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學術化模糊社會問題焦點

過去，澳門社會治理以人治為本，經驗為方法，行政規條為圭臬，施政欠缺規劃、研究和前瞻性，長期下來逐漸衍生出各種各樣的弊端。在新的社會訴求下，政府開始銳意加強政策的“研究”，但又似乎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需要研究的固然委託學術機構進行研究，不需要研究的，也硬要“研究研究”。

今天，“研究”之風愈演愈烈，政府部門爭相辦各種各樣的研討會，甚至花費鉅額公帑邀請學者開展形形色色的課題研究。總之，事無大小，就是要邀請專家來“研究研究”。澳門是個微型社會，新聞不多，政府部門舉行研討會或發布研究報告，總會引來傳媒大篇幅的跟進報道，好不熱鬧，也顯示了當局對有關問題的關注和掌握。但有趣的是，研討會過後，專家的金石良言都被拋諸腦後了，而各種研究報告最後只能變為圖書館的文獻，甚至反成被人研究的對象。

政府“研究”得那麼多，問題卻解決得那麼少，主要是因為有些研究不是真心要解決社會問題，而是將“研究”當成政治化妝，甚至模糊社會問題焦點的工具。更值得注意的是，個別部門以“研究”為名，其實是敷衍、塞責，故意拖延相關的工作。

這些例子不少：高官公開財產的制度，要“研究”些甚麼呢？還要研究多長時間呢？其實問題很簡單，想當官，就得接受社會監督；有見不得光的財產，就辭官歸家好了。舊區重整“研究”多年，除了佔用舊區土地興建一座辦公樓外，市民至今尚未見到實質的施政措施出台，真不知還要“研究”掉多少公帑。澳門回歸十年，經濟房屋近乎零供應，數以萬計年青人和中低收入人士無法置業，當局不踏踏實實地落實興建計劃，卻又轉移焦點，時而要“研究”新法規，時而要“研究”未來長遠的房屋政策云云。凡此種種，也實在太低估澳門的民智了。

當然，政府推出政策是需要多做研究的，有些研究項目確有需要，有些研究成果也確實推動了社會的進步；然而，我們又確實不能忽視，澳門社會正面臨“泛學術化”的危機，政府遇事必“研究”，傳媒逢人稱“學者”；簡單的問題被“研究”得複雜了；有深度的議題，被“學者”說得膚淺了；種種的施政缺欠，被御用“學者”“研究”成“一切都是社會的錯”。且不說這些“研究”現象滋擾了學界的安寧，敗壞了學者的清譽；更嚴重的是，市民都被當成“愚民”了。

當下，政府正擬擴大智庫組織，澳門知識界有必要正視社會泛學術化、學術工具化的問題，不要讓學術淪為政治的化妝品。公義、良善、關懷、求真是學術研究最重要的追求，惟其如此，方能推動社會進步，找回人性最本真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