廣本地創意產業，制定專門的澳門文化創意產業旅遊推廣計劃，致力使旅客成為本地文化創意產業的主要消費者，以彌補本土市場狹小的不足。此外，“創意澳門”辦公室還應協助澳門的創意中小企業參加外地的營銷推廣活動，如上海世博會等，長遠目標是打造能供出口的澳門文化創意產品。

只談文化，不搞產業；只有創意，沒有需求，都無法振興澳門的文化創意產業，唯有透過增加內外需求，擴大創意產業的市場規模，才能讓創意企業得以持續經營和發展。

本文不談文化創意產業的所謂“理論”，只提出可以盡快落實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幾點具體建議。當然，這些都並非甚麼“創見”，而是在參考外地成功經驗的基礎上，結合到澳門的實際情況，而提出的具可操作性的發展策略。要強調的是，以上建議只是先期工作，不先做這些工作，推動文化創意產業注定成為空談；做了這些工作，如缺乏其他更多有利的措施，不見得一定能夠搞起澳門的創意產業。

將“文化”加入“創意”，催生“產業”，不但是一項經濟工程，更是一項文化工程，退一步說，即使催生“產業”不完全成功，也會大大促進本土文化事業的發展。刻下，連鄰埠的香港也力推創意產業，在我眼中，香港是“文明”城市，澳門是 “文化”城市。澳門擁有豐富的文化內涵，具有孕育文化創意產業的歷史底蘊和文化景觀，如果我們今天不把握機遇，將研討付諸實踐，把觀望化作行動，明天必將為起跑太遲而後悔。

2009年7月22日載於《澳門日報‧蓮花廣場》

從發展經濟到改善民生

2009-12-21T23:48:00.000-08:00

今天，澳門回歸十年慶典的帷幕徐徐落下。國家領導人離開了，讚美的掌聲響過了，湊熱鬧的鎂光燈閃完了，躁動的政治熱情消退了，新一天的陽光普照特區，我們的生活還得繼續……

澳門回歸十年是國家的政治大事，作為一種喜慶活動，部分媒體報喜不報憂，甚至“隱惡揚善”，外人不知道，但澳門人不可能不知道。當下，正是真正總結經驗，策劃未來的時刻，這種“總結”，不是掛在嘴角的政治口號，而是必須痛苦地揭開我們的瘡疤，勇敢地面對那些血淋淋的傷口。

大多數澳門人都會認同，十年來澳門經濟發展迅速，治安改善，城市面貌日新月異；但同時，大多數澳門人都清楚，在經濟繁榮的背後，社會矛盾日益突出，部分人的生活素質不升反降。

賭權開放，自由行政策落實，博彩業蓬勃發展，周邊利益擴大，房地產井噴式暴升，土地權力控制在一小部分人手上，有人一夜暴富，一朝發達，但對五十多萬澳門居民來說，這畢竟只是少數。歐案爆發，就是這些狀況的結果。自此，政府威信重挫，但仍堅持不公開拍賣土地，歐文龍下台後不合理的批地仍然存在，引發市民對政府產生信任危機。博彩稅收固然是澳門重要的收入來源，但十年來批出的土地價值，卻同樣不遑多讓。土地的市場價格與政府的批地價格存在巨大的落差，差距有多大，代表土地獲取者的得益有多大，也代表澳門特區的損失有多大。與賤地價相伴隨的是高樓價，政府一方面以遠低於市場價值的價格批出土地，市民一方面卻以極高的價錢購置狹小的安身之所。如是這般，大多數人的財富，轉移到少數人身上。不知是為了抬升樓價，還是真的個個項目因故延遲，公共房屋近乎零供應。樓價高低本由市場決定，但澳門卻是樓價趨升時行“市場自由主義”，樓價趨跌時行“政府干預政策”。

澳門十年來取得的成就的確是驕人的，但這一切，與中央政府在“一國兩制”框架下特殊的照顧是分不開的，大江之水注入小溪，大桶之水倒入小杯，焉有不溢滿之理？所以，我們無須太自滿。與此同時，十年來貪污與土地和房屋糾纏不清，其責任則要由澳門人來承擔。

對基層市民來說，薪金的確是提高了，但大多數收入都用在供樓或租金上了。所以，別告訴我們澳門的GDP有多高，那對我們的實際生活沒有產生多大的意義。如果說第一個十年，澳門以發展經濟為主要成就，那麼第二個十年，勢必要以改善民生為主要施政，轉“親商”為“愛民”。政客的期票經不起時間考驗，惟有政治家的行動才能挽回民心。新的十年開始了，我們有期待。

澳門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利用

2009-12-21T21:55:00.000-08:00

圖1-1　澳門歷史城區及其緩衝區

一、引言
2005年7月15日，“澳門歷史城區”成功申報列入《世界遺產名錄》(The World Heritage List)，成為中國第31處世界遺產。

澳門擁有“世界遺產”的殊榮後，歷史城區迅即成為世人關注的中心，這片區域不僅為澳門旅遊業帶來新的契機，更大大加強了澳門人的文化歸屬和身分認同。申報世遺成功的幾年，正是澳門社會經濟急速發展的幾年，城市的擴張和大量勞動人口的引進，給澳門人原有的生活方式和悠閒的生活文化帶來新的轉變。與此同時，伴隨着“世界遺產”而來的，是懷舊好古的社會思潮，澳門人開始對對文物古蹟產生前所未有的關注，並嘗試透過公共參與享有更大的話語權，使“文物保育”逐漸演化成一場公民社會的運動。澳門作為一個移民城市，被葡萄牙人殖民管治了百多年，許多人都產生了“認同危機”，身分無所歸屬。主權回歸後，殖民管治的影響慢慢消退，澳門人的主體意識漸漸形成，參與文物保育運動，爭取公民話語權，其實就是自我尋找文化認同，化解“認同危機”的一種過程和方式。所以，近幾年，特別是最近一年來，澳門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利用出現重大的爭議，甚至每每演化成對政府的“不信任”危機。因為這不僅是城市發展與文物保育的平衡問題，更關係到澳門人的“主體意識”、“身分認同”等文化議題，只有全面理解問題的始末，才能更好地化解當中的矛盾，進而實實在在地制定出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利用的有效政策，拉動經濟增長，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二、澳門“世界文化遺產”的由來
二次大戰後，全球在一個大致和平的環境下重建社會，經濟迅速發展，各國許多自然環境和古蹟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如1960年代，埃及在尼羅河上游修建阿斯旺水壩，令兩座千年神廟被毀。這些嚴峻的情勢，使國際社會日漸關注地球自然環境和人類歷史古蹟的命運，全球性的保育意識日漸強烈。1965年，美國白宮提出“世界遺產信託基金”建議案，倡議通過國際合作保護“世界傑出的自然風景區和歷史遺址”。1969年，環境保護組織“地球之友”在美國成立。1970年，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環境委員會成立。1972年，美國同時頒布了《人類環境宣言》和《人類環境行動計劃》，其中後者建議制定《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國際社會，特別是美國的保育呼籲，受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重視和採納，1972 年11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通過了《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簡稱《世界遺產公約》），一個影響人類文化與自然遺產命運、改變全球文化觀念的世界性公約誕生，“世界遺產”、“文化遺產”、“自然遺產”等概念由此成為世界熱門的關鍵詞。世人開始認識到，世界遺產是全人類文明歷史的精華，是極其罕見和不可再生、不可複製的，在它們受到威脅之前，就應該建立一個制度，把它們保護起來。

《世界遺產公約》將世界遺產分成“世界文化遺產”和“世界自然遺產”兩類，但後來人們逐漸發現，這種二分法不是絕對的，有些遺產地既有美麗的自然景觀，也有豐富的人文內涵，可謂“自然”與“文化”特性兼而有之，於是便出現了“自然與文化雙重遺產”的分類。1988年，泰山成為世界第一個“自然與文化雙重遺產”。及至1993年，新西蘭的湯加里羅國家公園（Tongariro National Park）成為世界文化遺產中的第一個“文化景觀”，使世界遺產又增添了一種新的類型。

澳門歷史城區屬“世界遺產”當中的“世界文化遺產”類型。

16世紀中葉，葡萄牙人入居澳門，帶來西方的宗教文化和生活習俗，與中華文化碰撞交融。人員交往頻繁，文化薈萃，教堂與廟宇毗鄰，聖誕與佛誕同在，肅穆的古墓與莊嚴的砲台互相輝映，豐富多樣的文化內涵，將澳門熔鑄成中國南海邊陲一個遺世獨立的歷史古城。歷史學家和文化學者早就注意到澳門歷史文化的獨特性和多元性，1980年代，澳門已有葡萄牙學者提出澳門可以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構想，但基於主權問題和其他原因，有關意見一直只是學術界的建言，並沒有成為政府的行動。回歸前，這個問題再度引起關注，中葡聯合聯絡小組葡方代表向中方提出澳門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建議，中方給予積極的回應，並承諾澳門回歸後將積極推動有關工作。

所以，澳門回歸後，中央政府即派出文物局人員到澳門，協助開展相關工作。2001年，澳門草擬了《“澳門歷史建築群”申報文本》，並於2002年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秘書處。“澳門歷史建築群”不同於今天的“澳門歷史城區”，它專門指南起媽閣廟，北到東望洋燈塔的12處建築，是特區政府文化局經過諮詢專家意見後選定申報世界遺產的區域，不包括後來加入的廣場空間和其他歷史建築，範圍比“澳門歷史城區”要小。2004年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ICOMOS)派遣專家來澳實地考察，特區政府在聽取各方意見後，將“澳門歷史建築群”擴展成“澳門歷史城區”，歷史建築由原來的12處，增加到25幢，並增加了8處廣場空間，將申報範圍連結成一片完整的區域，更能反映澳門400多年來東西文化融和共生的特質。2005年7月15日，世界遺產委員會於南非德班市 (Durban) 舉行會議，“澳門歷史城區”成功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圖1-2　澳門歷史城區的8處廣場空間(此Blog略，請見原文)

從圖1-1及圖1-2可見，澳門歷史城區位於澳門半島原始地貌的中南部，是以歷史建築為點，古老街道為線組成的一個歷史街區，為葡萄牙人入居澳門後在澳門最早的居留區域，集中體現了400多年來中西文化在這個古老小城交流碰撞的成果。“澳門歷史城區”是根據澳門城市發展和演變的實際情況，經過內部論證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及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相關專家意見後，劃定的一個歷史區域，登錄在《世界遺產名錄》內，有特定的區域範圍，除非經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的同意，否則不能隨意增減。其範圍包括：媽閣廟、港務局大樓、鄭家大屋、聖老楞佐教堂、聖若瑟修院及聖堂、崗頂劇院、何東圖書館、聖奧斯定教堂、民政總署大樓、三街會館（關帝廟）、仁慈堂大樓、大堂（主教座堂）、盧家大屋、玫瑰堂、大三巴牌坊、哪吒廟、舊城牆遺址、大砲台、聖安多尼教堂、東方基金會會址、基督教墳場、東望洋砲台（包括東望洋燈塔及聖母雪地殿聖堂）等25幢建築以及媽閣廟前地、亞婆井前地、崗頂前地、議事亭前地、大堂前地、板樟堂前地、耶穌會紀念廣場、白鴿巢前地等8處廣場空間。

三、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
作為一個歷史文化名城，澳門有優良的文物保護傳統，澳門世界文化遺產作為澳門文物的一部分，同樣得到較好的保護。歷史上，澳門沒有經歷過嚴重的外戰和內亂，也很少發生嚴重破壞整個城市的自然災害。1622年的澳荷大戰、1849年的中葡衝突、1874年的“甲戌風災”、1966年的“一二‧三”事件等歷史大事，雖然都對文物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但相對澳門整個城市的文物情況來看，其波及範圍和破壞程度，還是比較小的。反而，火災是澳門文物最大的破壞者，例如著名的聖保祿學院及其教堂，就曾經歷過三次重大的火災，最後一次更只燒剩教堂的前壁，即今天的大三巴牌坊。事實上，澳門許多教堂、廟宇和其他文物建築，都曾被火燒過，我們今天所見，都不是最早期的建築實物，而是火警被焚後重建的。然而，這並不影響澳門文物建築的多樣性和歷史價值，澳門長期致力保護文物建築，為後世留下了珍貴的文化遺產。聖地牙哥古堡酒店、德成按等歷史建築的再生利用，就更是澳門文物保護取得理想成效的有力例證。

1. 世界文化遺產的教育與推廣
“世界遺產教育”是世界遺產保護最為重要的動力和條件，所以在“世遺”產生發展的過程中，“教育”始終是個備受重視的議題。《世界遺產公約》就將教育視為一個重要的環節，在“VI教育計劃” [3]中以兩個條文倡議教育。在澳門尚未展開世界遺產申報工作前，“世界遺產”的概念在澳門雖不至於陌生，但一般澳門人對其內涵和意義卻缺乏清晰的認識。申報世遺前，政府部門雖偶有宣傳推廣文物的活動，部份學校也有零星的課程，但都沒有產生太大的效益。

特區政府啟動申報世遺的工作後，政府部門、民間社團和學校相關的教育與推廣工作才逐漸多起來。2001年，文化局着手草擬《“澳門歷史建築群”申報文本》，並陸續開展相關的研究、教育和宣傳工作。為配合世遺的申報工作，文化局透過舉辦研討會、獎勵研究、出版刊物、展覽、學界比賽等一系列活動，宣傳推廣文物保護。重要的活動有：“近代亞洲建築網絡研討會”、“城市文化遺產的保護──澳門視野”國際學術研討會、“鏡海瑰寶──澳門歷史風物書畫、攝影、海報展”、“中華瑰寶──申報世界遺產藝術作品展”、策劃《文化雜誌》專題文章、資助出版澳門研究的書籍等等。[4]2001年，文化局策劃“文物大使培訓計劃”，招募青少年透過培訓擔任澳門文化遺產的推廣工作。有關培訓課程由旅遊學院提供，至今已訓練了一批又一批青少年，成為澳門世界文化遺產宣傳推廣的生力軍。2006年起，民政總署與澳門歷史教育學會聯合舉辦“博物館學生研究員培訓計劃”，先後培訓了120名青少年參與本地博物館的研究活動，並從中選出優秀學員到民政總署大樓、龍環葡韻住宅式博物館等文物建築擔任導賞工作。

但從全澳範圍來看，仍然欠缺面向社會，特別是青少年的全方位的教育與推廣活動。有見及此，澳門基金會於2007年聯同旅遊學院、澳門歷史教育學會及全澳各中小學校，推出“我們的家園，世界的遺產──澳門歷史城區校園推廣計劃”，旨在向全澳近10萬名基礎教育的師生宣傳推廣澳門的文化遺產。整個計劃包括出版《澳門歷史城區──校園普及讀本》、培訓校園世遺導賞員、澳門歷史城區學界全員考察活動、“澳門世遺知識”校際問答比賽、澳門歷史城區考察報告獎等5項活動，歷時兩年。有關活動將進行到2009年中，截止2008年11月，已共有825名師生接受了24課時的理論培訓和9課時的路線考察培訓，有24,000多名師生按自行設計的路線參加了“澳門歷史城區學界全員考察活動”，有71隊師生組合撰寫考察報告，參加“澳門歷史城區考察報告奬”。[5]從活動的參與人數、時間和質量來看，澳門基金會策劃的上述計劃是澳門至今同類型的活動中最大型的，收到較佳的教育效果。

除了普及推廣的教育外，專業教育也是世界遺產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澳門在文化遺產的保護、修復和管理方面雖然有相當長的歷史，並取得一定的成績，但卻一直缺乏相關的本土專業人員。申報世界遺產成功後，歷史城區綜合管理、保護和利用等重大議題，更需要相關專業人才。澳門申報世遺期間，旅遊學院即着手籌辦相關的高等教育課程，2005年7月澳門申報世遺成功，該校於同年9月開設四年制的“文化遺產管理”學士學位課程，成為澳門最早，也是至今唯一一間開設這類本科專業的高等教育機構。[6]

2. 世界文化遺產的法律與法規
透過回顧澳門文物保護法規的制訂歷史，可以察看到澳門確實具有保護文化遺產的優良傳統。早在1953年12月10日，史柏泰(Marques Esparteiro) 總督就任命了一個委員會，以調查建築文物的狀況。這是澳門有史以來第一次官方以書面形式關注城市的保護工作。多年以後，馬濟時(Jaime Si1verio Marques) 總督又任命了一個新的工作組，研究和提出適當的措施以保護和重視歷史和藝術文物。但是，當時有關文物建築的概念，僅限於一幢幢的樓宇、教堂、宮殿和砲台等，尚未具備今天保護周圍景觀及城市背景的觀念。

1976年，澳門公佈了第一條比較全面的文物保護法令──編號34/76/M法令。此法令確定受保護的建築物、建築群及地段的名單，並建立一個直屬澳督的新委員會——維護澳門都市風景及文化財產委員會（即文物保護委員會）。法令第一次對文物保護的對象作出定義和分類，並有89個項目被列入文物保護名單。1984年又頒布編號為56/84/M的新文物保護法令，取消上述34/76/M法令，對澳門的文物作出更精確和全面的定義和分類，同時對每一類的文物的保護方法也有比較詳細的規定。1992年澳葡政府又頒布第83/92/M法令，是到目前為止最後修訂的文物保護法。

澳門申遺成功後，以上原有的文物法規已不適應新時期社會發展的需要。這是因為，“澳門歷史城區”是個新的概念，其內的許多文物建築雖在現行的保護名單內，但對整片區域的保護及新的配套措施卻是空白的。近年出現的一系列文化遺產爭議事件，與相關的法律滯後有很大的關係。所以，澳門申報世界遺產成功後，社會普遍認為應盡快制訂全面的文化遺產保護法規，使澳門歷史城區的保護有法可依，有規可循。

這種形勢下，特區政府開始了一系列的文物法規制訂工作。2006年7月17日，行政長官簽署第202/2006號批示，將澳門申報世遺時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交的緩衝區範圍法規化。[7]2007年初，公眾得悉東望洋山東岸山腳即將興建的高樓有可能遮蔽東望洋燈塔部份海岸景觀，有民間人士組成的“護塔連線”，反對政府批准在該處興建高樓。事件後來演變成一場公民抗爭運動，“護塔連線”去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反映意見，引起世界遺產委員會和特區政府各級官員高度關注。為回應民間的保育訴求，行政長官於2008年4月11日簽署第83/2008號批示，[8]訂定東望洋燈塔周邊區域興建的樓宇容許的最高海拔高度，基本平息爭論了一年多的東望洋燈塔事件。

2006年3月，社會文化司轄下設立了一個文化遺產保護法例草擬小組，專責對現行文物保護的相關法律進行修訂，小組的成員包括來自社會文化司司長辦公室、文化局、土地工務運輸局及民政總署的法律和專業技術人員，務求集思廣益，為修訂作出全面的考慮。考慮到澳門經歷了多年來的社會經濟轉變和發展及“澳門歷史城區”已被聯合國教科文組織列入《世界遺產名錄》，並根據相關部門過往在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上所累積的經驗和所遇到的困難，草擬小組建議對現行文物保護的相關法規進行全面的檢討。同時，小組通過參考亞洲及歐洲地區的相關法律和工作經驗，建議為特區重新擬訂《文化遺產保護法》。[9]2008年2月，文化遺產保護法例草擬小組推出《〈文化遺產保護法〉法案大綱諮詢文本》，為澳門文物保護法的立法工作開展前期諮詢。社會意見認為，有關法律宜緊不宜鬆，罰則宜重不宜輕，只有透過嚴謹的立法，全面系統地制訂出保護措施，才能真正確保澳門文化遺產得到永久的保障，進而解決社會急速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各種矛盾。如果順利，《文化遺產保護法》或可於2008年進行第二次諮詢，2009年完成立法，屆時，澳門歷史城區的保護將可得到加強。

除了專門的文物保法外，社會普遍關注到文物保護與城市規劃的關係問題。2007年，可持續發展策略研究中心受特區政府委託啟動關於澳門城市規劃的研究，並於2008年成立了一個專門工作小組草擬了《澳門城市概念性規劃綱要》，向社會公開諮詢意見。另一方面，政府又組織了城市規劃內部研究小組，從法制、體制及機制三方面入手，對本澳現時城市規劃體系的特點進行針對性的研究分析，並於2008年11月10日推出《對構建現代化與科學化的城市規劃體系的探索》諮詢文本。可持續發展策略研究中心和城市規劃內部研究小組的兩個城規諮詢文本，都重點論述到城市發展與文物保育的關係，並提出了一些促進文物保護的建議，反映澳門開始全方位關注保育問題。

3. 世界文化遺產的管理狀況
澳門歷史城區的25幢歷史建築，8個廣場空間，業權和管理權分散，分屬不同的政府部門和私人實體，為日常的實際管理帶來了困難。從法律和管理現狀來看，澳門尚未建立起有效的世界文化遺產管理制度，遺產的業權和管理權含混不清，媽閣廟糾紛就是由此而引起的。2007年10月29日，媽閣廟發生管理權糾紛並公開化，有人在沒有請示政府和通報旅遊業界的情況下突然把廟宇關閉。媽閣廟是澳門最著名的廟宇，又是澳門世界遺產的核心文物建築之一，每天遊人絡繹不絕，事件迅即引起社會廣泛的迴響，連鄰近地區傳媒也作出重點的報導。在業權和管理權問題沒有弄清楚前，媽閣廟糾紛，或類似媽閣廟的問題，很難得到妥善的解決，也難以排除日後有其他類似的問題出現。

目前，有些文化遺產建築由政府直接管理，有些則由民間組織，如澳門教區、廟宇值理會等管理，欠缺一個強而有力的中央監督機制。澳門歷史城區內文物建築管理權的分佈詳表1：

表1：澳門歷史城區文物建築管理機構一覽表（Blog略，請見原文）

表1所列建築大多數都在現行的文物保護清單內，因此受到特區政府的法定保護，特區政府不論是否持有其業權，都有責任和權力監督管理實體的管理行為。但許多時候實際的情況卻是，各管理機構各行其是，即使內部發生糾紛影響文物的日常管理，當局也難以介入，突顯中央監督與授權管理之間權責不清，進退失據，媽閣廟事件就是一個鮮活的例子。所以，社會有意見認為當局可考慮以完善監督與管理的角度出發，建立統一的世界文化遺產管理和監督制度。

4. 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育爭議
歷史城區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對澳門是個新的挑戰。一方面，旅遊事業及城市建設為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帶來考驗；另一方面，澳門缺乏世界遺產保護的相關法律和人才。因此，幾年下來，特別過去一年來，澳門發生了一系列有關文化遺產的保育爭議，在複雜的社會環境下，澳門世界遺產的保護和管理存在種種困難是可想而知的。

世界遺產的保護，不僅要保護遺產本身，即“真實性”；也要兼顧到遺產周圍的景觀，即“完整性”。應當肯定，澳門對世界遺產個體建築的保護取得一定的成績，但卻往往忽視了整體景觀的維護。世界遺產委員會很重視遺產的“完整性”，規定一個地區申報遺產時，需要在遺產周圍設立“緩衝區”，以增加遺產的保護層。緩衝區包括申報遺產所在區域、重要景觀，以及其他在功能上對遺產及其保護至關重要的區域或特徵。[10]雖然緩衝區並非所申報的遺產的正式組成部分，但是《世界遺產名錄》內遺產的緩衝區的任何變動都需經世界遺產委員批准。東望洋燈塔事件，公眾關心的就是整體景觀的問題，因為大家都知道，事件中燈塔本身沒有受到任何的破壞，但東望洋山邊新建的大樓卻阻隔了燈塔與海洋的視線，破壞了其原來的屬性和景觀。澳門面積狹小，歷史城區是市民主要的生活區域，維護整體景觀是一項重大的挑戰。

從下環街市事件、藍屋仔事件、松山燈塔事件到最近的望廈兵營事件，有關文化遺產保護的議題此起彼落，民間訴求一個接一個。這些文物保育的訴求，不是孤立事件，保育是目的，也是手段，背後有深刻的社會文化因素，體現了市民珍惜家園，熱愛文物，參與公眾事務的態度。從政府的處理手法來看，當局在解決這些問題時，似乎並沒有充分意識到這一點，多數只是從文物建築的價值去與社會討論問題，進而作出決策。其結果是，無論是執意清拆（如下環街市事件），還是從善如流（如藍屋仔事件），皆沒有解決問題的根本，即未能充分理解市民的文化感情，回應社會對“文化認同”表現出來的熱切心情。

民主法治的公民社會無不重視社會監督，在澳門世界文化遺產的問題上，尤其需要強化社會監督。這是因為，社會監督一方面可以彌補世界遺產因為法規不健全、管理不到位、利用不科學等而引起的負面問題，及早予以補救；另一方面社會監督實質是公眾參與遺產管理和保護事務的一種自覺體現，重視監督就是對公眾意見一種最好的回應。所以，強化社會監督，建立全面、有效、透明的社會監督體制，將世界遺產的管理、保護和利用置於公開的社會監督制度下，匯集各種不同的意見，通過廣泛討論平衡不同的利益，當會減少爭議，減少負面問題的出現，更能進一步激發公眾參與社會監督。

四、世界文化遺產的利用
2005年“申遺”成功以來的幾年，正是澳門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的幾年。澳門主權回歸後，特區政府銳意以“博彩業為龍頭，旅遊服務業為主體”振興經濟，隨着賭權開放、自由行政策實施等有利措施相繼出台，旅遊業發展速度之猛，為世所罕見。2005年，澳門入境旅客為1,871萬人次，到2006年，入境旅客增加到2,200萬人次，及至2007年，入境旅客更達2,700萬人次，屢創新高。根據預測，今年澳門入境旅客估計將突破3,000萬人次。[11]旅客數字的大幅增長，促進了澳門社會經濟以同樣的活力迅猛擴張，大型建設和旅遊設施如雨後春笋般在城市遍地開花，歷史城區周圍的景觀受到了影響，旅客增加也為文化遺產的保護和管理帶來新的問題。

1. 越趨兩極：熱點過熱與冷點太冷
澳門歷史城區作為一個旅遊區域，並未能充分發揮出應有的價值和功能。首先，對澳門每年近三千萬旅客而言，“博彩娛樂”是熱點，“世界遺產”是冷點，專門慕澳門歷史文化之名而來的旅客比例仍有待提高。其次，在歷史城區內，大三巴牌坊、媽閣廟、民政總署及議事亭前地等少數景點過熱，其他景點太冷，對許多旅遊而言，甚至以為大三巴牌坊與媽祖廟就是“歷史城區”的全部。也就是說，“歷史城區”作為澳門一個重要的區域，尚未能被居民和旅客廣泛認識，以致大三巴牌坊等熱門景點每日旅客數以千計甚至萬計，但如聖若瑟聖堂等極具歷史和建築價值的景點每日旅客卻是只能以十計，門可羅雀，冷熱反差之大可想而知。這種兩極化的趨勢，還在加劇發展中。

2. 空間失調：重點、輕線、突面
“歷史城區” 是以歷史建築為點，古老街道為線組成的一個歷史街區。[12]這是在申報世界遺產後才出現的一個專指區域，作為一個澳門人生活在其中的舊城區和旅遊目的地，其規劃佈局還有待逐漸完善。由於廣場和建築是歷史城區的核心，所以當局一直十分重視其保護和利用，但卻相對忽視了聯接廣場和建築的生命線──街道。在此情況下，“歷史城區”的建設，一直只在乎對具體建築的修繕和廣場的美化，但卻沒有對街道進行系統的整理。“歷史城區”在半島中南部依山展開，許多街道建於早期，並不適應今天的需要，狹窄短小，不宜車輛行駛。街道能把城市的基本景觀串連起來，具有方向性，只有把“歷史城區”的街道系統、公共停車場等配套設施建設好的，才能真正把旅客導向整片“歷史城區”，而不僅僅是大三巴和媽閣廟。“歷史城區”的街道需要基本的規劃和修護，以彰顯其獨特的個性。以港務局大樓到鄭家大屋和亞婆井前地一段道路為例，一般人很難想像它是“歷史城區”的一部分，與修復完整的歷史建築形成強烈的反差。“道路是城市形象的主要觀賞地”，“城市的道路往往是無數陌生者共同行走的空間”[13]，所以對歷史城區的保護，不但要重視“點”，突出“面”，還必須要強調“線”。

五、結語
綜上所述，即使澳門有優良的文物保護傳統，並取得有目共睹的成績，但面對澳門“世界文化遺產”這個新生事物、社會經濟的新發展、社會文化心理的新衝擊以及利益關係的新調整等一系列的新問題，澳門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利用在過去幾年，特別是這一年來，還是遇到新的挑戰。澳門社會普遍期望，經過幾年的經驗積累，澳門將在文物保護與社會發展，文物利用與經濟效益之間取得新的平衡。

摘要

澳門是個有400多年東西文化交流歷史的古城，城市遍佈大量的文物古蹟，並得到較完好的保護。2005年，澳門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成功，如何更好地保護與利用文化遺產，成為新的社會議題。自此，澳門世界文化遺產的教育與推廣得到了加強；為適應新時勢的發展，澳門開始制訂新的文化遺產保護法；原有中央監督與授權管理的文化遺產管理制度受到新的挑戰；文物保育成為社會的熱點議題，並產生了一系列的保育爭議；澳門歷史城區的旅遊價值尚未得到充分的發揮，區內部份街道和配套設施有待優化；文化遺產景點存在熱點過熱，冷點太冷的兩極化趨勢。經過過去幾年的經驗積累，澳門將在文物保護與社會發展，文物利用與經濟效益之間尋找新的平衡。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In Macao

Johnny, Lam Fat Iam

abstract

Macao is an old city with a unique and very rich history of inter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that took place over more than 400 years. The historical buildings and monuments scattered through the City have been relatively well preserved through the years. After Macao became successfully inscribed into the UNESCO World Heritage List in 2005, concerns about how to better protect, preserve and utilize the Macao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 the Historic Center of Macao - have resulted in new and important issues for the city. Educational and promotional campaigns for the Historic Center of Macao have accordingly been given a higher priority. To cope with the expansion and modern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the Macao government has enacted new laws to protect its cultural heritage. Yet,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Macao proceeds at a higher speed than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laws concerned with heritage preservation. Furthermore, some aspects of the original heritage management rules, such as the mixture of centralized governance and delegation of power to various organizations, have been critically challenged. Heritage preservation has become a hot issue and several controversies about heritage preservation have been raised by the local community. The exceptional value of the Historic Center of Macao is arguably not yet optimally presented to the public. For example, the system of streets connecting the various heritage sites of the Center as well as other facilities could benefit from some improvements; some sites within the Historic Center of Macao are overly crowded while some others, to the contrary, look rather desolate. Nevertheless, after several years of accumulated experience in how to better manage itself, Macao will eventually find a balance between preserving the fabric of its cultural heritage and implementing the modern developments of the city, and between the utilization of its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economic imperatives of today.

Keywords: Macao Cultural Heritage, World Heritage, Heritage Protection, Heritage Utilization, Cultural Tourism.

[1] 圖片來源：澳門文化局編《澳門世界遺產》資料夾，澳門，文化局，2005年。
[2] 圖片來源：澳門文化局編《澳門世界遺產》資料夾，澳門，文化局，2005年。
[3]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之“VI教育計劃”，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72年。
[4] 澳門文化局編《澳門世界遺產》資料夾，澳門，文化局，2005年，第119-120頁。
[5] 澳門基金會提供的統計數字，截止2008年11月。
[6] 詳見黃竹君〈院長回顧及展望〉，載旅遊學院編《旅遊學院年報2004/2005》，澳門，旅遊學院，2005年。
[7]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2006年第30期第一組，澳門，印務局，2006 年7 月24 日，第996-997頁。
[8]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2008年第15期第一組，澳門，印務局，2008 年4 月16 日，第426-449頁。
[9] 詳見澳門文化遺產保護法例草擬小組編《〈文化遺產保護法〉法案大綱諮詢文本》，澳門，澳門特別行政區政府文化遺產保護法例草擬小組，2008年。
[10] UNESCO World Heritage Centre, 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Paris, UNESCO World Heritage Centre, January 2008.
[11] 統計暨普查局編《統計年鑑2006》及《統計年鑑2007》，澳門，統計暨普查局，2007年及2008，年。
[12] 筆者於2005年7月，首先以點線面的幾何關係來類比澳門歷史城區內歷史建築、街道（包括廣場空間）和整片區域三者間的關係。後來又以這種邏輯關係分析，指出澳門歷史城區內的點和面得到重視，但線卻被忽略，以致區內的街道修繕工作一直不如理想。詳見林發欽主編《澳門歷史建築的故事》，澳門，培道中學歷史學會，2005年，第160-163頁；及林發欽：〈澳門城市旅遊形象重塑芻議──從重建公眾心中的澳門世界遺產形象做起〉，載澳門基金會編《城市文化形象的塑造：第八屆粵台港澳文化交流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澳門基金會，2007年，第45-52頁。“點線面”的概括論述後來被學界和坊間廣泛採用，特區政府民政總署也採納有關意見，於2008年2月27日發出新聞公佈指：“民政總署為澳門旅遊發展創設基礎設施，加強本澳舊城區之旅遊價值，將繼續開展以世遺建築物為點、街道為線、舊區特色為面的城區環境改善工作，形成集觀光與休閒為一體的旅遊帶，從而延展本澳的觀光區域，活化舊區的營商環境。”詳見2008年2月27日澳門《華僑報》。
[13] 張鴻雁：《城市形象與城市文化資本論──中外城市形象比較的社會學研究》，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74頁。

載郝雨凡、吳志良主編《澳門藍皮書──澳門經濟社會發展報告（2008-2009）》（ANUAL REPORT ON ECONOMY AND SOCIETY OF MACAO（2008-2009）），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04，第280-295頁。

關於《文化遺產保護法（草案）》的幾點意見

2009-12-21T21:40:00.000-08:00

澳門申遺成功後，原有的文物保護法規已不適應新時期社會發展的需要。這是因為，“澳門歷史城區”是個新的概念，其內的許多文物建築雖在現行的保護名單內，但對整片區域的保護及新的配套措施卻是空白的。近年出現的一系列文化遺產爭議事件，與相關法律滯後有很大的關係。所以，澳門申報世界遺產成功後，社會普遍認為應盡快制訂全面的文化遺產保護法規，使澳門歷史城區的保護有法可依，有規可循。

這種形勢下，特區政府開始了一系列的文物法規制訂工作。2006年3月，社會文化司轄下設立了文化遺產保護法例草擬小組，專責對現行文物保護的相關法律進行修訂，小組的成員包括來自社會文化司司長辦公室、文化局、土地工務運輸局及民政總署的法律和專業技術人員，務求集思廣益，為修訂作出全面的考慮。2008年2月，小組推出《文化遺產保護法（法案大綱諮詢文本）》，為澳門文物保護法的立法工作開展第一階段的諮詢。及後經過意見整理，文化局於2009年2月以法律草案形式推出《文化遺產保護法（草案諮詢文件）》，進入第二階段諮詢。

第二階段的諮詢期，將於2009年4月30日結束。由於諮詢文本以法律草案形式推出，涉及層面廣泛，內容複雜，一般市民即使看完整個文本，也難以完全消化和理解當中的內容。此次諮詢期展開以來，我應邀出席了不同的諮詢會、論壇和工作坊，逐漸了解到市民的疑問和關注焦點，以為有必要對公眾關心的問題作扼要的介紹。本文嘗試從繁複的法律條文中抽離出來，以主題形式分享個人的意見。

一、整體內容
《文化遺產保護法（草案）》相對比較完備，既關注到近年國際關於“文化遺產”的研究成果，吸納了外地相關法規的先進經驗，也觸及到澳門在文化遺產保護上面對的具體問題。所以，這個諮詢草案的內容和精神基本符合澳門的實際情況，社會文化司轄下的“文化遺產保護法例草擬小組”所作的努力應當受到肯定。

但由於草案涉及多個範疇，在具體條文上，仍有不少內容需要進一步討論，當局宜廣泛聽取市民的意見，逐漸完善條文細則。另一方面，《文化遺產保護法》只是文物保護的“基本法”，日後還需要依此法律制訂相關的補充法規和管理計劃。所以，未來澳門文物保護的成效，還有待當局繼續努力完善相關補充法規的細則，以及社會持續的監督。

二、文化局權責增大
文化局是特區政府文化遺產管理的專責部門，根據草案的內容，文化局將來的責任和權限都會增大。例如：文化遺產的不動產名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增補，都由文化局最後評定；一些與文化遺產相關的工程，都要取得文化局有約束力的意見；歷史城區管理計劃的制訂和執行都由文化局來具體負責。這種將文化遺產管理和保護的權責集中於一公共部門的做法，可說將來“成也文化局，敗也文化局”，其人員壓力之大可想而知，權力之大也可以預見。當中的決策機制和過程如何，引人關注。

這種機制將來或會引致因部門少數負責人決策失誤，而對某些重要的文化遺產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這對文化局的專責人員也不公平。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文化局一方面應制訂科學、透明的決策機制，接受社會監督；另一方面宜盡快在人員支援上作好部署，除建築師外，加入更多歷史、民俗、藝術、語言等不同專業領域的人才，以滿足將來的需要。

三、文化遺產委員會
根據草案的內容，文化遺產委員會是一個純粹的諮詢組織，文化局需要聽取其意見，但最後決定權仍在文化局。現在政府的諮詢組織越來越多，但許多都未能發揮出應有的社會功能，離社會的期望尚有一段距離。所以，文化遺產委員會如果仍依此機制運行，受制於體制，很難發揮出積極的作用。

針對這個問題，可以考慮研究在現行的政府諮詢組織制度下，能否賦予文化遺產委員會實權，將評定遺產名錄、批出文物工程准照等權限授予文化遺產委員會，使它成為一個實權組織，一方面可減輕文化局的壓力，另一方面可使相關決策更專業、更符合民情。另外，文化遺產保護是一項專業工作，文化遺產委員會應當是一個專業委員會，而非具有“公關性質”或“統戰性質”的諮詢委員會。所以，文化遺產委員會除適當加入民意代表外，最重要的是盡可能引入相關領域的專業人士和學者，如果有必要，甚至可以考慮邀請外地的專家學者為委員會的顧問。

四、文化遺產管理實體
從管理現狀來看，澳門尚未建立起有效的文化遺產管理制度，遺產的業權和管理權含混不清，媽閣廟糾紛就是由此而引起的。由於歷史原因，澳門現存建築文物的業權分屬不同的政府部門和私人實體，欠缺一個強而有力的中央管理和監督機制。

對於文物保護清單內的歷史建築，應該依法受到特區政府的保護，特區政府不論是否持有其業權，都有責任和權力監督管理實體的管理行為。但許多時候實際的情況卻是，各管理機構各行其是，即使內部發生糾紛影響文物的日常管理，當局也難以介入，突顯中央監督與授權管理之間權責不清。所以，從完善監督與管理的角度出發，新的《文化遺產保護法》應授權文化局在必要時，特別是當管理方式危害到文物時，可以“直接介入”個別私人文化遺產的管理。這種介入，不一定是指接收管理權，由政府直接管理，而是要強化政府作為澳門文化遺產保護者的監督權和管理權，避免私人紛爭和管理不善影響到文化遺產的保護。

五、文化遺產與城市規劃
除了專門的文物保法外，社會普遍關注到文物保護與城市規劃的關係問題。事實上，如果離開了城市規劃，文化遺產不可能受到良好的保護。2007年，可持續發展策略研究中心受特區政府委託啟動關於澳門城市規劃的研究，並於2008年成立了一個專門工作小組草擬了《澳門城市概念性規劃綱要》，向社會公開諮詢意見。另一方面，特區政府又組織了城市規劃內部研究小組，從法制、體制及機制三個方面入手，對本澳現時城市規劃體系的特點進行針對性的研究分析，並於2008年11月推出《對構建現代化與科學化的城市規劃體系的探索》諮詢文本。

可持續發展策略研究中心和城市規劃內部研究小組的兩個城規諮詢文本，都重點論述到城市發展與文物保育的關係，並提出了一些促進文物保護的建議，反映澳門開始全方位關注保育問題。《文化遺產保護法》與將來的澳門城市規劃如何互相因應、協調和配合，將決定着文化遺產保護的成效。要處理好這個問題，相關部門和人員必須有良好的溝通。

六、重訂文化遺產名錄
澳門現行的文化遺產保護名單沿用已久，回歸十年來，市民的保育意識日漸提高，擴展文物保護清單的訴求越來越強烈。《文化遺產保護法（草案）》定出500名澳門永久居民聯署可提名不動產文化遺產的機制，體現出當局對民間保育訴求的重視。但這不能成為一種常規方式，而應當是一種補充機制，又或是危急情況下的補救機制。所以市民不應誤以為，日後澳門文化遺產名錄的增補，要以此方式，一項項地聯署。另外，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數量眾多，部分已瀕臨消失，也不能單靠民間一項項地申報。

全澳文化遺產，包括物質遺產和非物質遺產名錄的建立，應以政府普查為主要方式，民間申報為輔助措施。為此，當局應以制訂《文化遺產保護法》為契機，啟重一次大規模的全澳文化遺產普查工作，透過調查、研究和諮詢，重訂澳門文化遺產保護名錄。

七、不動產名錄的分類
現行的“文化遺產不動產名錄”，將不動產分成紀念物、具建築藝術價值的建築物、建築群和場所四類。這種分類依循一定的專業原則：紀念物是指“在考古、歷史、人種學、藝術或科學觀點具有特別價值的紀念性建築物、雕塑作品或大型繪畫、銘文、構件、構件組合或者結構”；具建築藝術價值的建築物是指“獨特的建築藝術風格能夠代表澳門發展史上的某一個重要時期的建築”；建築群是指“一群建築物與空間的組合，這些建築物因為在建築、都市規劃、審美、歷史或社會文化觀點上具有特別價值，而且具有統一的建築風格、與風景相配，又或屬於同一社會階層”；場所是指人類與大自然的聯合工程，具有美感或在考古學、歷史學、人類學或人種學方面具有特別價值，為人類創作、大自然或技術發展的表現或證明。

已評為文化遺產的不動產，會根據其分類而受到不同程度的保護。紀念物受到的保護最為嚴格，若非行政長官在聽取文化局意見後作出批示核准，不得拆除、全部或局部摧毀紀念物，或者進行改建、擴建等任何工程。對具建築藝術價值的建築物開展任何工程之前，需獲得文化局的贊同意見，否則，不得拆毀被評定為具建築藝術價值的建築物。在建築群、場所及保護區內進行的工程亦依法受到限制。

由此可見，原有的文物分類，表面上是一種類別性質的分類，實質更像是文物的一種分級保護制度。只是，這種分類有時並不清晰，如同樣是墓園，基督教墓園和巴斯墓園就分屬紀念物和場所兩類，原意應是根據其重要性受到不同等級的保護，而絕非表面上的有沒有“紀念價值”。所以今天看來，這種分類其實沒有必要，也令一般人難以理解，應該考慮取消分類，如果需要設立不同的保護等級，乾脆分成一二三級，俾使大眾容易理解。

八、非物質文化遺產
澳門申遺成功後，社會日漸關注文化遺產的保護與推廣，從有形的澳門歷史城區到無形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都成為澳門市民熱切關心的議題。最近兩三年來，澳門民間和官方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調查、挖掘、整理、研究和保護的工作已正式展開，《文化遺產保護法（草案）》更有專章規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提出擬定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和名錄。

根據中國《關於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規定，中國實行非物質文化遺產分級保護制度，建立國家、省、市、縣各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體系。各省級行政單位應建立省級清單，只有列入省級名錄的專案，才具備申報國家級名錄的資格。中國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將從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中選出。澳門作為一個省級行政區，未制定自身的清單，即成功申報得“神像雕刻”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當中應是國家對澳門特別的照顧。但這種情況不能長期下去，澳門在再申報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前，應設法建立自身的名錄，並透過諮詢過程廣為宣傳教育，加深公眾對這方面的認知和保護意識。

《文化遺產保護法（草案）》已關注到上述問題，規定“入選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名錄的項目方可提交予中央人民政府，申請列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錄”。這更突顯建立“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名錄”刻不容緩，否則，任何項目都無法啟動申報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程序。

九、文化遺產的教育與推廣
加強全民教育，提升文化遺產保護意識。教育是保護遺產永續發展的基礎，不但要向青少年和普通居民開展教育，更要向決策者、規劃者、土地開發者開展教育，使保護文化遺產成為全民共識。

事實上，“世界遺產教育”是世界遺產保護最為重要的動力和條件，所以在“世遺”產生發展的過程中，“教育”始終是個備受重視的議題。《世界遺產公約》就將教育視為一個重要的環節，在“VI教育計劃”中以兩個條文倡議教育。惟在《文化遺產保護法（草案）》中，對教育與推廣着墨不多，有關獎勵計劃也沒有將教育推廣包括在內。應當認識到，“教育”是保護工作重要的一環，理應受到重視和支持，沒有細水長流的“世遺教育”，只有硬件的“技術修復”，文化遺產不可能得到永續的保護，其普世界價值也無法承傳和弘揚。

2009年4月15日《澳門日報‧蓮花廣場》

沒有期限的輪候

2009-12-07T04:16:00.000-08:00

澳門回歸十年，對低收入市民而言，房屋政策極有可能是特區政府最失敗的施政領域。私人房屋數年間瘋狂漲價數倍，公屋卻近乎零供應，生活素質每下愈況，基層市民的切身之苦，不是官員到社區探訪一兩次所能體察。

從“三四五六”到“萬九”，決策隨意，執行散漫，每次失信，總有一個似是而非的理由，但當所有項目都出現延誤的時候，市民就有理由懷疑當局是否真心實意發展公共房屋。最失民心之處，也是最令輪候中的市民不知所措的是，輪候是沒有期限的！未來一段時間，確確實實會有多少個社屋和經屋建成？不知道！當有單位可供應，房屋局需要多少時間安排輪候中的家團上樓？不知道！如果有市民符合申請資格，從提交申請起至獲分配單位，需要輪候多久？不知道！上述三個如此簡單的問題，在今天的澳門竟然不可能有答案。我們能知道的是，反正就是等待，或許十年，或許二十年……。

官員有時會說，給政府一些時間，但十年了，誰又給等候中的市民一些時間。有的老人家，等不及分配房屋已撒手人寰；有的家團，孩子從十歲等到了二十歲，最困難的日子熬過了，到有房屋可分配時已不符合相關資格了；有待婚中的年青人，等到結婚了，再等到孩子上學了，但仍然等不到……

這些等待公屋的故事，還有很多很多，引發我們擬以“澳門房事”為主題，找輪候家團口述訪談，透過口述歷史的研究方法了解基層市民長期輪候公屋而衍生的種種艱苦生活問題。

坊間有朋友開玩笑地說，輪候中的家團，特別是排名在一千以後的家團，要麼就是等到你放棄，要麼就是等到你不再符合申請資格。這個笑話也實在太刻薄了，但卻又有幾分的真實，許多家團的處境確實就是這樣。經濟繁榮的澳門對弱勢社群的住屋保障淪落至此，教人唏噓。

這麼多年來公共房屋施政失敗透頂，既有決策失當之誤，也有執行不力之責，加上當局種種或明或暗的提振樓市措施，卒造成今日眾口痛罵的結果。要挽回市民對政府的信心，當局必須在房屋政策上落實三項服務承諾：第一，因應社會需要和人口增長趨勢，透過研究重新提出公屋興建目標，訂定每年建成社屋和經屋的數量，並嚴格執行，問責到底。第二，假設已有公屋供應，房屋局應定下每個工作天處理個案的數量，並每月公布安排“上樓”家團的數字，讓公眾監察。這一點很重要，因為未來兩三年會有近兩萬個公屋單位落成（如果當局不失信，但似乎不可能），分配上樓的行政工作會以倍數增長。第三，設立輪候期，保證符合申請資格的市民，能在三至五年內獲分配上樓。

社屋重建延長輪候期

2009-11-22T21:25:00.000-08:00

2009年11月16日，房屋局聯同工務局召開記者招待會，向社會公布建屋大計，宣稱要“明年內動工重建筷子基平民大廈，提供約700個兩房一廳的社屋單位，預計需時兩年”。一如過往的發布會一樣，我們的父母官侃侃而談，建屋數字洋洋灑灑，讓輪候中的市民越看越振奮。這些場景竟是那麼的熟悉，那麼的使人期盼，但只要沒有患上失憶症，大家都不會再有期望。這到底是回應民怨的一場政治表演，還是真心實意為民做事，且給我們兩年時間，一切自有分曉。

這些年來，舉行記者招待會介紹公屋計劃、預報供應數量以及主持公屋奠基儀式，是土地公務範疇執行部門主要官員的重要工作。很多年了，這些消息看得也確實夠多了，甚至不耐煩了，因為到最後，大家都知道“萬事皆空”。市民需要的其實很簡單──切切實實地提供公屋，爽爽快快地安排輪候中的家團上樓，其他的，儘管再吹牛好了！

與過往不同的是，今次的建屋計劃，引起人們很大的關注。因為計劃的核心是重建，而非新建。當局公布：“筷子基平民大廈共6座，於1979-1981年間興建，樓高6層，共有240個社屋單位，現有218個家團，共554人居住。平民大廈佔地約3700平方米，現樓高20.5米，重建後由裙樓及兩座塔樓組成，樓高75米，約25層高，提供約700個兩房一廳社屋單位。因應筷子基平民大廈的重建，原居於大廈內的家團，將獲安置於同區的新落成的筷子基社屋。”

因應社會發展，重建公屋是德政，澳門市民當然大力支持。但這只是一個大原則，當中的細節，卻令人格外關注。

第一，新建成為數不多的筷子基社屋，是回歸十年來“罕有”的公屋成果，給輪候已久的市民帶來苦候多年的希望，如今因為重建計劃，卻首先用來分配給受重建計劃影響的社屋租戶，等如變相又再延長了未上樓市民的輪候時間。類似的搬遷重建計劃，還有已興建了兩三年也只建了數層高的望廈社屋，以及當局可能規劃中的其他社屋項目。如果都以此模式進行，其實意味着原有輪候中的大部分家團都會延長上樓時間，福兮禍兮，端視當局的承擔。

第二，承諾中的“萬九計劃”，在一拆一建之中，應以相減法計算。以上述筷子基平民大廈重建計劃為例，拆毀240個，重建成700個，應視為只新建成460個，而非700個。因為實際上，只是增加460個單位。道理很簡單，萬九是提供萬九個新增單位，讓萬九個新家團受惠。當局如何解畫，且讓大家繼續關注。

第三，重建後的社屋雖擁有更多現代化設施，但樓高動輒二三十層，基層市民的居住密度大大提高，其生活質素會否受到影響，以及會否衍生出更多社會問題，令人關注。

總之，政府在房屋事務上失信得太多太多了，市民有必要將關注點落實到每一個決策，每一個項目，每一個單位，每一個細節。

施政失信，家園夢碎

2009-11-08T20:29:00.000-08:00

回歸初期，我對政府提出的施政目標充滿期待，以為政府能提出來，必然就會實現，社會生活定必一天比一天好。但從兩三年前開始，我與部份市民一樣，態度改變了，對施政報告提出的年度施政目標和具體施政方針，抱有強烈的懷疑態度。

且看工務運輸範疇，面對居民住屋難的問題，政府一再開出支票，但卻無一兌現。政府在2006年的施政報告提出“三四五六”計劃，即“於三年內主動興建起約4000 個社屋單位，爭取於五年內興建不少於6000 個社屋單位”，及後又承諾“2009年底前，興建7000多個公屋單位”，2008年的施政報告又提出“在2012年底前分階段興建19,000個公屋單位，以期回應市民的居住訴求。部份年青人因組織新家庭而確對住房有緊急需求，針對此一情況，政府將加快興建一批房屋，讓尚未置業而又符合資格的人士，尤其是年青人透過抽簽方式租住，緩解他們的住屋困擾”……這些以數字和“關懷”描繪出的“施政願景”，是那麼的熟悉，那麼的可愛可親，曾幾何時，構築起無數澳門人的家園美夢。

然而，時間告訴我們，這一切都只是一紙空文，可望而不可及。大家無需太認真。身邊多少人，希望變成失望，失望幻化為絕望，絕望最後昇華成難以言說的憤慨。施政諾言一再破產，到底是決策從一開始就知道根本無法實現，還是執行部門一再失責呢？所有的承諾，都是在民怨漲至高點時提出的，溫馴的澳門人，哪怕生活條件再擠迫，聽到這些數字，都高興地笑了，於是“耐心等待”成為我們生活的動力。而今驀然回首，人們恍然大悟，一切盡在不言中。

時間是一塊照妖鏡，將今天照成明天的歷史。昨天的一切事情，都會暴露在今天的陽光下；而今天的一切言行，也勢必受到明天的檢驗。回眸十年“澳門房事”，一切的辯解，在今天無公屋供應的現實面前，更顯蒼白；昨天的動土儀式，隆重而莊嚴，廣邀傳媒大肆報道，寫出夢想的家園，但泡影破滅以後，今天看來，那都是卑劣的政治表演。

久違的社會房屋申請終於重開了，生活在最底層的市民又再重燃起建立美好家園的希望。只是，或許失望的次數太多，失望得太久了，這次大家都知道“上樓無期”。現在還有數千人在前面輪候，我們有多少社屋可供應呢？房屋局安排上樓的速度又如何呢？今次申請的市民，五年內都很難輪得到，十年內如能“上到樓”，就要感謝政府了！當然，我希望，我的估計是錯誤的。

施政失信，家園夢碎。今天，澳門在賤地價，高樓價，許多人買不起私人樓宇的社會現實下，市民的家園夢想繫於政府的施政誠信和效率。但願不要有一天，政府告訴我們“依法不建公屋”。

民眾的聲音：何處是吾家？

2009-10-25T21:24:00.000-07:00

澳門樓價暴升，置業艱難已成為普羅市民和沒有祖蔭年青人的一個普遍社會現象。這個問題已累積多年，民怨日深，如不及早解決，由此造成的“政治之害”遠比“經濟之利”要大，政府如不深刻認識到這一點，“沒有政治智慧”將是歷史對它的評價。

樓價被政策傾斜而炒高，十年來公共房屋“只聞動土聲，不見人上樓”，基層市民的生活有多窘迫，民怨有多深，可以從CTM的討論區了解一二：

lamuuu：“何處是吾家？努力！努力！再努力！買不起就是買不起！今佩虎符者，知民困而不理，居屋明建實停，四厘明幫實害，投資移民明停實存！肚满腸肥者，難道真的要盡興而歸？求求你，給小市民一個家吧！”

VaNeSsA_Po：“其實除左失望之外就只有失望。”

rabbit2003：“置業移民只會令樓價不斷上升，澳門樓永遠唔係澳門人買，經屋又無……”

u66521401：“如果再開投資移民的話，我們都係住晒珠海算啦！”

star15mo：“澳門的地可能唔經唔覺已經被人分晒，無地建公屋。”

simplemind：“回歸以來十年，政府出過多少間公屋？可謂寥寥可數，目的就是壓低供應量……”

芝士焗龍蝦：“如果重開投資移民，澳門就好似香港咁連醫生、律師、公務員都買唔起樓……要我地降低要求買殘樓，咁肚滿腸肥既高官和商人可唔可以少賺些讓我地和下一代生活好些呢？簡直係有錢人搶窮人既錢，仲要理直氣壯……”

324：“而家直迫上太空，筷子基寶翠大單位車位連平台要420萬啦！遲些要向500萬進發。衝啊，衝啊……”

HappYrabbit：“好想擁有自己既物業，但以而家既樓價同我既人工……唉！簡真妄想……”

大牛：“住房係每個澳門居民既必需品！但現在竟然被無良既炒家炒成天價，就好似以前舊中國既農民，每日辛勞工作都三餐不飽，最後，佢地就一齊起來推倒惡霸大地主！現在既澳門，工人辛勞一世也可能買不到一層樓……”

以上都是澳門網民的心聲，讀者可以在CTM的討論區隨時讀得到，更怨憤，更激烈，更長篇大論者，還有很多很多……。面對這些聲音，如果還有人認為這是少數澳門人的處境，是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的行為，是少數等待政府救濟的刁民的聲音，則我們或許會明白，為甚麼澳門經濟日益繁榮，政府民望卻日見下滑。何處是吾家？辛勤的澳門人的聲音，我們的政府聽到了嗎？

“安居樂業”是中國人最傳統而又最基本的政治理想。市民不是要政府刻意打壓樓價，也不需要派錢，而是需要政府在樓價脫離大多數人的負擔能力時，老老實實地興建足夠的社會房屋和經濟房屋，以解決基層市民的居住問題。如果回歸十年，澳門基層市民無“居”可“安”，那麼我們還可以談甚麼“成就”呢？

2008-07-25T00:04:00.000-07:00

《澳門鄉土茶事》封面

《澳門鄉土茶事》序

發掘濠江茶事，尋訪鄉土茶情 　　

　　本書是民政總署與澳門歷史教育學會合辦的“第一屆博物館學生研究員”計劃的研習成果。這是一本厚重的小書。說它“厚重”，因為對我們而言，它凝聚了近百人的心血，花費了兩年時間認真協作研究，點點滴滴地匯聚而成；說它是“小書”，因為對讀者而言，參與研究和撰寫的作者，都是澳門的大學和高中學生，學術資歷和學術功底都略嫌不足。

　　緣起：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　　

　　唐代大詩人王維曰：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中國自古重視鄉土教育，光緒二十九年（1901年）頒布的《奏定學堂章程》，在初等小學堂之歷史與地理的科目教育要義裡，便列明“歷史當先講鄉土歷史，采本境內名人事蹟之令人敬仰嘆慕、增長志氣者，為之解說，俾動其希賢慕善之心。地理當先講鄉土地理，以養成其愛鄉土之心；先自學校附近指示其方向子午，次及於近處山水，閒亦帶領小學生尋訪古蹟，為之解說，俾其因故事而記地理。”可惜的是，鄉土教育在澳門長期得不到重視和落實，致使年青一輩對鄉土事物缺乏認識，對家園欠缺歸屬感。

　　所以，推動鄉土教育，讓更多年青人感受澳門歷史之精彩，文化之奇美，家園之可愛，當是澳門教育一個重要的課題。鄉土教育應當包含哪些內容，在世界教育學界尚未形成廣泛的共識。20世紀以前，“鄉土教育”偏向被理解為自然的、空間的存在，或者客觀的自然環境；但20世紀以來，“鄉土教育”不再是僅指自然環境，而是指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的精神結合。台灣著名教育學者黃政傑指出，鄉土教育的內容，一般着重史地和社會，事實上不應這樣。鄉土教育的範圍，應該涵蓋我們日常生活的每一個面向，應該牽涉到每一個科目，每一個科目都可以結合鄉土教育來教。

　　從澳門教育的實際情況出發，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已有的條件，要在澳門學校推行鄉土教育最好的辦法就是實施“澳門鄉土專題研習”，以最少的課堂時間，引導學生利用大量的課餘時間展開專題探究，由點到線及面地培養出對本地自然和人文環境的喜愛。所謂澳門鄉土專題研習，是指由教師設計若干專題，並提供相關的參考文獻和網絡資源，讓學生自由分組，充分利用如圖書館和檔案館等社區資源，通過研究性的協作學習，探討澳門的自然、人文和社會環境。這是一種以學生自學為主的學習方式，強調學習的過程和參與程度。但鄉土教育專題研習不是隨意鬆散的學習，而是有目標、有計劃、有系統、有評鑑的教學設計。
民政總署和澳門歷史教育學會對推動鄉土教育，特別是引導青年學生深入研習本土歷史文化，有共同的願景。這正是“博物館學生研究員”計劃的緣起。

　　緣問：何山賞春茗？何處尋山泉？
　　

　　唐代著名僧人皎然問：何山賞春茗？何處尋山泉？願景雖好，但該如何達成呢？2005年，民政總署就開始與我接觸，討論合辦本土歷史文化教育活動的事宜，經過超過一年的反覆接洽、磋商和研討，逐漸就計劃細節達成共識。我們決定先推出“博物館學生研究員”計劃，招收一批對本土歷史文化有興趣和認識的大學生和高中學生，給予系統培訓，以民政總署屬下的博物館為基地，組織他們展開鄉土專題研習活動。

　　博物館應當是澳門鄉土教育重要的學習與活動場所，甚至可與學校和其他民間教育機構結成合作伙伴，透過資源整合和人力支援，共同推動澳門鄉土教育的發展。

　　澳門作為一個歷史文化深厚的城市，現有大大小小，形式各樣的博物館約20所。有人說澳門是個博物館之城，以人均佔有量計算，博物館的人均比居世界前列。惟這是沒有意義的量化統計，澳門至今尚未有一所國際級，甚至只是地區級的博物館，我們缺乏珍貴的特色館藏，市民到博物館參觀的風氣也不濃厚。總的來看，博物館與本地居民的生活似乎沒有多少關係，有個別特色大館每年雖外借國家級的文物舉行特展，掀起陣陣熱潮，但對澳門整體而言，終究沒有形成氣候，未能將博物館融入本地居民的生活，更未能將博物館發展成為校園以外重要的教育場所。

　　博物館是一個地區重要的文化資源，體現了地區歷史文化的底蘊。作為一所稱職的地區博物館，要充份發揮出教育的功能，只佈置好展品，每天朝九晚六打開大門，等待客人到來是不足夠的。博物館的管理人員，應化被動為主動，設計長期性的活動，使靜態展示和動態活動相互結合，吸引居民，特別是青年學生主動走入博物館。更進取者，應設法使青年學生成為博物館收藏、研究、展示和教育的參與者，促進博物館與社區生活的互動，通過青年人的力量改善博物館的質素，凝聚人氣，創造活力，並在互動過程中提昇青年人的文化素質和對居住地的身份認同。

　　民政總署近年着力開發不同主題的博物館，其中別具特色的茶文化館於2005年6月1日正式開幕，開展澳門茶文化研究，舉辦不同形式的展覽、講座和工作坊，展現澳門茶文化以至東西方的茶情風貌。所以，經過商討，我們決定選擇茶文化館為第一屆博物館學生研究員的培訓和活動中心，並擬定“澳門鄉土茶事”為研習主題。

　　緣熟：洗盡古今人不倦

　　唐代詩人元稹著名的茶詩《一言至七言詩》云：洗盡古今人不倦，將至醉後豈堪誇。澳門是個中西文化薈萃的城市，有獨特的歷史文化遺產，形成有異於中國其他地區的特色，曾經是茶葉貿易的重要港口，與“茶”有極大的淵源。風物流變，大浪淘沙，歲月無聲，人間留情，歷史洗滌過後小城留下大量茶樓、茶莊、茶社、茶館、茶攤、茶亭、茶商、茶人、茶藝、茶俗等諸種茶事，為澳門青少年的歷史文化教育提供了大好題材。民政總署茶文化館與澳門歷史教育學會於2006年8月正式啟動“第一屆博物館學生研究員”計劃，向學界公開招募成員，凡對本土歷史文化有興趣的本澳在讀大學生和高中學生均可報名參加。應徵是次招募計劃的學生有300多人，層面廣泛，來自30多所不同的大學和中學，當中既有澳門大學、理工學院、旅遊學院、科技大學等本地高等院校的在讀大學生，也有剛從內地、香港、台灣等地放暑假回澳的留學生；更多的是來自澳門20多所不同中學的高中學生。經過面試和筆試，我們從報名應徵的300多名在讀大學生和高中學生中篩選出40人，參加一系列的理論和實踐課程，完成課程的學員通過實習考試，即可成為“博物館學生研究員”，獲頒發證書、工作證和制服。

　　課程結束後，40位博物館學生研究員根據民政總署茶文化館與澳門歷史教育學會的安排，分成10多個小組，走出校園，深入社區，充分利用如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特別是茶文化館等社區資源，通過協作研究，攜手開展“澳門鄉土茶事”的專題研習。這是一項口述訪談與文獻分析相參照，歷史研究與現況調查相結合的專題研究，當中的“茶”只是一條“研究線索”，旨在給數十名博物館學生研究員提供更廣更多的研究主題，而絕非狹義的茶葉之“茶”或茶湯之“茶。所以，我們以茶樓、茶莊、茶餐廳、甚至是涼茶舖、酒樓、茶話室以及與“茶”有關的事件、組織和物件為研究對象，重點研究當中的歷史發展，並以“茶”為線，將各個主題統整在“鄉土茶事”之下。

　　在研究的過程中，我們對學生給予充份的跟進輔導，讓40名博物館學生研究員一起開展長時間而又大規模的鄉土歷史文化研習活動。他們不但要埋首於檔案文獻，更要走進社區，走近人群，進行調查、採訪和拍攝，他們以茶文化館為活動基地，並與茶文化館緊密互動，將茶文化館的形象社區化，拉近市民大眾與博物館的關係。他們研究的成果，可促進市民對澳門茶文化的認識；他們研究的歷程，就是宣傳茶文化館、宣揚茶文化知識的過程。

　　為加強學生對茶文化的認識，主辦單位還從40名 “博物館學生研究員”中選出8人，赴杭州接受進階培訓。“博物館學生研究員”在杭州的5天時間裡，以上課和參觀為主，行程緊密，參加了由中國國際茶文化研究會安排的“茶文化研習班”，修讀了“茶與文學藝術”、“科學飲茶”、“清及近代茶史風俗”“茶葉種類與加工”、“茶的營養與保健”“中國茶類沖泡技藝”等理論和實踐課程，並順利取得了結業證書。研習班由內地著名的茶文化學者程啟坤教授、姚國坤教授、周文棠副研究員、張莉穎講師等任教，講解深入淺出，大大增進了學員的茶文化知識。此外，學員還在中國國際茶文化研究會的安排下參觀了中國茶葉博物館、中國國際茶文化研究會、中國農業科學院茶葉研究所、南宋官窯博物館、浙江省博物館等單位，受到相關領導的熱情款待，使學員眼界大開，實實在在地感受到中國茶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

　　研究計劃展開半年後，學生相繼提交豐富的成果。我們安排學生在茶文化館舉辦了題為“澳門與茶”的中期研究成果展。展覽內容以文字為主，圖片為輔，皆是學員的作品，內容分成三個部份：第一部份是茶樓篇，展出的內容有六國飯店、冠男茶樓和龍華茶樓；第二部份是茶莊篇，包括有英記茶莊和同慶茶莊；最後一部份是涼茶篇，展出了大聲公涼茶舖和霍華記涼茶檔的故事。研究成果獲得觀眾的注意和認同，對學生研究員起到很大的鼓勵作用。及後，我們又安排部份學生研究員在營地活動中心舉行“鏡海百年茶事”講座，向公眾報告研究成果和分享研究心得，細說英記茶莊、遠來茶樓、大龍鳳茶樓、龍華茶樓、南屏雅敍等的歷史故事和營商智慧。除了研究工作外，博物館學生研究員還在茶文化館駐場導賞，向參觀的市民及遊客介紹展覽內容，以達致推廣茶文化的目的。

　　經過一年緊張而又艱辛的研習活動，2007年暑假，學生研究員先後提交了最後的研究成果，有部份學員更提交了研習心得。這是令人勞累的一年，其間我們在茶文化館定期會面，討論研究問題，有時更要分身陪同不同的小組到社區進行口述訪談。學生研究員的研究精神也着實令我們感動，他們根據要求，不厭其煩地幾易其稿，精益求精。這些研究成果，加起來有近20萬字，各類圖片1000多張。為對學生研究員的勞動表示鼓勵，也是為了進一步推廣澳門茶文化，我們決定將部份成果輯錄成《澳門鄉土茶事》。令我們難以釋懷的是，限於篇幅和體例，我們不得不忍痛割愛，有相當多的精彩內容沒有被收錄入本書。在此，我只能向有關小作者表示歉意，期望日後有機會，再行出版他們的心血。

　　本書每一篇文章，從選題、結構到寫法，都經過我的介入和修改，如有任何紕漏，應該都是我的責任。正如本文起始我所說的，《澳門鄉土茶事》是一本“小書”，小作者們雖然經過系統的培訓，但畢竟不是專業的研究者，對書中的不足，我們懷抱虛心的態度接受意見，期望以後的“博物館學生研究員”計劃可以做得更好。

　　緣續：月是故鄉明

　　詩聖杜甫《月夜憶舍弟》有名句云：“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澳門鄉土茶事》是師生合作研究的成果，也是一次澳門鄉土教育不一樣的實踐。從活動過程和研究成果中，我們看到培訓“博物館學生研究員”，能充分調動起年青學生的熱情，自覺積極地展開鄉土歷史文化的探索，對推動澳門鄉土教育起了很好的示範作用。

　　從確立計劃、招募學生研究員到逐步展開實施、初見成果，我們先後採訪了100多位社會人士，得到熱情的回應和支持。對芸芸赤子而言，故鄉的月亮總是特別明亮和圓滿的，我們期望，《澳門鄉土茶事》的出版是一個好的開始，博物館學生研究員今後將繼續辦下去，真正發展成本澳鄉土教育的範例，並催生出更多同類型的活動。

　　我得特別感謝民政總署馬錦強委員、蔡志雄處長、李嘉儀小姐、歐陽偉然先生、游繼明先生、張卓夫先生、張蘊兒小姐和朱杏桂小姐。當然，我還得感謝本會黃惠玲理事長、歐陽國健副會長、陳家良副會長、黃國威副理事長和樊燕玲秘書長，他們的支持，使本計劃得以順利展開。

　　同時也感謝四方人士對研究和培訓工作提供過各種各樣的幫助，包括了中國國際茶文化研究會宋少祥副會長、沈才土副會長、姚國坤教授、張莉穎小姐、陳惠小姐、謝明先生、中國茶葉博物館王建榮館長、周文棠研究員、南宋官窯博物館韓建明先生、浙江省文化廳齊有為副廳長、李莎處長、浙江省茶葉研究院魯成銀研究員、暨南大學湯開建教授、張曉輝教授、中山大學退休教授黃啟臣教授、教育家劉羡冰校長、歷史學者陳樹榮先生、陳子良老師、李艷芳女士、資深茶人葉惠民教授、曾志揮先生、羅慶江先生、鄭樹茂先生、曾佐威先生、英記茶莊盧璋鴻先生、盧石麟先生、簡麗華女士、建築師樊飛豪先生、傳媒工作者張志成先生、收藏家麥林先生、羅景新先生、姚鴻光先生、岑偉倫先生、香港茶具文物館郭恩生助理館長、中央圖書館羅偉成先生、澳門飲食業工會彭美英秘書、香江茶道會廖子芳女士、岑中原先生、大聲公吳鏡發先生、霍華記霍鏡忠先生、龍華茶樓何明德先生、大龍鳳茶樓陳慕蓮女士、勝利茶餐廳莫景漢先生、遠來餅家李釗球先生、晃記餅家高培基先生、冠男軒陳榮林先生……以及其他一切協助過我們的熱心人士，如果沒有他們積極的支持和參與，就不會有本書的出版。

澳門歷史教育學會會長林發欽

2008年7月25日定稿於鏡海蹉跎齋

《情繫新橋坊》編後語

2008-05-22T19:34:00.000-07:00

（一）

　　本書是新橋區坊眾互助會梁慶庭會長倡導的“澳門老街坊口述歷史計畫”的首項研究成果。

　　近幾年，我一直從事口述歷史的理論研究，並組織人員大規模開展澳門口述歷史的實際工作，訪問各類人士逾300人，累積了近100萬字的口述史料，未經整理的錄影和錄音檔案就更多。2006年，澳門基金會吳志良博士策劃舉辦了“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我以〈澳門口述歷史研究的回顧與思考〉參加會議，從自身實際的操作經驗出發，總結了澳門口述歷史的發展歷程和面對的現實問題。後來我知道，梁慶庭先生讀到了我這篇文章，而街坊會其實一直也很希望展開相關的工作，但因各種原因而遲遲未能啟動。2006年底，我參加了澳門新橋區坊眾互助會召開的廟宇文化座談會，提出通過“口述訪談”收集社區史料，凝聚社區力量。我在會上介紹了一些已開展的工作，以及在物色受訪者過程中遇到的種種困難。怎知這麼一說，在場各坊會負責人都熱情地表示可以提供幫助，梁慶庭先生更即時提出合作展開“澳門老街坊口述歷史計畫”的建議。

　　作為社會服務工作者，梁先生和眾多坊會負責人對本土歷史文化整理工作的關心和支持令人感到欣慰。在澳門社會經濟急速發展的當下，我們原有的城市景觀和社區人文傳統正在逐漸消失，搶救、保存和整理這些文化資產刻不容緩，甚至已成為澳門一代人的主要任務。因為，這不僅是一項繼承和發揚傳統的“文化工程”，也是澳門作為一個以歷史文化為支撐的旅遊城市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工程”。然而知易行難，文化整理和傳承是長期性、系統性的工作，非靠一人之力，一時之功完成得了，必須科學規劃，投入大量的資源，通過不同人員長時間的協作和研究，默默耕耘，才能有點滴收穫。

　　澳門當下，懷舊與好古的思潮正悄然興起，這本是好事，惟許多時候這些思想過於單薄，或純粹懷舊，或天馬行空式的批判和反思，缺乏對過去深度的描述。如果對歷史沒有深入的研究，對過去沒有細節的認知，任何點滴懷舊，要麼就是葉公好龍，要麼就是為懷舊而懷舊。

（二）

　　本書是“澳門老街坊口述歷史計畫”的研究成果之一。

　　澳門雖小，卻又很大。因為對很多澳門老居民而言，他們在一個社區一住往往就是數十年，甚至是一輩子，所以在小小的澳門，長期以來都分成許多景觀與傳統俱異的生活社區，新橋即是其中之一。新橋地處“澳門天主聖名之城”三巴門外，無論是在舊城牆拆毀前還是拆毀後，都是華人的重要聚居地。它北接望廈，南連澳門歷史城區，東望塔石，西臨內港，自成一天地。新橋曾是關閘以南，城牆以北，澳門重要的華人村落，人口密集，民國以降盛極一時，直到1980年代初，仍是澳門主要的商業中心。今天，新橋仍保留了多所獨具特色的廟宇，各種民間傳統得以保留，民風純樸，鄰里守望相助，溫情洋溢。

　　為此，我們決定從新橋開始，逐步落實“澳門老街坊口述歷史計畫”，以便既能描述一個時期澳門社會生活的整體面貌，也能彰顯澳門不同社區的人文特色。於是，一年多以來，我們組織人員與30位平均年齡約70歲的新橋老街坊進行了深度訪談，透過他們的口述，質化、深入地了解新橋區的社會生活。在研究設計上，我們着力搜集四大核心內容：
　　1. 受訪者的生命歷程及其家庭生活；
　　2. 受訪者記憶中昔日澳門，特別是新橋的景觀和社區生活，重點捕捉受訪者親歷重大歷史事件的情景；
　　3. 受訪者從事主要行業的興衰變遷；
　　4. 受訪者與新橋社區生活的重要場所──新橋坊會的關係。
　　

　　口述歷史不等同於一般的採訪，有嚴格的操作程序。它是就某一特定的研究主題，如個人經歷、家族史、行業史、歷史事件、社會思潮等，以訪談的方式搜集口述記憶以及具有歷史意義的個人觀點和情感。口述歷史訪談是由一位準備完善的訪談者，向受訪者提出問題，並以錄音、錄影、拍照等方式，記錄訪談內容。口述歷史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已廣泛地應用於歷史學、社會學、民族學、人類學、新聞學、社區研究、婦女研究、災難學、醫學等社會和自然科學領域。為提高研究成果的質量，我們參照國際口述歷史研究的標準，購置了高質素的高清攝錄機、數碼錄音筆和相關的電腦儲存和處理設備，並邀請電視製作人姚文龍先生和他的同事一起參與，每次訪問同時進行錄影、錄音、拍照和筆錄。一年多以來，我們的採訪隊連同專業攝影師，少則三四人，多則八九人，出動了近百次，每次少則兩三小時，多則一整天。採訪後的成果經過整理，有以下幾種類型：
　　1. 訪談數碼錄音檔案；
　　2. 訪談數碼錄影檔案；
　　3. 訪談數碼相片檔案；
　　4. 受訪者提供的各種圖像掃瞄檔案；
　　5. 以問答形式呈現的訪談記錄文字稿；
　　6. 經過整理的訪談專稿。
　　

　　上述幾種類型，適宜應用於不同的研究和用途，本書所編選的，就是訪談專稿部份。我們在訪談記錄稿的基礎上，結合搜集所得的各種文獻資料，進行對比、分析、整理和總結，根據實際情況，為每位受訪者以第三人稱的敘事方式撰寫訪談專稿。這些專稿，我們力求歷史性與趣味性兼備，即要做到語出有據，確保內容的真實，並多寫具歷史價值的重大事件；但同時又在保持文章真實性的基礎上，多以故事形式敘事，增加文章的趣味性，豐富人物形象。

（三）

　　長期以來，歷史關注的都是重大的歷史人物，如帝王、元首、具影響力的政商名人等，對平民卻很少關注。恰恰相反的是，歷史是由眾多“平民”一起創造的，史書中的“英雄”只是平民百姓的一個代表而已。口述歷史關注被傳統歷史研究忽視的人和事，對社區生活中的“平民”和“瑣事”抱有濃厚的興趣和深切的關懷。我們今次的口述歷史計畫，回歸“平凡”，受訪者多是普通的澳門居民。我們希望透過他們的口述，真實而全面地反映早期澳門社會生活的實際面貌。

　　一年多的研究過程中，我們採訪了30位受訪者，基於各種原因，本書收錄了其中26位老街坊的訪談專稿。這是一段艱辛的日子，也是一段快樂的日子，聽他們細訴當年，我們曾多次感動。我們認識的絕不是30個故事，而是30個生命的歷程，他們集合在一起，嘗盡了人間正道滄桑，親歷抗戰、國共內戰、新中國成立、“一二‧三”事件、澳門回歸等重大歷史事件，做遍不同的行業，目睹澳門，特別是新橋滄海桑田。時光跨越世紀，百年洗禮，澳門巨變，縱使新橋已人面全非，但不變的是那顆純樸的心，那種難得的鄰里情誼，那份代代相傳的社區關懷。這就是新橋，怎不教人感動！

　　在這裏，我們可以找到澳門失落了的風景，新橋人樸素、勤勞、樂觀、堅貞，在艱苦的環境下奮鬥一生，他們平凡但絕不平庸！我們要強調的是，本書不是要塑造“英雄”。我們相信，只要用心聆聽，世上每一個人都是“偉大”的，這種“偉大”不一定是日理萬機，為國為民；做好自己的本分，做好自己每一個角色，懷抱一顆良善之心，助人為樂，逆境自強，一步一腳印地活着，就是一種“偉大”。

　　所以，我們懷着敬意去整理這些稿件，本書一方面是一項歷史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是向所有像本書的主人翁一樣的老一輩澳門人表示敬意。我們知道，像本書主人翁一樣的澳門老居民還有很多很多，如果要問，澳門人的核心價值是甚麼，透過本研究，我們找到了答案，從每一位平凡的澳門老居民身上找到了答案。

　　口述史學是一門“千萬年必爭朝夕”的工作，經歷過歷史上一些重大事件的當事人，隨着時間的推移會逐漸離世，一些式微中的特殊行業和特殊工藝，也亟待用口述歷史的形式予以搶救，使其得以留存後世。例如在本研究中，我們採訪馮聚先生後不到半年，他就突然不幸逝世，教人悲痛。他數十年如一日地獻身澳門中醫藥業，歷盡行業的興衰變遷，默默為澳門人服務，為中醫藥業的承傳貢獻出自己應有的力量。他的故事，透過本書，將流傳後世。

　　可惜的是，澳門近年雖有不少有心人從事口述歷史的工作，但相關成果對比起澳門整體需搶救的歷史文化資料，形同杯水車薪。本土口述歷史研究應是一項長期性、系統性、嚴謹性的學術活動，需要相當的經費、物質資源（如數碼攝錄機、數碼相機、數碼錄音筆等）和人力資源（如攝影師、文稿轉錄員、歷史學者、學科專家等），亟需要由一個有重大統籌能力和資源保證的部門來統整各項工作。

　　在“無可奈何花落去”的緊迫心理下，大約三年前，我這個窮書生私下啟動了大型的澳門口述歷史計畫，找來了數十位志同道合的社會人士、朋友、大學生和研究生，開展了系列實質的訪談工作。“澳門老街坊口述歷史計畫”是年半前才開始的工作，不料在梁慶庭先生的大力推動下，竟成果發布在前。

（四）

　　本書從籌備到付印，歷時一年半，動員各方人士逾百人。過程中，我得到了充分的支持和關愛，此時此刻，我滿懷感恩，謹向以下機構和人士致謝：

　　感謝新橋區坊眾互助會梁慶庭會長。他倡導此項口述歷史計畫，兩年來，在繁忙的政務和街區工作中不忘時常關心我們的工作，有時甚至親自聯絡受訪者，為我們解決了各種困難。

　　感謝新橋區坊眾互助會黃耀球理事長和李志遠副理事長。他們邀請聯絡受訪者，安排場地，甚至陪同訪談，從中協調，使訪談計畫持續有序地展開。

　　感謝新橋區坊眾互助會參與此項計畫的林國生監事長、杜燦榮副理事長、江小瑜小姐、陳道媛小姐、陳冰心女士和鄭煥兒小姐。

　　感謝電視製作人姚文龍先生答允由國際移動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承擔本口述歷史計畫的攝錄工作，派出由黃漢鋒先生、張碧婷小姐、陳冠業先生和陳志歡先生組成的攝製隊，隨同我們採訪了30位老街坊，更多次策劃外景拍攝，幾乎走遍了新橋每一個角落。及後，又花大量的時間做後期製作，精益求精，務求透過精彩的視頻，完整地紀錄受訪者的生命歷程。

　　感謝澳門文化廣場總經理陳雨潤先生，他一直關心本土出版事業，應允由澳門文化廣場負責《澳門口述歷史叢書》的發行。

　　感謝Markup Advertising的郭家聰先生盡心盡力地為本書設計排版。

　　感謝民政總署的呂志鵬先生，在本書出版過程中提供了很多幫助。

　　感謝參與此項口述歷史計畫，來自澳大、理工和旅遊學院的一批學生研究員：曾曉瑜、謝楚倩、冼嘉宜、劉冬怡、黃婷婷、李妙玲、凌慧堅、顧覬菽、譚曉蔚、林婉華、溫學權、彭秀麗、鍾雪敏、黃芷程、沈銳亨，他們事先閱讀了我提供的各種材料，根據我的操作要求，協助錄影、錄音、拍照和記錄，事後又花時間對錄音稿進行初步的整理。其中我要特別感謝曾曉瑜、謝楚倩和劉冬怡三位同學，她們積極參與，從中協調和聯絡，減少了我的瑣事，使我有更多時間整理文字稿。

　　當然，我特別要感謝30位受訪者，他們不辭勞苦，配合我們的各種安排，娓娓訴說自己的故事，給我們展示了30個堅毅的生命歷程，描繪了一幅昔日澳門社區生活的圖像。
　　

　　我還要感謝喜歡本書的讀者，你們的喜歡是對我們辛勞研究的最好回報。
　　

　　這麼多年以來，縱使平時見面不多，但業師湯開建教授、吳志良博士、金國平先生、劉羡冰校長、陳子良老師以及眾多前輩、好友，還是耳提面命，語多鼓勵，給予我精神的力量。感謝他們，感謝那些像他們一樣長期支持我的朋友。
　　

　　末了，我得感謝我自己。不知有多少個假日，我流連在新橋的大街小巷；不知有多少個深宵人靜的晚上，我無休止地在整理、撰寫、編纂和校對那些極其瑣細的訪談文稿。為了系列口述歷史計畫，我“不務正業”，暫時放下正在研究中的大型學術課題，以及一些其他重要的工作。我們進行中的大規模“口述歷史計畫”，是一項極耗時間和心力的工作，動輒動員人員數十人，當中的艱辛百般滋味，點滴在心，欲語無言。多年默默工作，雖有眾多師友支持，但獨處磋跎書齋，望數以百計文稿乏人協助整理，想經費無以為繼，惜時間一去無返，有時難免傷感。
　　

　　付梓在即，走筆至此，我難抑內心躁動已久的情緒，有如釋重負的輕鬆，又有收拾心情，重新上路的憧憬和使命。澳門需要開展一場“歷史文化整理工程”──不需雄壯的宣言，只需無言地工作，經年累月，以成果昭示世人。
　　

　　我正守候這一天的出現。

林發欽
2008年5月於鏡海蹉跎齋

《19-20世紀明信片中的澳門》後記

2008-02-28T01:36:00.000-08:00

《19-20世紀明信片中的澳門》封面

　　在資訊日益劇增的知識經濟時代，人們每天要接觸大量不同的資訊，對抽象的文字往往望而生畏，直觀形象的圖像卻越來越受歡迎，以致出版界近年出版了大量圖文並茂，甚至是以圖為主，文字為輔的書籍。有人因此將我們所處的時代稱為“讀圖時代”，顯示圖片在當代世界作為傳播媒介已越來越重要。如果從教育角度看，這反倒是一件好事，因為圖像既然是人們樂於接受的媒介，那麼只要善用圖像，“寓教於圖”，當能為澳門歷史文化的宣傳推廣提供良好的契機。

　　澳門是中國最早對外開放的城市，不同時代的西洋畫家在這裏留下大量珍貴的繪畫作品，或抽象，或感性，或真實地紀錄了我們城市的發展歷程。

　　當西方相機發明以後，很快就傳到了澳門，中國第一張相片就是在1844年攝於澳門媽閣廟，自此以後，大量的相片如實地紀錄了過去一個半多世紀以來澳門城市發展和居民生活的種種演變。

　　歷史上，澳門是個不同國籍人士旅居的國際貿易港口，明信片成為這些寄寓在澳的外籍人士向遠方親友傳情問好的重要信物。被印刷成明信片的圖像，通常是一些“時代經典畫像”，代表了一個時期澳門城市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歲月流變，很多古老的相片已被無情的時間淹埋，但上百年前曾遠寄外洋的明信片，在百年以後卻又被有心人帶回小城，重拾起往日令人心馳神往的景象。

　　澳門既是各國政治家、商人必爭的商港，為了各種需要，不但是中國自身，就是葡萄牙、荷蘭、英國、法國和西班牙等外國，也為澳門繪畫了大量不同類型的地圖，紀錄了我們城市的海岸、港口、河流、街道、山丘、保壘和建築，為澳門留下珍貴的歷史地理資料。

　　從晚清、民國到當代，不同國籍、不同時期的漫畫家以自己的神來之筆，或諷刺，或調皮，或深刻地表達出自己對這個城市人生百態的畫像，為我們留下另類的歷史圖畫。

　　凡此種種，不同時期的繪畫、相片、明信片、地圖、漫畫，都可以成為我們認識澳門的媒介，只要擅加發掘，細心考證，分類解說，當能整理出版一套學術性、普及性與可讀性並重的畫卷──《圖說澳門叢書》。

　　呈現在大家面前的《19-20世紀明信片中的澳門》，正是澳門歷史教育學會策劃出版的《圖說澳門叢書》的第一種著作。本書所刊載的明信片，全部是利冠棉先生個人的收藏。利冠棉先生是澳門一位作風低調的收藏家，20年來搜羅了大量澳門的郵票、明信片、地圖和圖書等資料。本書收錄的近330張19-20世紀期間的明信片，即從利冠棉先生所藏的逾千張明信片中精選出來。本書從構思出版、選圖、加註文字說明到翻譯葡文和英文，乃至排版、校對，歷時近三年。我們期望，透過細緻的圖片篩選和編輯，可以將澳門19-20世紀時期的主要城市景觀透過圖像保持下來，並以景象類別為經，時間先後為緯，有序地呈現在讀者眼前，力圖為澳門居民和外地旅客提供一扇認識昔日澳門的窗口。

　　我們所做的工作，需要多方面的支持。可幸的是，澳門是一方溫情洋溢的土地，在本書出版過程中，各方好友和機構，對我門提供了種種力所能及的幫助。藉此機會，我們謹向以下人士和機構致意：

　　感謝澳門基金會的吳志良博士始終如一地關心和支持澳門歷史教育學會推廣本土歷史文化，並騰出時間為《圖說澳門叢書》撰寫總序。感謝郵政局羅庇士局長為本書寫序，並答允由郵政局負責本書的葡文翻譯工作。感謝劉羡冰校長從中積極參與，為我們解決了本書出版過程中遇到的種種難題。感謝澳門大學楊秀玲教授審校本書的英文譯稿。感謝郵政局劉惠明副局長、吳美琪處長、澳門通訊博物館黃錦欣館長和旅遊學院專業及延續教育學校羅天蘭校長，如果沒有她們的鼎力協助，本書的出版可能會更加遙遙無期。感謝黃美姿小姐擔任本書的英文翻譯。最後，感謝澳門基金會和澳門郵政局贊助本書部份出版經費。

　　顯而易見，《19-20世紀明信片中的澳門》的成功出版是澳門各方通力合作的成果，但願這是一個好的開始，《圖說澳門叢書》在不久的將來會越出越多，越出越好。
　　

2007年9月於鏡海蹉跎齋

澳門廟宇管理體制改革芻議

2008-02-25T03:22:00.000-08:00

從媽閣廟管理權紛爭談起

媽閣廟是澳門重要的文物建築

　　
　　一、前言

　　2007年10月29日，媽閣廟的管理權糾紛公開化，有人在沒有請示政府和通報旅遊業界的情況下突然把廟宇關閉。媽閣廟是澳門最著名的廟宇，又是澳門世界遺產的核心文物建築之一，每天遊人絡繹不絕，事件迅即引起社會廣泛的迴響，連鄰近地區傳媒也作出重點的報導。

　　本文執筆之時，一個星期過去了，事件還未有解決的跡象。從近日爭議雙方、政府、傳媒及社會人士對事件的評論和對策看來，事件似乎越來越複雜，如果處理不好，我們有可能陷入全盤皆輸的局面。

　　從澳門廟宇之歷史發展和管理現狀來看，此次媽閣廟管理權紛爭絕非“個別事件”，也非一時三刻解決得了。有關部門如不更主動地介入調解，並從改革全澳廟宇管理制度的宏觀視野出發處理問題，媽閣廟事件可能還會有新的發展，也不排除日後會有另一間“媽閣廟”的出現。

　　當下社會對事件眾說紛紜，一般市民對澳門廟宇的歷史由來和管理現況並不十分了解，本文擬藉媽閣廟事件，從中國廟宇的起源和性質出發，以媽閣廟為例子，陳明澳門廟宇的“公共”屬性，進而透過香港的廟宇管理經驗，研究適合澳門的廟宇管理模式，以期抛磚引玉，與公眾進一步探討澳門廟宇的管理問題。

　　二、國之大事：建廟興邦
　　
　　廟宇於中國，既是宗教崇拜的地方，也是維持政治管治秩序的場所。《左傳》載：“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禮記》云：“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可見，祭祀是中國傳統禮教的重要組成部份，也與國家的政治倫理密切相關。地方宇廟的興建，是上層統治權力對基層鄉土社會施加管治的一種方式，實質就是管治權力的傳遞和延伸。所以，建廟奉神，乃興邦建國之大事，廟宇的興建，除了地方鄉紳參與外，還有地方政府的倡議和支持，許多廟宇的創建甚至可以被視為國家行為。

　　澳門作為中國的領土，所有廟宇的起源，除宗教信仰的因素外，客觀上必然包含上述國家宗法禮治秩序的影響。澳門許多廟宇都和中國對澳門的管治有關，進而成為華人日常生活和集議商事的共公場所。三街會館內的乾隆《重修三街會館碑記》在記載會館成立背景時，就清楚說明了早期廟宇與華人公共社會的關係：“市鎮之有公館，由來尚矣。蓋所以會眾議，平交易，上體國憲，而下杜奸宄也。前於蓮峰之西，建一媽閣，於蓮峰之東，建一新廟（即蓮峰廟），雖客商聚會議事有所，然往往苦其遠，而不與會者有之。”這就是說，媽閣廟、蓮峰廟和三街會館（今關帝廟），都是澳門的中國官民“上體國憲，下杜奸宄”的產物，為華人重要的公共地方。

　　王文達、章文欽、譚世寶、陳樹榮、湯開建和金國平等學者都撰有考證媽閣廟的長篇專文，當中雖存有分歧以及尚待進一步商榷之歷史細節，但對媽閣廟後來的“官廟”事實則似無爭議。事實上，媽閣廟位於澳門內港稅口旁邊的要地，在明代是官員來澳的駐節之所，到了清代，澳門關部行台的每年預算，就有專門付給媽閣廟一項，而林則徐巡視澳門時，也專程到廟祀祭。翻查檔案，發現1926年的政府憲報批准媽閣廟章程，記載“正覺禪林，即媽閣廟又名媽祖閣”。1939-1976年間，差不多每一年均見政府在憲報刊載核准媽閣廟的預算冊，反映澳葡時代曾經直接撥款給媽閣廟支持其日常營運，其“公共”屬性不容爭議。事實上，澳門回歸後，在特區政府申報世遺的官方文件中，就清楚列明媽閣廟的業權屬政府所有。

　　有趣的是，媽閣廟紛爭並非今日獨有。立於道光六年（1826年），鑲嵌於神山第一殿左側小花園牆壁的一塊沒有題額的碑誌，就記載了當時的一場訴訟，說媽閣廟“有豪貴生覬覦，幾被霸去。經年涉訟，始得原物歸來。”該碑以“澳門媽閣廟為闔澳供奉大廟，地傑神靈”起始，字字精闢，毫不含糊地道出媽閣廟乃澳門人的公產。可惜的是，從道光六年到公元2007年，時光雖跨越近兩個世紀，但媽閣廟卻發生出奇相似的爭奪訴訟。不同的是，今天媽閣廟的業權雖清楚無誤為公家所有，全澳市民眼見爭端影響家園形象，卻因政府的消極政策而無計可施。

　　三、主權淪喪：化公為私

　　澳門廟宇的創建模式大致有三種：或由官方主建，或由官民合建，或由地方士紳與民眾聯合鼎建。（當然，也有個別廟宇由私人獨力興建，其業權和管理權皆為私人所有。）廟宇建成後，如由官方主導和參與祭祀，行使國家教化之職，或有官員將其闢為臨時駐節或集會之地，甚至由官方負擔廟宇的開支，則廟宇當屬“官廟”；如由宗族、鄉村或民間基層單位直接管理，則廟宇當屬“公廟”。無論是“官廟”還是“公廟”，都是相對“私廟”而言的，它們不是屬於私人所有，而是屬於國家和地方人民所共同擁有。另一方面，從土地所有權而言，古代中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澳門廟宇的創建，多由官方無償賜地，或地方鄉紳與官府商討後選定廟址，其土地本來就是屬於國家的。澳門諸多廟宇的存在，本身就是中國擁有澳門主權的最有力見證，同時也是中國早期對澳門行使主權的結果。

　　1849年，葡萄牙武力奪取澳門主權後，清政府被迫撤出澳門，澳門廟宇的“官方”色彩逐漸淡化。從歷史文獻來看，澳葡當局在殖民澳門後並沒有接管澳門華人的廟宇，也沒有提出系統管理廟宇的政策，只是依華人習俗，任之自由發展。此後興建的廟宇，沒有中國官府的參與，多由地方信眾共同籌建。這種情況下，廟宇的所有權、管理權和使用權，漸漸由華人自發組成管理機構，如值理會等接管。當然，這些廟宇的管理機構，有些在中國喪失澳門的主權前已存在，不同的是，當時有中國官府的間接參與，有“官方”色彩。所以，當葡萄牙侵佔澳門後，澳門廟宇就由有官方色彩的“官廟”，逐漸演變為由華人社區推選代表管理的“公廟”。此時，對廟宇管理者來說，無論是管理機構或其成員，廟宇管理是一種責任，而非權利，他們要為此付出時間和心力。

　　澳門廟宇的“公共”屬性還在於其日常營運和修繕費用，主要依靠信眾的香油錢、鄉紳的捐獻和政府的撥款，而非一人，一家或一團體獨力承擔。管理機構只是代理者，代表國家及澳門社會對廟宇行使管理權。其權力是國家和澳門授予的，如果管理得不好，或社會認為有需要，可以收回管理授權，另覓管理者。當然，澳門早期很少發生這類情況，因為廟宇的管理者確實通過民主的選舉機制選出，真心真意為闔澳市民服務，沒有甚麼重大的利益，而且名副其實是“值理”──“輪值理事”的。然而鴉片戰爭以後，澳門作為中外貿易港口的地位被取代，經濟衰落，民生困苦，社會蛻變，各廟宇的管理機構由原來“闔澳公推”，逐漸演化成內部的選舉或協商選舉，有些管理機構“連選連任”，甚至世襲相傳，或兄終弟及。久而久之，本來由闔澳市民推選的管理機構，漸漸發展成一小撮人的內部選舉，而本來由公眾擁有而委託代理者管理的廟宇，也蛻變成名義上仍為公廟，實際上卻為代理者完全掌控的“私廟”。如果代理機構內部尚存在民選制度和管理體制，則廟宇實際已由“大公”變成“小公”，如果代理機構根本不存在真正的選舉和管理機制，只被小數人，甚至一個人把持，則廟宇實際已由“大公”淪喪為“全私”。

　　以上就是晚清以來，澳門有些廟宇“化公為私”的原因和歷程。當然，無論廟宇變為“小公”還是“全私”，都改變不了管理者只是代理的歷史事實和法律依據。

　　四、他山之石：香港經驗

　　針對澳門當前廟宇管理體制的現狀，香港的經驗或值得我們參考。

　　香港於1928年通過《華人廟宇條例》，成立名為“華人廟宇委員會”的法定組織，接管香港主要廟宇的管理權，並負責辦理廟宇註冊。委員會現有7位委任委員，主席為民政事務局局長。委員會管理數十間廟宇，但其組織結構並不臃腫，這是因為委員會並不直接派人管理廟宇，而是通過招標或委任，將廟宇的管理權，如司祝服務等，交給相關團體和宗教人士管理，而委員會則主要負責中央層次的監察和統籌，所議決的事項交由秘書處負責執行。目前，香港有24間廟宇由委員會直轄管理，即由其招標物色管理者，並直接監督管理狀況。別根據實際情況，有20間廟宇由委員會委託東華三院、赤柱區街坊福利會、東涌鄉事委員會等機構代為管理。

　　《華人廟宇條例》規定得成立華人廟宇基金，所有華人廟宇的財產及收入，包括善信的香油奉獻等，由華人廟宇基金全權控制。基金收入用於支付廟宇舉行民間傳統儀式、節慶活動和廟宇產業的維修，而盈餘則可撥入華人慈善基金。華人慈善基金亦由華人廟宇委員會管理，主要是撥款予合適的香港華人慈善機構。接受這些撥款的慈善機構有街坊會學校、醫院、弱能人士宿舍等。此外，基金每年均會撥款予香港各區民政事務處，作為緊急救濟援助金。香港有廟宇獲得豁免，不受華人廟宇委員會管理，但《華人廟宇條例》規定“任何人均不得為該廟宇或與該廟宇相關的目的而向或企圖向公眾募捐、呼籲或提出要求。”這就杜絕“私廟”以任何名議向公眾索取錢財，化公為私。香港上述的做法，使全港廟宇的管理規範化，管理權責清晰，沒有不必要的爭吵。全香港廟宇的收入，足以維持各廟宇日常的修繕和節慶活動，無需政府額外撥款，收入盈餘更可資助慈善活動，一舉數得。

　　五、如何攻玉：澳門模式

　　港澳雖同為華人社會，有相近的歷史背景，但澳門廟宇的歷史演進和管理現狀與香港畢竟不盡相同，如果生搬硬套地將香港的經驗和做法照用於澳門，則肯定行不通。然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香港的做法數十年來行之有效，而且確有成績，當有其可取之處。澳門如能認真參考研究，結合自身的實際情況和需要，通過廣泛諮詢，改良設計出適合澳門的廟宇管理模式，則這就是香港經驗於我們最大的價值了。所以，現在的問題是：如何攻玉？

　　欲改革澳門廟宇的管理體制，宜先了解澳門廟宇管理的現狀和存在的問題。

　　目前澳門政府雖擁有許多廟宇的業權，但全澳所有廟宇具體的業權狀況怎樣，是否存在純粹的私人廟宇，仍有待進一步調查。但肯定的是，全澳廟宇都是由民間團體來管理的。媽閣廟的糾紛，暴露了個別管理團體內部權責含混不清，欠缺監督和制衡的弱點。當然，本澳負責廟宇管理的團體大部份都是數十年如一日地對相關廟宇行使管理權，克己奉公，盡忠職守，對保存澳門文物和弘揚中國傳統宗教文化做出了大量的貢獻，成績應該受到肯定。例如在難苦的抗日時期，許多廟宇管理團體不僅沒有擅離職守，更主動參與救亡賑濟，造福災民，充份發揚了澳門廟宇興邦安鄉之傳統社會功能。

　　然而，也應當注意到，負責廟宇管理的民間團體責任心參差不齊，在文物保護意識和知識、廟宇管理技能等方面，或都有待提昇，可以做得更好。筆者因工作關係，需要經常進出教堂和廟宇，眼見個別廟宇被管理人隨意佈置，對許多過百年的碑記不做任何保護措施，甚至在碑記前堆積雜物，任由其磨損，教人心痛。這不一定是廟宇管理人員存心破壞文物，而是由於實際的管理者多是一般民眾，缺乏文物保護的意識，也欠缺知識判斷哪些文物是最需要給予特別管理措施的。

　　另一方面，廟宇作為歷史文物，通常獲得公帑資助，用以日常營運、修繕和舉辦活動等；與此同時，廟宇也可以通過售賣祭品，收取善信香油捐獻等獲取收益。這些取得的資源會如何運用呢？作為社會公產，如有盈餘會否用作公益事業？誰來監督？如何監督？

　　面對上述澳門廟宇管理存在的問題及由此反映出體制的不完善，為保障公眾利益，弘揚廟宇文化，政府有責任以更主動積極的角色，盡快啟動澳門廟宇管理體制的改革。

　　澳門可以仿效香港，草擬《澳門廟宇管理法》，以法律形式規範和健全廟宇的管理制度。政府在參考香港經驗的基礎上，先草擬法律諮詢文本，公開徵求意見，特別具體聽取相關團體和社會人士的意見，修訂後逐步實施。《澳門廟宇管理法》的核心內容，是設立兩個組織：“澳門廟宇管理委員會”和“澳門廟宇基金”，由其統籌管理全澳廟宇及其收益。以下簡單介紹一下它們的核心精神和內容。

　　根據《澳門廟宇管理法》成立“澳門廟宇管理委員會”，賦予其權力逐漸接管澳門的華人廟宇。對政府擁有業權的廟宇，接管管理權較易操作，因為管理權由業權人授予，收回授權既合法也合情合理。要注意的是，這種做法不是要“繳私為公”，因為廟宇的產權本來就是政府的，政府只是依法收回授予出去的管理權。對於業權不清，或依法由私人持有的廟宇，政府則無權接收其管理權。這些廟宇的業權持有人，可以考慮自願將管理權委託給委員會，以優化廟宇的管理質素，當然這無損原業權人依法保留廟宇的業權。基於法律對私人財產的保障，這些廟宇可以選擇不交出管理權，惟今後除非廟宇文物受到威脅並證明無錢維修，否則政府不會考慮撥款給它，更可借鏡香港的經驗，規定“任何人均不得為該廟宇或與該廟宇相關的目的而向或企圖向公眾募捐、呼籲或提出要求”，以防止假公濟私。

　　為照顧澳門廟宇管理的現狀，委員會可由約30人組成，由專責文化事務的高級官員親任主席，成員包括文化局、民政總署、旅遊局、佛教團體、道教團體、坊眾、學術界、旅遊業界等代表，並盡量將現在澳門主要廟宇管理團體的負責人吸納成為委員會的委員，使這些人士由原來只負責一間或數間廟宇的管理，躍身成全澳廟宇管理最高實體的負責人之一，從而既可借用他們的經驗，又可減輕廟宇體制改革的阻力。委員會在文化局設立秘書處，日常事務由秘書處負責。為簡化架構，提高效率，委員會以“中央監督，管理授權”的原則運作，透過招標、協商、巡查和監察的形式，定期將管理權重新授予適合的社團、公司或個人。從澳門實際情況出發，為尊重歷史事實和保障原有廟宇管理者的權益，委員會成立早期，重新收回公有廟宇的管理權後，可與原來的管理團體協商，優先考慮將廟宇交由原團體繼續管理3-5年，期滿後再根據管理成績考慮是否續約。當然，在確定首次授權前，得檢討原管理團體的管理得失，提出持續改進之法和管理目標，並由委員會秘書處的技術人員定期巡查紀錄，作為將來是否再次批出管理合約的依據之一。

　　《澳門廟宇管理法》的另一核心內容是成立一個由澳門廟宇管理委員會全權掌管的“澳門廟宇基金”，委員會管理下的廟宇，得將香油錢及其他所有收入上繳基金統一支配，用以資助全澳廟宇維修及舉辦廟宇節慶活動，餘款除滾存用以支持澳門廟宇長遠發展外，還可以撥出部份作慈善用途。廟宇收入屬公共收益，善信捐獻的目的也是為了支持廟宇運作及為善積福，所以上述做法符合捐獻者的願望和澳門的整體利益。

　　六、化危為機：造福社會
　　
　　上述的建議廟宇管理的“澳門模式”，核心精神是在維護澳門整體利益與尊重原管理實體權益之間求取平衡，化解可能出現的紛爭，健全澳門廟宇管理的制度，其作用最少有以下幾點：

　　1.減少利益糾紛
　　澳門廟宇由具有廣泛代表性的“澳門廟宇管理委員會”統籌管理，再由其授權代理者具體管理，權責分明，當可減少不同利益團體為爭奪管理權而出現的糾紛。

　　2.健全社會監督
　　“澳門廟宇管理委員會”實質是全澳市民的代表，由其統一管理廟宇，進而層層授權，依法巡查跟進，大大加強社會對廟宇管理的監督。

　　3.加強文物保護
　　“澳門廟宇管理委員會”批出管理權的條件之一，是申請團體是否具備文物保護的意識和知識。所以委員可定期開辦廟宇管理實務的短期課程，俾使具體的廟宇管理人員確切負起保護文物的責任。

　　4.提昇管理水平 　　
　　廟宇管理絕不是每天定期開門關門，暮鼓晨鐘，清潔打歸如此簡單。在“澳門廟宇管理委員會”的指導下，廟宇管理者應當設法將廟宇文化融入社區生活及促進旅遊事業的發展，設計系統的年度管理計劃，提昇管理水平。

　　5.弘揚傳統文化
　　廟宇管理的職責之一，是弘揚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在現代化的浪潮下，透過各種節慶活動和傳統儀式，加深民眾和旅客對有關廟宇信仰的認識。“澳門廟宇管理委員會”得要求管理者履行相關的責任。

　　6.促進旅遊發展 　　
　　目前澳門廟宇舉辦活動往往各自為政，如兩所哪吒廟各自舉辦大型的哪吒誕活動，又如澳門中華媽祖基金會舉辦“媽祖文化節”期間，澳門其他供奉天后的廟宇如能舉辦相關的活動支持，當可更全面地突顯澳門媽祖信仰的特色，取得更大的社會效應。“澳門廟宇管理委員會”日後可以統籌並協調全澳的廟宇節慶活動，有利於澳門旅遊的發展。
　　
　　7.推動慈善活動
　　“澳門廟宇基金”取諸善信，用諸社會。各廟宇上繳的捐獻和收益，在扣除營運費和維修費後，餘款用以捐助有需要的慈善機構，幫助有需要的人士，達致善信助人積福的願望。

　　8.節省公共開支
　　澳門旅遊業發展蓬勃，公共廟宇收益可觀。當這些金錢重歸公家後，日後的收入和結餘，相信不但能支持全澳廟宇的日常營運及舉辦各種廟慶活動，更可支持廟宇修繕保護。當然，當資金不足或有重大工程時，政府仍然責無旁貸，得特別撥款支持，但整體上卻減輕了政府在這方面的公共支出，以期達成“以廟養廟”，自力更生的文化產業政策。

　　七、結語

　　本文對澳門廟宇的起源、演進和現狀作了梳理，俾使公眾明白包括媽閣廟在內的澳門大多數廟宇，無論從歷史事實還是法理依據看，皆是全澳居民的公產。澳門現存的廟宇，是我們家園的先輩善長與地方父母官員經過一代又一代人努力奮鬥的結果，是先民留給我們的珍貴遺產，任何一個澳門兒女皆有保護它們的責任。

　　媽閣廟的糾紛，反映出澳門廟宇的管理存在弊病，政府作為媽閣廟的業權人和全澳廟宇文物的保護者，應利用這個機會，採取更主動的措施，借解決媽閣廟問題，一併理順全澳廟宇的管理關係，健全廟宇管理的制度。本文提出的香港經驗和澳門模式，只是供社會參考的管見，以提供一個討論的平台和基礎，最後如何落實，還得廣泛聽取社會各界人士，特別是廟宇原管理者的意見。我相信，只要大家本着大公無私的赤誠之心，通過官民合作，媽閣廟事件將是解決澳門廟宇管理問題的“化危為機”的好機會。

2007年12月5日及12日載於《澳門日報‧蓮花廣場》

《澳門教育省思》自序

2008-02-22T01:39:00.000-08:00

《澳門教育省思》封面

我的教育故事

　　小時候，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成為一位教師。因為在我心裏，教育是神聖的事業，校園是凡塵的淨土，教師是知識的化身……；所以，從事教育的人，應該是社會的精英，教育工作者應當懷抱理想，播種希望，守護未來……。總之，“教育之重”超出了我內心所能承受的“份量”，老師所應該具備的條件，我深知是自己永遠無法企及的。

　　然而，2000年大學畢業後，我卻當了中學老師，而且一做就是五年，將人生最寶貴的青春歲月都傾注在教育事業上。回想從前，這是我始料不及的。五年的教育生涯，營營役役，每天朝七晚六，回到家裏還要備課、製作課件、出試題、批作業、改試卷……不到半夜是休息不了的；星期六日不是回校組織課外活動，就是帶學生外出參加各類學藝比賽；及至暑假，每年總有一兩次外出參觀學習。如是般，日出日落，冬去春來，轉眼間五年的青春年華沉澱成一段段如幻似真的回憶，如陳年之酒，日子越是久遠，越是醇美。

　　我是個學術多情的人，研究興趣關涉文學、歷史和教育三個專業。本書是我出版的第一本有關教育的著作。在整理文稿的時候，我好像又回到了千般依戀的中學校園，看到了同學們天真爛漫的笑臉，朗朗的讀書聲在耳邊響起；我還看到竭盡心力的同事在課室講課，看到了自己在操場上為同學們打氣……

一

　　我深信“教育改變命運”，個人前途，家庭幸福，國家富強，民族福祉，都得透過教育來實現。

　　1997年9月，我入讀暨大中文系。記不起從哪裏讀過這樣一篇悲壯的寫實散文：作者是一位在讀男大學生，出身貧困鄉村，一家四口，有父母及一妹妹。家人為了使他能讀上大學，15歲聰明的妹妹要輟學工作，每年為籌錢繳交學費，家裏連下鍋的米也沒有。然而父母和妹妹都無怨無悔，將家庭所有的幸福都押注在他身上。遠在省城讀大學的作者，每晚挑燈夜讀，想起妹妹和父母的苦就流下男兒的眼淚，益發更加努力。這個真實故事的出處倒是忘記了，但文章的題目卻令我畢生也難以忘懷──“除了奮鬥，我別無選擇！”

　　大學時期，類似的真人真事還讀過很多，如：出身自成都一農村的大學生，家裏為了供他上學而耗盡家財，弟妹輟學。為了減輕父母的負擔，也為了弟妹的前途，他拒絕接受家庭的經濟支持。然而在自己沒有任何收入的情況下，臨近畢業的一個學期，他鋌而走險，盜竊自行車，被人發現遭到了毆打。他既羞愧而又無錢求醫，結果內憂外傷，不治身亡。

　　這些艱辛的求學故事，讀來教人心酸，使我在大學時期開始關注中國教育的狀況，特別留意教育新聞。1999年秋天，中國的普通高校擴大招生規模，在各大學引起極大的反應，我當時身處大學校園，深切地體會到一股強大的教育改革浪潮正洶湧而來，於是把所見所聞寫成文章，寄回《華僑報》與澳門讀者分享。豈料，這麼一寫竟一發不可收拾，參閱的材料愈多，對中國教育就愈感興趣，斷斷續續地寫了一整年，近10萬字。這些文章雖非研究論文，但為寫得更有深度，在每寫一個主題以前，我總會翻閱大量相關的材料，從動態新聞、統計數據、政府文件到教育理論、教育發展史、比較教育等專業教育論文，盡量都看一些。每寫一個專題，期望不僅只是談自己身處其中的所見所聞，還希望透過縱向的教育發展史和橫向的國際比較，從教育理論的層次，全面但又簡約地展示問題的前因後果及其發展前景。

　　我大學主修漢語言文學，對教育這一專業本來沒有多少認識，但為寫這近10萬字的文章，有整整一年經常躲在大學圖書館看教育類書刊，閱讀的教育文獻可能比專業的師範大學生還要多，而且範圍很廣。就是這樣，雖從沒有想過當老師，卻花了大學整整三分之一的時間，學習教育專業的東西，對教育現狀和教育理論都有了認識。而今回想起來，這種無心插柳的學術經歷，使我對教育產生了興趣，也為我此後從事教育工作及教育研究，打下了良好的根基。

　　2000年6月，我通過學位論文，獲准提前一年大學本科畢業。畢業前，母校的已故李瑞瑩校長與我聯絡，邀我回母校培道中學任教職。

　　大學三年的歲月匆匆而過，宿舍、教室、圖書館和飯堂組成象牙塔生活的全部，我還沒有來得及細味無憂無慮的校園生活，即要投身社會。猶記得大學期間一心只想着多修學分和趕寫論文，希望可以提早畢業，根本就沒有想過畢業後要幹甚麼工作，說得更清楚一點，其實我的心智還停留在大學的象牙塔裏，沒有勇氣面對社會。直至故校長囑我回母校做老師時，我才想到，工作之事原來已近在眼前。我與母校有深厚的感情，從校長、主任到眾多老師，對我不僅有教育栽培之恩，更有特別扶掖之情，其情殷殷，非兩三句話說得清楚。記得在高中三年級，母校就豁免了我一個學期的學費。當故校長提出要求的時候，我心動了，若說回母校報效教育之恩，或有點言重了；但事實上，我寫了一年教育專題文章，對教育工作確實產生了興趣，而重回我摯愛的母校任教，正好可以將所學用在自己認為最合適的地方。就是在這樣的機緣巧合下，我當上了教師，右腳剛邁出盛載着無數青春夢想的大學天空，左腳隨即踏進了伴我成長的中學校園。

　　後來雖然已為人師，但我仍然堅信，教育的神聖或是我所無法承受的。於是，那年暑假購買了大量的教育書籍，由此展開了我對教育理論的系統閱讀和研究。我的教育事業由是開始。

　　執教五年，主要任教國文和歷史兩科，並做了五年班主任。我人生的三個學術專業：文學、歷史和教育，與我上述的工作性質非常配合。持續進修，使我的工作更專業化；從事相關的工作，又反過來促進了我學業的發展。多年的教學與研讀雖然艱苦，但卻教人樂在其中。

　　我喜歡教學工作，但同時也喜歡學術研究，教我苦惱的是，在澳門當老師，常會使人忙得喘不過氣來。更甚者，教育工作其實有很大的彈性，如輔導學生跟進到甚麼程度，批改作文細微到怎樣，主要取決於老師自身，很難絕對量化。所以越是盡責的老師，工作就越辛苦，甚至要透支自己的生命。若果說當教師的五年，在教學以外，我還取得了一點學術成績，那其實是我犧牲娛樂時間和擠壓作息時間換來的。然而，這終究不是長遠之計。

　　在這裏，我想舉一個例子，來說明教育工作有多忙。我任教3班國文，3班歷史，每次考試或測驗都要批改6個班的試卷，每班約有60人，6班就有試卷360份，如果批一份試卷用5分鐘，合共就要用1800分鐘，即30個小時。國文試卷有長長的作文，有時5分鐘不一定看得來。我對30小時的概念有些麻木，只知每個學段考完試，必有好幾天要工作至近乎黎明，直到實在是熬不下去了，才去睡覺。一個學年有四次段考，每學段又有不計其數的大小測驗。有時候真的是太累了，不禁會問：我們的社會為甚麼要如此奴役老師？這不僅是我個人的心聲，也是澳門教師的普通故事。

　　為了全心全意攻讀博士學位，經過反覆思索，我最後決定暫時放下中學教職。2005年春天，我向學校呈辭，決定待學期結束，在暑假正式離職，以便全職讀書。我後來到旅遊學院任職，那純粹是另一次機緣巧合下的命運安排，是我從來沒有想過的。我的人生依然離不開校園，從中學到大學，依然是教書育人，在大學任教職，可以同時兼顧教學與研究，為我所樂見，於是我的中學教學生涯由是結束。

二

　　時光荏苒，殷殷情誼終究挽留不住匆匆的腳步，五年的中學教師生涯轉瞬即逝，在離開中學教壇的那一天，最令我捨不得的是與我朝夕相處的學生。

　　記得有一年的班際籃球比賽，我們班打入了決賽，同學們一下子興奮得不得了。比賽當日，幾乎全班同學傾巢而出，球場上的同學全力以赴，球場下的同學搖旗吶喊，叫聲震天。那種氣勢，似乎志在必勝。見他們上下一心，並肩作戰的樣子，身為班主任的我，也熱血沸騰起來，大叫加油。賽事形勢一面倒，我班一直領先對方，到最後兩分鐘，我們還領先7分。但這時，戲劇性的情況發生了：對方在最後1分多鐘的時間裏，連追8分，最後以1分之微險勝我班。面對這突如其來的結果，大家似乎都反應不過來，本來喧鬧的球場一下子寂靜起來。這時有女同學開始哭了，想不到的是，平時硬朗的男生，從球場回來也暗暗流起淚來。不消一刻，一班十五、六歲的少年人竟圍在一起抱頭痛哭。我站在他們當中，任由他們大哭。校園的故事，令我心醉，我第一次感受到淚水可以是甜美的。

　　在學生心中，老師是知識豐富的長輩，老師的一褒一貶，對他們來說都有非常重大的意義。有一次批改作文，有一篇文章文筆並不華麗，內容也不見獨特，但那位同學卻寫得很認真，寫了整整兩張原稿紙。讀到他的文章時，我已批了三四十篇作文，給評語已顯得有些麻木。本想只給他打個分便算，但心裏又總想給學生一些鼓勵，想不出具體可寫的東西，便使勁在稿紙寫了一個字──好！文章發下去後，那位同學拿着文章很認真的來問我：“老師，有多少篇文章有‘好’字？” “不過三篇！”我馬上回答。學生心裏確實很渴求老師的認同，沒有時間，哪怕只是一個“好”字，也會有無窮的力量，我如是想。

　　又記得有一次要求學生寫一篇讀後報告，我盡量每個同學都給評語。有位學生交回一張近乎空白的稿紙，初時我很生氣，但後來還是克制自己，理性地在他的稿紙上寫道：“你的文章應該寫得不錯，下次期待你的大作！”文章發回給學生，第二天有另一位很可愛的同學拿着自己的文章來找我，問：“老師，我寫了這麼多字，竟只有‘選材新穎’四個字的評語，而某某交白卷，評語比我還要多，真不公平！”我當時一下子無言以對，只知學生確實很重視老師的評語。白先勇在〈驀然回首〉記載了一個故事：“她（指白先勇的中學老師李雅韻）笑着對我說﹕‘你這樣寫下去，二十五六歲，不也成為作家了﹖’她那句話，對我影響之深，恐怕她當初沒有料及，從那時起，我便夢想以後要當‘作家’。”同樣地，這些教學經歷使我時常很在乎對學生說的每一句話，寫的每一個字。

　　有一次，我收到學生寄來一封很特別的電郵。發信人的名稱很有個性：一個抱打不平的人。他在信中向我訴說發生在校園裏一件不公平的事：班上舉行燒烤活動，有一位女同學要報名參加，卻受到排斥，因為有些同學不喜歡她參加。那位女同學在班上的遭遇其實我早就了解到，她積極樂觀而又熱愛班級，有次還向我毛遂自薦策劃製作班級壁報。但有些同學似乎並不喜歡她過於熱心。抱打不平的人最後說：“雖然老師你很忙，但希望正視這件事，我只是她的代言人，難道你忍心讓一個如此天真可愛的小女孩傷心嗎？”後來我介入化解了事情，並暗中查出抱打平的人原來就是班長，那小鬼真有意思。

　　純真的校園，每天都會發生純真的故事。

　　聖誕是師生之間互表心意的時節。每年聖誕都收到很多學生送來的卡片，其中有一張卡特別令我感動，幾個學生用一張鮮黃的紙片，合力裁剪出一張自製的聖誕卡，卡上畫有學生和我的頭像，寫滿祝福的語句。這是我收到其中一張最值得紀念的聖誕卡，我將它放在書架顯眼的位置，每次望見它，我的心裏就會說：當老師，真好！

　　情人節的校園同様溫馨。早上第一節課剛下課，就有女生走進教務處給老師們送朱古力，每位老師兩顆，男老師有，女老師也有，然後就是可愛地向我們說：老師情人節快樂！那小鬼真有趣。怎知如此可愛的學生不只一人，接下來有越來越多學生走進教務處送朱古力，包括不少男生，不消兩三節課，我的案頭已擺滿一大堆。後來我到走廊和課室走了一趟，收穫更大，真是滿載而歸。

　　孟子云：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學生如斯可愛，怎能不討老師的偏愛。

　　我有一個很天真的理想，希望我所教的學生全部都能順利升班並起碼完成中學課程。於是，製作班級網頁時，在學生名表上，我很堅定地加了這樣一句話：一個都不能少。然而現實情況卻是複雜多變的，記得後來有一個學生退學了。跟家長聯繫，他們向我遞交退學信，並說：她不想上學，只喜歡玩，我們也沒有她辦法，擔心迫得她太緊，她會幹出傻事來。我聽後感到很沮喪，這是明顯的厭學症狀，作為她的班主任不能令學生愉快上學，我心裏很不是滋味。家長說她經常在本澳某商場流連，於是好幾個下午放學後，獨自一人去找她，但都不成功。清明節假期，我在那商場呆等了一天，終於碰上了她。當時她與一班失學青少年在一起，看那陣勢，不是專業社工的我初時心裏的確有些心怯。好不容易勸服她跟我談話，聊了個多小時，她終於答應我第二天重返校園，當時我那份如釋重負的欣喜心情，相信永遠也不會忘記。令人遺憾的是，第二天她失信了。她的家長管不了她，我在原來的商場再也找不到她。澳門的學校往往很難容忍學生長期無故缺席，學校最後接受了她退學，我“一個都不能少”的理想落空了，教師許多時候要面對遺憾和無奈。

　　當前，學生的整體學習風氣或者真的比以前下降了，個別學生無心向學的問題也確實越來越嚴重，以致我們為人師者，常有“恨鐵不成鋼”的心態。也許，我們有時要反思，學生無心向學，讀得不好，不一定是他們不適應當前的學習環境，而是當前的學習環境不適應他們。一位學生在週記這樣說：“各科測驗陸續來了，一個星期竟然有四、五科測驗，今個星期真的累透了，真的喘不過氣來，不知道是不是很多科測驗的關係，回過頭來想想，時間就像煙花一樣，閃了一下就沒有了……”這是一位品學兼優的好同學，她並不厭學，但面對學業還是感到壓力，讀畢這段話我心裏頗不愉快。匆匆的課程，匆匆的童年。這不應是我們的教育理想。

　　或許教師都有這麼一種特性──在情感上特別珍視自己教過的學生，從邁進中學校門的頭一天開始，我就覺得自己對教過的學生有種不一樣的情感，聽到他們的笑聲，我會由衷的高興；看見他們遭受挫折，我心裏也會生起陰霾。月圓月缺，潮起潮落，五載時光，盛載了無數個成長的故事，沉澱出一個個絢麗的青春之夢。既模糊又清晰，歡欣摻雜着苦澀，有圓滿有遺憾，這就是我真實的教育故事，屬於澳門的故事。

三

　　小時候，我深信世界沒有壞人。

　　這聽起來好像有點不可思議，但又確實是我天真的想法，因為我想不通壞人為甚麼要損害別人。及至長大後，卻發現世界不但有壞人，而且有些壞人其實一直生活在我們身邊。這種理想與現實的錯落，使我少年時代常常感到困惑和苦惱。後來終於明白，有壞人才是世界的“常態”，更何況大多數壞人只是“小壞”，在全球60多億人口中，“大壞”，甚至窮兇極惡的人畢竟很少很少。這樣雖然想通了，但卻為現實世界原來有很多污點而一直難以釋懷。

　　我們社會的現實是，生活的世界充滿謊言和偽善；我們教育的理想是，力圖通過教育重建一個良善公義的世界。年少時代的無知與天真，使我保持了一顆“淨潔”的心靈，相信教育是社會的清流，可以洗滌塵世的污垢，校園是我們必須守護的淨土。對此，我很偏執。於是，我希望可以從自己開始，做好微觀的教育工作，即盡力教好每一個學生；同時，又不自覺地思考宏觀的教育問題，即如何辦好一所學校？怎樣辦好一個地區的教育？

　　我在多年的理論學習和實踐教學中，逐漸生成了對教育問題的一些固定看法，認為要發展好教育，總離不開這些原則。我稱之為教育三本主義：社會發展，教育為本；教育行政，教師為本；課堂教學，學生為本。

　　
　　社會發展，教育為本。新世紀，世界政治經濟風雲變幻，科學技術發展日新月異，世界各國正在展開一場空前激烈的競爭，全力搶佔新世紀的制高點。這是一場綜合實力的競爭，探本窮源，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與超前，必須要有完善和尖端的高質素教育為支撐。一句話，21世紀的競爭就是教育的競爭。當前的教育，不一定能馬上創造出當下的繁榮和政績；但明天的昌盛，卻有賴今天高質素的教育。概觀今天所有發達國家和地區，都會發現他們昨天有良好的教育基礎。澳門作為一個後起的相對發達地區，要有更璀璨的明天，發展教育是基礎中的基礎，捨此別無他途。

　　
　　教育行政，教師為本。在當前澳門的學校教育中，教師是個最艱難的角色，同時要面對學生、家長、領導和社會的壓力。澳門教師工作量大，有部分工作並非教育本職造成的，而是教育行政給添加的。有部分學校有開不完的會，從全體大會、年級會、班主任會、科組會和各種臨時會議、特別會議，沒完沒了。有部分學校過分熱衷社會活動和學藝比賽，對外界的邀請，來者不拒，而且凡比賽均參與。凡此種種，都對教師構成重大負擔，而這些負擔，教師自己是減不了的，必須要由教育行政領導，即我們的學校校長和主任來卸除。

　　
　　課堂教學，學生為本。這是一句人人掛在口中的教育流行術語，但具體操作，卻不是每位教師都能做得好。且舉兩個在課堂教學中，不以學生為本的例子。教學效能一般的教師，往往將學生消極的學習行為，都歸咎於學生本人和社會風氣，卻很少檢討自己的教學方法。另一種極端是，教師講課有一種自我陶醉感，講得確實是不錯，學生也聽得入神，但成效卻不一定好。因為一堂成功的課，不應是教師講得有成功感，而是要學生學得有成就感。教師應當是學習的參與者和輔導者，而非主導者。教師知識再豐富，講課技巧再好，同學聽得再認真，整堂單向的講授再成功，其成效也及不上由教師引導學生自己展開思考、討論和交流。

　　我以上的教育三本主義，並非甚麼新思維，都是簡單的道理，也是教育理論中常論及的議題，但知易行難。如為政者，真的做到教育為本；管理校政者，真的做到教師為本；為師者，真的做到學生為本，我相信澳門教育定會開創出一個全新的面貌。

四

　　做中學老師的五年，除繼續在華僑報的專欄撰寫教育散文，談教學見聞外，還因教育研究需要，寫了很多長篇的教育論文，發表在澳門及外地不同的教育研討會和教育報刊上。五年下來，累積教育類的文字近百萬字，有紀錄校園生活的教學週記，有抒發教學感悟的教育隨筆，更多的是結合理論與實踐寫成的長篇學術論文。經過整理，我從中選出部份，彙編成《校園瑣事》、《澳門鄉土教育研究》和《澳門教育省思》三書，以作為五年教育工作與教育研究的總結。《校園瑣事》是我發表在報上的教學週記和教育隨筆，以感性的筆調記載了我五年的教學生活。澳門學校一直使用外地課程，學生很少學習到本地的知識和經驗，為改變這種不合理的教育現狀，“澳門鄉土教育”一直是我用力最多的研究主題，《澳門鄉土教育研究》即是這方面文章的結集。本書《澳門教育省思》則是除“鄉土教育”這一主題外，我對澳門各種教育問題評論與研究的結集。限於精力和時間，茲先出版《澳門教育省思》，《校園瑣事》和《澳門鄉土教育研究》已完成排版，將陸續出版。

　　《澳門教育省思》收錄的文章，除開篇〈澳門教育研究的回顧與前瞻〉寫於今年外，其他大多數是我在中學任教的五年期間，即2000年8月至2005年7月寫成的。根據文章內容，本書分成“澳門教育省思”、“澳門教育評論”和“中國教育痛思”三篇。

　　上篇“澳門教育省思”以長篇文章為主，有些是參加教育研討會的學術論文，有些是應雜誌和報章約稿所寫的研究文章，有些則是到外地參加教育交流寫成的教育隨筆。

　　下篇“澳門教育評論”主要是發表在華僑報專欄的文章，針砭時弊，評議當時的教育政策和教育現象，篇幅較短。這部份文章有很大的時間性，今天看來，有些問題或已改善，如我很早就提出推行高中免費教育或加大對高中貧困學生的資助，今天高中免費教育已成為事實；但有些問題卻始終沒有解決，如教師工作量大，教師職程還沒有下文等，多年以後重讀起來，令人格外感慨和無奈。

　　附篇“中國教育痛思”是我關注教育，閱讀中國教育文章寫成的體會。這些文章有些寫於大學時代，限於國家財力和其他客觀條件，當時中國有很多教人心痛和值得反思的教育現象，故曰“痛思”。隨着國家日益富強，中國教育狀況而今已有了轉變，但仍有很多問題，如教育地區性失衡、男女教育機會不均等，值得我們深思。本篇內容與澳門教育沒有直接的關係，故名為“附篇”。

　　需要強調的是，本書收錄的文章，很多是在繁重的教學工作下，“速成”於一時的作品，而今結集成書雖有校訂，但卻沒有重大的修改。本書的文章，語言或有欠推敲，思想或有欠成熟，而且個別篇目主題或有重複，但都是記錄了當時的教育現象，代表了我當時的想法。經年以後，隨着年歲漸長和認識深化，我的教育思想已經有了轉變，本書論述的教育問題，我而今的看法或已有不同，或更加深刻，或更趨成熟。這些變化，在我近兩年寫的文章明顯可見，將來如有機會出版新的文集，讀者諸君當能作出比較。我相信，一切的轉變都是我個人教育專業成長和心路歷程的反映，正因如此，我才會不揣淺陋，鼓起勇氣，將自己最早期的文章選編出版，以圓夢想。

五

　　本書付梓之際，我滿懷感恩。

　　我要感謝所有被我教導過的學生，特別是現在仍與我保持密切聯繫，情同朋友般的眾多學生，他們的成長使我感受到“回報”的可貴。特別要感謝正在台灣讀設計的鄭志偉同學，他才華橫溢，為本書設計了一個別出心裁的封面。

　　杏林子說：除了愛，我一無所有。我多年來就是活在愛的世界裏，感謝一直支持我的學界前輩，感謝栽培我的老師，感謝對我不離不棄的朋友，感謝我的同事，他們的策勵成為我前進的動力；感謝我的家人，特別是母親無微不至地照顧我的生活，為我安心從事學術研究創造了一個良好的環境。

　　最後，我得感謝自己，感謝自己選擇了人類最偉大的教育工作，嚐到了為人師的辛酸與快樂，為青春繪上無悔的印記。

　　謹以此書獻給每一位辛勤的園丁，與您們分享，與您們同行，擁抱着理想，懷揣着希望，寄盼着明天！

2007年11月28日天將破曉
寫於鏡海蹉跎齋

《澳門史稿》後記

2008-02-21T06:43:00.000-08:00

《澳門史稿》封面

　　本書收錄的六篇論文，是我近年隨業師湯開建教授研習史學所發表的習作。我沒有想過自己會在這個階段出版個人論文集，這得感謝澳門近文學學會同仁給予我這個機會。作品結集時作了一些修改，但限於時間，並沒有作大幅度的修訂和擴展，自己也不感到滿意，因而名為“澳門史稿”。

　　湯開建教授、吳志良博士和金國平先生是我在澳門史學研究路途中對我影響至為深遠的三位良師，如果沒有他們對我長期的扶掖和策勵，我在史學研究上一定會走更多的彎路。
　　

　　感謝陳業東老師、鄧景濱博士和鄧駿捷博士極力促成本書的出版。

　　感謝吳偉堂先生設計封面。感謝古月明女士為本書的編輯出版所付出的辛勞。

　　　　　　　　　　　　　　　　　　2005年12月於鏡海蹉跎齌

《澳門歷史建築的故事》編後語

2008-02-20T03:32:00.000-08:00

《澳門歷史建築的故事》封面

一

　　在“澳門歷史城區”成功申報為世界文化遺產，澳門全體市民歡欣鼓舞之際，《澳門歷史建築的故事》終於出版了。這是培道歷史學會繼《澳門街道的故事》後，出版的第二本著作。

　　澳門申報世遺提出的“澳門歷史城區”，其實質就是以澳門20多處歷史建築為點，相鄰的街道及廣場空間為線，組成的歷史街區。此街區位於澳門半島的西南部，是昔日葡萄牙人以城牆圍起來的“天主聖名之城”的核心區域，是澳門最具歷史價值的舊城區。要完整地認識“澳門歷史城區”，就既要認識它的點──歷史建築，又要認識它的線──古老街道。正有感於此，我們發動學生用了三年時間，走遍澳門歷史城區的大街小巷，編撰出《澳門街道的故事》和《澳門歷史建築的故事》兩書，力圖將“澳門歷史城區”的滄桑變遷和歷史故事，以淺白生動的語言、圖文並茂的形式重構出來。

　　本書沿用《澳門街道的故事》的體例，分成成果篇和過程篇兩大部分。

　　成果篇收有35篇研究文章、近600張古今圖片，圖文並茂地介紹澳門35幢主要古建築的歷史故事和建築風格。建築物無論具備何種藝術價值，無論如何宏偉，追本溯源還是由人創造的。所以我們研究澳門的歷史建築，不僅關注它們外在的建築特色，更關注創造它們的人群，關注圍繞它們而發生的一系列歷史事件。歷史建築背後的人和事，是澳門數百年歷史文化遺產的精髓所在，離開了這些前人的足跡和智慧，歷史建築就會成為沒有意義的文化符號。本書收錄的圖片，現代相片由學生拍攝，與《澳門街道的故事》對比，我發現學生經過多年訓練，攝影作品從拍攝技巧到美學構圖都比以前大有進步；古舊相片大部分由利冠棉老師提供，其中標有符號“▲”者更為利老師稀有的珍藏。另外，本書尚有少部分圖片來自畫冊、圖片專集、社團特刊、期刊等各類文獻。特別感謝攝影家李超宏先生同意我們使用他的作品。

　　過程篇內容包括有活動相片、研究體會、網頁圖片、剪報圖片、壁報相片、畫作、攝影作品等等，務求以多種形式、多種角度，完整地紀錄我們的研習實況。讀者最關注的可能是成果篇，但我希望大家以同樣的興趣來關切和欣賞過程篇，分享我們耕耘過程中的喜樂。

　　本書的每一頁、每一圖、每一字、每一編排、每一配搭，無不傾注了我們大量的心力和時間。經過三年的鄉土歷史研習，我們深刻地體會到，地方掌故是一種“小知識，大學問”。我們家園的人和事，與影響民族命運的歷史大事相比，或許是無足輕重的，故謂之“小”；但當中的細節，如老街的一角、古廟的一匾、教堂的一柱、碑刻的一字，無不蘊含大量前人的智慧和鮮為人知的奮鬥故事，要準確無誤地理清它的歷史，殊非易事，故謂之“大”。目前已出版有關澳門的掌故類著作，對同一事件，往往眾說紛紜，甚至自相矛盾。這是因為，過去澳門史料挖掘出版得不多，在缺乏原始文獻的情況下，出現訛誤是可以理解的。我們今次研究，在前人成果的基礎上，盡量吸收近年最新的研究成果，並以原始檔案和文獻為參證，輔以實地考察，希望盡最大的努力還原歷史的原貌。所以細心的讀者會發現，本書提及的一些事件，與傳統的說法或有不同。從這個角度看，本書雖是一本歷史知識普及讀物，但卻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近年澳門歷史研究的新面貌。我們力圖“一處也不能錯”，但歷史研究是沒有終結的事業，我們的“新”是屬於“當下”的，紕繆和不足肯定存在，我們期待批評，期待“更新”的出現。為使外地遊客和本澳市民能更容易地取得澳門文化遺產的資料，培道歷史學會和澳門科技大學資訊科技學院簽訂合作協議，科大根據我們提供的資料，將《澳門歷史建築的故事》製作成網絡版和光碟版。歷史學會聯同科技大學，還共同與民政總署資訊處達成協議，獲許將網絡版上載到由民署負責的“城市指南”網站，使人們可以無分時間和地域，隨時瀏覽到相關的資料。所以，今次的“澳門歷史建築研習計劃”，是一項中學與大學合作、學生與教師合作、民間與官方合作的大型研究計劃。我們深信通過印刷書籍、多媒體光盤和網站等多種形式的媒介，定能促進市民和遊客對澳門歷史文化的認識。

二

　　“澳門歷史城區”成功申報為世界文化遺產，市民開始比以前更關心自己家園的歷史和建築文物。這當中可謂有喜有悲，喜者，當然是市民從此會更了解和熱愛澳門；悲者，乃我們豐厚的歷史文化存在已久，惟一直未見市民有適當的關注，直至外界給予我們“認同”，我們才“覺醒”起來。這不能不說是文化上的“尷尬”，這種“尷尬”應歸因於教育。澳門一個中學畢業生，可以很了解中國歷史，也大致熟悉世界歷史，甚至認識一點香港和台灣的歷史，但對自己家園的歷史卻知之不詳，甚或一無所知。這主要是因為澳門的中小學缺乏鄉土教育。

　　21世紀，全球化的進程正在加速，未來一二十年，世界將形成政治多極化、經濟一體化、文化多元化的格局。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之間的交往日益頻繁，要在“地球村”這個交際圈中彰顯自己存在的價值，就得設法保留自身固有的地域文化特色。世界文化交流中的這種現象，反映在教育上，就是各個地區都加強鄉土教育，以保存並弘揚自己獨特的文化特色。因此，鄉土教育已成為世界教育改革的一股潮流，對世界任何地方都很重要。

　　中國知名的比較文化與文學研究專家樂黛雲在《鄉土教育與人文素質》一文指出，如今懷舊、鄉愁仍然是人們普遍的情懷，然而，“舊”和“鄉”已是漸行漸遠，人們對自己的歷史和鄉土所知越來越少，一個不愛自己的歷史和鄉土的人又如何能愛自己的民族和國家呢？

　　本澳主權回歸後，國家依據基本法落實對澳門“一國兩制”的方針政策，澳門成為中國一個特別行政區，擁有高度的自治權。因應澳門新的政治形勢和社會發展的需要，近年關於“愛國愛澳”教育的呼聲不斷加強。特首最新發表的《施政報告》就清楚地指出：“我們要大力培養青少年的愛國愛澳情操，加強‘一國兩制’和基本法，以及中國歷史文化的教育，增進他們的國家民族身分認同，讓他們建立起應有的人文關懷和普世關懷，立足澳門，胸懷祖國，放眼世界。”這是社會對澳門教育提出的一種時代呼喚。

　　澳門申報世遺成功，不僅可促進旅遊業的多元發展，促使市民重新認識澳門，增強凝聚力和歸屬感。更重要的是，它給予了我們一個改革教育和重構社會文化心理的契機。

　　面對上述種種的挑戰和機遇，澳門教育必須盡快從外部的行政改革和體制改革，過渡到核心的課程改革，實現課程本地化，並將鄉土課程列入正規課程。鄉土教育的本質，知識的傳授不是最重要的，更不是唯一的，最重要的是培養學生愛鄉的情意，提昇學生生活的技能。因此，澳門鄉土教育的目標，是培養學生的鄉土情結，幫助學生認識澳門的自然和人文環境，使學生真實地感受自己與澳門關係密切，從而激發學生對家園的熱愛，從小樹立“我是澳門人”的身分認同。

　　18世紀後半葉法國哲學家盧梭就主張兒童要深入鄉土環境，涉足森林田野，以達致自動發現、探究、思考和實踐的目的。及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鄉土教育已成為歐洲一種重要的教育思想，並且傳到了美國和日本等地。

　　我國自古即有“以鄉之物教萬民”的訓誨，鄉土教育乃中國教育之傳統。光緒二十九年（1901年）頒布的《奏定學堂章程》，在初等小學堂之歷史與地理的科目教育要義裡，便列明“歷史當先講鄉土歷史，采本境內名人事蹟之令人敬仰嘆慕、增長志氣者，為之解說，俾動其希賢慕善之心。地理當先講鄉土地理，以養成其愛鄉土之心；先自學校附近指示其方向子午，次及於近處山水，閒亦帶領小學生尋訪古蹟，為之解說，俾其因故事而記地理。”民國時期，也陸續制訂有類似的規定。如1948年，教育部頒布之《初中地理課程教學綱要》，就要求教授鄉土課程，務使學生充份認識鄉土地理環境及史實。中國大陸在2000年制訂的《九年義務教育全日制初級中學歷史教學大綱（試用修訂版）》也提出：“在中國歷史教學中，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可以補充編寫鄉土史教材或當地民族史教材，教學時間約8課時。”香港也非常重視鄉土教育，香港課程發展議會在1997年頒布的《中國歷史科課程綱要（中一至中三）》更提出：“認識本土歷史有助提高學生對本科的學習興趣，以及建立鄉土感情和民族認同感。中國歷史不少史事與香港有關，教師在教授相關課題時，可與學生研習有關事蹟。”

　　事實上，故鄉之一草一木，一人一事，常常最能撥動人們的心弦，此乃人之常情，也是教育得法之所在。澳門是個中西文化薈萃的城市，有獨特的歷史文化遺產，形成有異於中國其他地區的特色，這正為鄉土教育提供了大好題材。400多年中西交往的歷史，將澳門塑造成一個多語言、多文化、多族裔的地區。澳門現有居住人口46萬多人，以華人為主體，還包括有土生葡人、葡國人、其他外國人等族群。澳門鄉土歷史教育，就是要告訴我們的孩子，我們雖有不同的血統、不同的故鄉、不同的文化，但卻一起生活在同一方土地上，有同一個“家”，大家都是“澳門人”。下一代人只有明白了這一點，才會懂得包容，才能和平共處，建立一個多元族群的和諧社會才會得到保證。未來的澳門，要靠所有生活在澳門的“澳門人” 攜手建設。

三

　　培道歷史學會成立三年來，多項系統的研習活動得以順利展開，《澳門街道的故事》和《澳門歷史建築的故事》兩書能夠順利出版，除有賴歷史學會全體同學積極參與外，尚端賴培道中學同仁共同努力，以及校外社會人士、政府機構、民間社團、各大書店的熱心幫助。藉此，我自己，也代表我的學生，謹向以下人士和機構致以衷心的謝意：

　　感謝吳志良博士、湯開建教授、利冠棉老師、劉羡冰校長、陳子良老師、單文經教授、鄭潤培博士等眾多前輩學者和師長多年來的扶掖和鼓勵。我不諳交際，不擅辭令，但在求學的路上卻幸運地遇到一個又一個益友良師。吳志良博士在繁忙的公務中抽空為本書寫序，他的溢美之詞使我們既覺振奮又深感任重道遠。湯開建教授花了大量時間審校本書成果篇的文章，修訂了當中的一些錯誤。劉羡冰校長、陳子良老師、陳樹榮先生和胡根博士通讀書稿，指出不足之處，並提出了許多改進的意見。

　　感謝利冠棉老師繼《澳門街道的故事》後，再次應邀參與本書的編輯工作。利老師對澳門歷史文化情有獨鍾，藏有大量有關澳門的古董明信片、郵票、書籍、地圖等歷史資料，他不但無私地獻出自己所有的收藏任我們選用，更直接參與本書的編輯，花了自己大量的休息時間幫助我們選編圖片、核查史實和校對。為了核實史料，利老師經常東奔西走，逐一實地考察，比我們的學生還認真；為使本書能夠如期出版，利老師放棄了許多和利師母一起出外旅遊的機會，有時甚至工作至夜深。從《澳門街道的故事》到《澳門歷史建築的故事》，近兩年來我們幾乎每天都在打擾利老師夫婦閒適的退休生活。為此我一直深感歉疚，惟有以最大的努力編好本書，以答謝他們無私的付出。

　　感謝李寶田校長和韋輝樑副校長，他們始終如一地支持我在校內開展課程改革研究，並極力促成我們與澳門科技大學和民政總署的合作。

　　感謝澳門科技大學唐澤聖副校長、韓子天主任和黃靜小姐，他們為科技大學與培道歷史學會的合作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別要感謝黃靜小姐，她帶領和指導科技大學的陳健軍、麥錦卓、顧嘉、呂娜、王鼎中等同學，合力製作本書的光碟版和網絡版，其中光碟版由陳健軍同學主力負責，網絡版由麥錦卓同學主力負責。

　　感謝民政總署資訊處劉俊標處長、“城市指南”計劃小組的陳鍵筠小姐，他們同意並促成將本書的網絡版上載到民政總署的“城市指南”網站。

　　感謝東望洋出版社的張尹清女士、吳偉堂先生、黃美玉小姐和盧小姐，他們為本書的排印付出了大量辛勞，並不厭其煩地容許我們超越慣例進行四校、五校，甚至到最後的第八校。特別要感謝本書的版面設計者吳偉堂先生，他為趕及付梓時間，經常加班工作，有整整一個星期更與我一起在出版社排版到凌晨。他精益求精的工作精神令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以下人士對我們的研究工作提供過各種各樣的幫助，謹此致謝：攝影家李超宏先生、澳門星光書店董事總經理戴鷹先生、葡文書局黎美英女士、澳門理工學院成人教育及特別計劃中心教育電視主管湯敏華小姐、澳門日報副刊課湯梅笑主任、李文娟小姐、記者許文權先生、華僑報副刊課譚慶明主任、潘燕琪小姐、郭寶珈小姐、香港東方日報記者林展鵬先生、澳門衛視記者雷鳴小姐、香港有線電視駐澳門辦事處主任林建誠先生、民政總署文化康體部文化設施處李嘉儀小姐、博物館研究員朱杏桂小姐、歷史檔案館劉美儀館長、朱偉成先生和Alawia Ahmad小姐、中央圖書館羅偉成先生、吳酷怡小姐、吳惠芬女士、鄧華超先生、何東圖書館周俊文先生、文化會館館長岑惠妮小姐、仁慈堂博物館鄭志魂先生、東方基金會辦事處Maria Augusta Morais小姐、文化局特別計劃處林曉白先生、文化局文化財產廳黃文輝先生、鄭觀應後人鄭震邦先生、葡語教師Manuel Alexandrino Xavier先生、草堆六街區坊眾互助慈善會鄧炳光先生、吾友左婉媚小姐。

　　感謝澳門基金會和教育暨青年局贊助本書的部分出版經費。作為歷史學會的輔導老師，我不僅要策劃研習方案、統籌編輯，更從一開始就要為經費而發愁。沒有出版經費，本書出版無期，整個研習活動就無法圓滿完成。

四

　　小澳門，大歷史，多故事。故事是一種敘事的範式，也是心靈與心靈交會的媒介，我喜歡故事。我們這本書要訴說的，其實就是三種故事：成果篇裡澳門的歷史故事，過程篇裡學生的學習故事，編後語裡教師的教學故事。此三者，都是我們身邊的故事。

　　明天，我們期待有更多澳門人加入我們的行列，一起來細訴小城說不盡的故事……

2005年7月於鏡海蹉跎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