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歷史研究革新芻議

澳門歷史研究成果漸豐，今後該如何深化發展，值得史學界思考。

前言
如果我們以1554年作為葡萄牙人入居澳門的正式年份，今年正是澳門開埠450周年。中外交往450載的風雲變幻、潮起潮落，造就了中國南海邊陲一個不平凡的小城──澳門。澳門的城市規模與她的歷史地位並不相稱，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澳門史專家湯開建說：“澳門是個小地方，但澳門歷史卻是一篇大文章；澳門的資源並不豐富，但澳門歷史文化的內涵卻是一座永遠也無法開採罄盡的寶山。”[1]台灣知名歷史學者林明德亦認為：“小澳門，多內涵；表象單純，深層複雜。”[2]內地知名作家王蒙，以一段很感性的話恰如其分地描述他到訪過的小城：“澳門是個小地方，談起她的平方公里，你會心疼她，甚至想把玲瓏的她放在口袋裏，你生怕她被一陣大風暴颳得無影無蹤。澳門又是個大地方，因為她與巨大的祖國相連，又與一望無際的南中國海以及太平洋相連。”[3]

從20世紀80年代起，澳門的歷史問題逐漸引起人們的關注和興趣。回歸前夕，在政治因素的影響下，澳門歷史研究出現空前熱鬧的景象。在澳門主權回歸五周年、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全球化進程進一步加快的當下，澳門歷史研究不但沒有停歇下來，而且少了一點政治的熱情、趕時髦的躁動，增添了幾分默默耕耘的平實、追求真相的執著。吳志良博士道出了澳門歷史研究的價值所在：

澳門歷史研究的意義不僅在於澳門學的範疇。它不僅僅是中國歷史或葡萄牙歷史的一部份，或許從歐洲海外擴張史及中國近代對外交流史的視野來研究澳門歷史的意義會更加重大。因此，澳門學是中西交流研究的切入點。由此，我們可以進入歐洲、中國乃至世界歷史研究的廣闊天地。就此意義而言，澳門問題的政治解決不僅不會使澳門史學降溫，反而提供了更加廣闊的研究前景，研究人員也因為沒有了歷史包袱而可以更加客觀理性。澳門史學不局限於澳門的史地研究上，實際上，它貫通中西，博大精深，遠遠超出了中國地方史的範疇，為學術界開啟了新的思維視野。[4]

事實上，如果我們以西方開展大航海探險作為全球化的開端，澳門就是早期全球化進程中一個絕不可忽視的地方。澳門歷史研究的開山之作，中文當推印光任、張汝霖的《澳門紀略》（成書於1751年），西文則是龍思泰的《早期澳門史》（成書於1832年)。本文無意系統梳理澳門歷史研究的歷史和現狀，因為隨著晚近二十多年來澳門歷史研究的日漸深化，已相繼湧現出不少澳門史學史的文章。1994年澳門舉辦首屆“澳門歷史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了多篇評述澳門史料分佈和研究狀況的文章，重要者有歐卓志（Jorge de Abreu Arrimar）《澳門史料》、李德超《台灣出版之有關澳門史料及庋藏之澳門檔案舉隅》、黃啟臣《澳門歷史研究芻議》、鄧開頌《中國大陸之粵港澳關係研究概述》等。[5]此後，綜述澳門歷史研究狀況，探討“澳門學”建構問題的文章並不少見。其中以湯開建《“澳門學”芻議》[6]、金國平和吳志良合著的《挖掘原始檔案文獻、重現澳門歷史原貌》[7]與《澳門歷史研究述評》[8]尤見深度和全面。2002年，澳門基金會與廣東《學術研究》雜誌社在肇慶聯合主辦“澳門歷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專門探討澳門歷史研究的過去、現狀與未來。會上發表的文章，如葉農、吳青的《澳門史研究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鄧開頌的《學風與澳門歷史研究》等，都專門論述澳門歷史研究的狀況，可被視為是“澳門史學史”的研討會。

我們完全可以預見，隨著澳門多語種史料的整理工作持續展開，澳門歷史研究將會日見深度和廣度。但在浩如煙海的史料面前，在千頭萬緒的歷史懸案當中，在質量參差不齊的研究成果湧現下，有時我們確實會感到一縷縷的迷思。晚近幾十年，西方和中國的歷史研究理論發展迅速，研究方法和史觀都出現新的轉變，文獻資料數位化的實現，更為史料的檢索和保存帶來革命性的變化。凡此種種，促使我們不得不停歇下來，重新思考今後澳門歷史研究的方向。筆者在此不揣淺陋，謹以個人從事澳門歷史研究的經驗出發，大膽談談澳門歷史研究的革新問題，以求教於方家，共同促進澳門歷史研究的發展。

一、 研究史料的革新
梁啟超先生嘗言：“史料為史之組織細胞，史料不具或不確，則無復史之可言。”[9]歷史研究能否取得成功，主要取決於引用的史料是否完備和準確，所以澳門歷史研究的革新，首先應從史料入手，即講求史料革新。重視史料，主張佔有大量史料，對史料進行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經過深入分析而得出觀點，就是人們所謂“論從史出”的治史方法。這是歷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受西方近世史學思潮影響極深的傳斯年甚至提出“史學即史料學”之說，高度強調史料在歷史研究中的價值和位置。

史料，即歷史資料，也就是研究和編纂歷史所用的材料。史料的存在形式千差萬別，其分類也不一而足。為方便研究，史料學上根據史料的表現形式，通常將史料分成三大類型，即文字史料、實物史料和口述史料。過去，澳門的史料整理主要偏重在文字史料，即歷史文獻和檔案的層面，而實物史料和口述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則顯得非常不足。歷史研究有賴對史料進行系統而全面的搜集和整理，今後澳門史研究者在繼續推動澳門文字史料的編譯和出版的同時，如能多些關注口述史料和實物史料的整理，並重視不同類型史料的互證，當能更有利於推進澳門歷史的研究。另外，當前世界各地都在全力建構各類的電子資源庫，整合和匯總各種史料，為學術研究帶來極大的便利。澳門在這方面不能固步自封，也應投入資源，盡快創建一個大型的研究數據庫。

約而言之，今後澳門歷史研究要在史料上有所革新，我以為應從以下四方面著手：一挖掘文獻史料，打好研究基礎；二搜集口述史料，拓展研究空間；三普查實物史料，提供研究參照；四建立電子資料庫，全面整合史料。下文分而述之。

1. 挖掘文字史料，打好研究基礎
近年澳門歷史研究取得豐碩的成果，與大量的檔案、文獻等文字史料被整理和利用是分不開的。如金國平和吳志良，近年大量挖掘葡文史料，透過中葡雙語互證，使研究工作取得很大的進展，自2001年至今，已先後出版了《鏡海飄渺》、《東西望洋》和《過十字門》[10]三部著作，成績突出。又如，湯開建從《守圉全書》中發現重要的中文史料《委黎多〈報效始末疏〉》[11]，以之為基礎博引大量中外史料，透過勘比、考證寫成了《委黎多〈報效始末疏〉箋正》[12]一書，澄清了過去澳門歷史研究中不少含混的問題。

事實上，嚴謹的澳門史研究學者，無一不重視澳門史料的挖掘、考證和利用，甚至將澳門史料的整理、翻譯和編纂看成是澳門歷史研究的頭等大事。費成康和黃鴻釗是內地較早研究澳門歷史問題的其中兩位學者。費成康的專著《澳門四百年》初版於1988年，記載了澳門由開埠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共約四百年的歷史。其時澳門史的研究在內地處於起步階段，有關澳門的史料並不多，所以費成康在書中的《後記》不無遺憾地說：“由於國內學術界對澳門歷史的研究尚未深入，不少中文史料有待發掘，不少葡文的澳門古代檔案有待整理、翻譯，所以，本書難免有疏漏、舛錯之處。”[13]黃鴻釗首部澳門歷史研究專著《澳門史》於1987年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由於出版社有字數規限，該書只有十萬字。1991年，黃鴻釗的第二部澳門通史《澳門史綱要》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凡二十五萬言，字數比前書《澳門史》多出一倍半。再後來隨著澳門中葡文史料的不斷被開掘和整理出版，作者感到他上述兩本澳門通史“某些觀點過時，某些資料也嫌陳舊”[14]，於是擴寫出一部字數近六十萬字的《澳門史》，由福建人民出版社於1999年出版。從費成康和黃鴻釗兩位學者身上，我們明顯看到澳門史料的整理對澳門史研究的制約，在史料尚未充分的情況下，很難寫出一部讓人滿意的澳門史。湯開建以考據見長，他嘗言：“讀我這種文章一定很悶，我也不喜歡讀這類文章，但沒有辦法，如不做這些基本史料的勘比工作，澳門史無法引向縱深。……故我對目前澳門史研究深入發展的看法是，第一是開掘新史料，第二是開掘新史料，第三還是開掘新史料，不論是漢文還是葡文。”[15]金國平和吳志良則說得更直截了當：“在中葡兩國有關澳門史料未通過翻譯為對方歷史研究人員掌握之前，一本澳門史的編寫不可能具有科學性和歷史真實性。”[16]中國資深的歷史學家、檔案學家韋慶遠從史料學的角度出發，闡明系統的史料挖掘和整理是今後澳門史研究的必由之路：“對於澳門地區數百年來特殊的歴史發展，中外不少史家曾進行過大量的考訂和論説，在有些問題上也確實取得過一定的成績，但衆説紛紜，迄今還存在不少疑點和難點，仍存在著許多分歧和爭議。究其原因，除因觀點、立場和方法的歧異外，還在於仍缺乏足夠份量的原始史料以供稽考，對各種文獻仍缺乏匯總齊全和進行認眞的訂正。……在當前，認眞吸取中外各種有關澳門史研究的成果，揚棄其謬誤和偏見；廣泛蒐集和充份利用形成於中外的歴史檔案、著作、評論、輿論報導等一切資料，嚴肅地訂正各種史實，撰寫出客觀公正而且內容充實的澳門史論著，已經提到中外史學工作者的日程上來。”[17]由此觀之，澳門史研究的專家學者已形成一種共識：今後澳門史研究能否繼續向縱深方向發展，主要取決於澳門史料挖掘和整理的深度和廣度。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澳門基金會為主的機構從未停歇過對澳門史料的整理工作，有關成果在金國平和吳志良《挖掘原始檔案文獻、重現澳門歷史原貌》一文中有詳盡的介紹，在此不再贅述。對比起中國其他區域史研究或某一專題史研究，澳門史研究的史料因素顯得更為重要。這是因為目前尚有大量澳門史料有待發掘和整理，澳門史上某些懸案，如澳門諸種名稱的由來、葡人入居澳門的具體年份及其方式、地租的起源、荷蘭人對澳門的入侵等問題，都亟待新史料之發現，以資進一步研究。另一方面，由於澳門在歷史上是中西經濟和文化交流的中介地，與葡萄牙、西班牙、羅馬教廷、荷蘭、英國、法國、巴西、日本以及東南亞許多國家和地區有過密切交往，這些國家和地區都或多或少地藏有有關澳門的檔案和其他文獻史料，這些史料是多語種的，必須經過翻譯和整理才能被不同母語的研究者共同使用，達致不同語種史料的互證。據章文欽不完全統計，“現藏於世界各地的有關澳門歷史文化的檔案，估計總數在一百五十至二百萬件之間，其數量是總數約四萬件的敦煌文書的數十倍。”[18]所以，澳門文獻史料的整理工作雖已取得初步的成績，為澳門歷史研究做出了貢獻，但跟浩如煙海的總體澳門史料相比，這些工作可以說只是踏出了長征的第一步。總之，未來澳門歷史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應是對不同類型、不同語種、分散在世界不同地區的澳門史料進行持續不斷的系統的挖掘、整理和編譯。這是澳門歷史研究革新的基礎，離開了這一點，有再高深的理論和方法，也無法把研究工作做好。

2. 搜集口述史料，拓展研究空間
口述史料又稱口傳史料或口碑史料，主要指以口頭流傳為顯著特徵的史料。澳門文字史料的整理成果斐然，但口述史料的整理卻乏人問津，嚴格意義上，系統的整理目前尚處於空白階段。既然口述史料是三大類型的史料之一，在史料整理中就決不能缺席。按照西方其中一種歷史分期的觀點，人類歷史可以分成神話時代、英雄時代和平民時代。顯然，在神話時代，即史前史時期，文字發明以前，人類歷史的主要載體就是口述史料。這就是說，口述史料早就存在，只是文字發明以後，它的作用似乎被忽視了，到近現代，隨著西方史學思潮的發展，它又重新受到重視。在現代史學上，回憶錄、調查記錄等都是重要的口述史料。

當前，世界先進國家都有專門的研究機構對口述史料進行搜集和整理，並充分利用錄音、錄影等數碼技術，記錄訪談的過程，使研究更趨科學，逐漸發展出歷史學的一門分支學科──口述歷史（Oral History）。其實口述歷史在中國古已有之，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記》，作者司馬遷就曾四出訪問，搜集口述史料，只是當時未有“口述歷史”這個專業術語而已。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是目前世界公認的口述歷史重鎮，該校從1958年起即有計劃地對留寓美國的中國軍政要人，包括李宗仁、胡適、蔣廷黻、李漢魂、李璜、左舜生、顧維鈞、孔祥熙、陳光甫、陳立夫、張發奎、吳國楨等進行訪談，為中國現代史留下極為珍貴的史料。在新加坡，由於立國時間短，特別重視口述歷史工作，於1979年設立了口述歷史組，有系統地搜集國家史料。後來，口述歷史組升格為檔案與口述歷史館，成為專門的口述歷史研究機構。在台灣，口述歷史起步甚早，1955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籌備之初即展開口述歷史的工作，1984更成立了口述歷史小組，專責口述歷史計畫。迄今為止，該所已訪談了七百多人，成稿一千多萬字，整理出版了《口述歷史叢書》七十餘種，成果豐碩。在香港，香港博物館也自1980年代開始從事口述歷史工作，以“香港人及其生活”為主題，聘請大學學者參與研究。[19]

具體考察澳門歷史研究的情況，口述史料在許多領域可與文字史料互為印證，甚至補文字史料之不足。首先，澳門的民間傳說和掌故流傳下來的並不少，這些故事有些可能失之史實，但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當時的社會面貌，是澳門其中一種重要的歷史文化資源。要繼續保存澳門的傳說，並使之流傳後世，必須對它們的載體──口述史料，進行系統的搜集和整理。其次，澳門現代史最重要的史料實為口述史料，而非文字史料。現今在世過七十歲的澳門老人，經歷了抗日戰爭、國共內戰、新中國成立、“一二‧三”事件、中葡談判等重大歷史事件，他們的集體回憶構成一幕幕最真實、生動的澳門現代歷史圖像。再次，在澳門風俗史、社會史、生活史、家庭史、土生族群、個人傳記等專題研究中，離開了口述史料，肯定無法做得好。

可喜的是，在澳門歷史研究中，口述史料日漸受到重視，並已有人和機構在這方面做出了嘗試。2001年，澳門博物館舉辦題為“抗戰時期的澳門”的專題展覽，主要透過訪談和圖像，展示抗日戰爭期間澳門的城市概況、經濟民生、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面貌。展覽訪問的對象包括馬萬祺、劉光普、李成俊、劉羡冰、柯正平、畢漪汶、杜嵐、釋機修大師、前主教林家駿（D. Domingos Lam）、飛歷奇（Dr. Henrique de Senna Fernandes）、高志慈（Mother Mary Goisis）等三十多位不同界別的社會人士，鮮活地重現抗日期間澳門的社會生活。展覽的內容還輯錄成《抗日時期的澳門》[20]一書，成為澳門口述歷史一個重要的里程碑。2002年，澳門理工學院社會經濟研究所提出“關於開展‘澳門人口述歷史’研究的初步設想”的計畫書，擬分三個階段，先後開展“抗戰時期”、“關閘事件”、“博彩業的發展”、“澳門的過渡期”、“澳門特區政府的成立”等專題研究。這是澳門首次有研究機構就澳門歷史問題，提出系統的口述歷史研究方案，可惜的是，該計畫至今未見落實。[21]除上述澳門博物館和理工學院社會經濟研究所大規模的口述歷史專題計畫外，澳門民間還有一些學者自發搜集口述史料，開展歷史和掌故研究。成立於1995年的澳門近代文學學會，宗旨之一是搜集和研究澳門近代文學史料，迄今已出版“蓮峰系列”十一種，其中《鏡海鉤沉》[22]、《蓮島春秋》[23]《海島風華》[24]以文史掌故為主，內有不少篇章就十分重視口述史料的應用，以補文字史料之不足。如張卓夫《澳門地區最後一個地保》等幾篇記敘離島歷史的短文[25]，主要透過對路環老居民的採訪，描述出澳門離島早期華人村落的一些社會面貌。還值一提的是，中國民間文化研究專家譚達先在2001年獲得澳門文化局第九屆學術研究獎學金，全力從事澳門民間文學的研究，近年已在《文化雜誌》上先後發表《澳門民間歌謠淵源考略及五首〈月光光〉型兒歌淺釋》、《〈澳門記略〉所記傳說比較研究》、《澳門媽祖傳說藝術初探》、《澳門民間故事藝術初探》等多篇專論。[26]這些研究成果的其中一個特徵，是從口述史料出發，透過勘比和考據，梳理澳門的民間文化。

必須注意的是，不是所有掌故類的澳門文史著作都是建基在口述史料之上的。近年國內和澳門出版了不少傳說、風物、掌故之類的澳門歷史通俗讀物，部分只是從作者個人的成長經驗和記憶出發，配以粗疏的文字史料徵引，並無進行科學的口述史料採集程序，不能將之看作是口述歷史的專著。其中，有些作品更是從前人本已含混的未經考據的著作中輾轉相襲，以訛傳訛，亟需今後以科學的口述歷史研究加以糾正。

總之，口述史料在澳門歷史研究中雖已被一些學者重視，但與鄰近地區比較，尚未見有系統的大型口述史料搜集計畫，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對澳門歷史，特別是現代史的研究是一種無法彌補的損失。作為澳門歷史研究者，我個人期待澳門的口述史料，在不久的將來會得到與文字史料同等的重視。

3. 普查實物史料，提供研究參照
澳門歷史研究，對文獻史料發掘之縱深，文字考據之嚴謹，不同語種之互證，幾近已形成一脈相承的傳統，從博克塞（C.R. Boxer）、文德泉（Padre Manuel Teixeira）到普塔克（Roderich Ptak）、湯開建、金國平、吳志良，我們都能從他們的著作中感受到樸實的考據精神。澳門歷史研究中的這種優良學風，明顯是對中國乾嘉學派和西方蘭克學派的一種繼承，其廣征博引，力戒孤證的治學態度，超越歷史時空，具有持久而強大的生命力。但在埋首於故紙堆中，“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一段時間以後，我們或許會發現，澳門歷史研究中有些課題，特別是澳門社會的內部問題，如史前史、城市發展史、建築史、語言流變等，不透過田野考察和實物史料的佐證，是無法做得更深入，更精緻的。

實物史料是人類歷史活動最直接的證據，又稱“史蹟遺存”，也就是一般所說的“文物”。《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修正本）》第二條規定，文物包括以下內容：

（一）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古文化遺址、古墓葬、古建築、石窟寺和石刻；
（二）與重大歷史事件、革命運動和著名人物有關的，具有重要紀念意義、教育意義和史料價值的建築物、遺址、紀念物；
（三）歷史上各時代珍貴的藝術品、工藝美術品；
（四）重要的革命文獻資料以及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手稿、古舊圖書資料等；
（五）反映歷史上各時代、各民族社會制度、社會生產、社會生活的代表性實物。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第四款提到的“手稿、古舊圖書資料”等實物史料，側重其載體形式，與文字史料側重其文獻內容是有所不同的。學界對實物史料的概念和分類，與上述《文物保護法（修正本）》的規定基本沒有重大的分別。如有學者將實物史料分為遺址、墓葬、遺物、人體本身和古代語言等四大類別。[27]綜合目前各種比較流行的實物史料概念，可知但凡堡壘、墳墓、古建築物、人體化石、古代語言、銘刻、生活用品等，口述史料和文字史料之外的一切史料，都屬實物史料之列。

史學界對實物史料之關注，不始自今日。中國在20世紀上半葉，隨著大量甲骨卜辭、漢晉簡牘、敦煌文書和歷史遺址被發現、發掘，史學家在傳統文獻考據的基礎上，開始關注紙本文獻以外的歷史證據。國學大師王國維在這種學術背景下，提出以傳世文獻資料與地下之考古資料互相印證的治史方法，也就是著名的“二重證據法”。王國維在《古史新證》總論中云：

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斷言也。[28]

陳寅恪在評述王國維的治史方法時，將其“二重證據法”進一步概括為：
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證；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29]

後世有學者在王國維“二重證據法”的基礎上，提出所謂的“三重證據法”和 “四重證據法”的主張，這些治史方法都有一個共通點，即重視田野考察，將實物史料看作重要的歷史證據。

在澳門歷史研究中，也有利用實物史料的好例子。1995年1月，香港中文大學考古隊和澳門學者在澳門基金會的支持下，於路環黑沙發現一處約四千年前的玉石環玦的作坊遺址，透過考古發掘和實物史料分析，為澳門史前史研究帶來新的突破，並出版了澳門第一本田野考古報告書──《澳門黑沙──田野考古報告專刊》。[30]澳門現正以媽閣廟、港務局大樓、鄭家大屋、聖若瑟修院及教堂、崗頂劇院、民政總署大樓、仁慈堂、大三巴牌坊、大三巴哪吒廟、舊城牆遺址、大砲台、東望洋砲台等十二個文物點組成“澳門歷史建築群”，展開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工作。這種形勢需要我們對文物建築有更深更多的認識，而這種研究又必須以文物為中心展開，力戒純文獻考據的書齋式研究。個人在研究澳門舊城牆建置源流的過程中，發現始建於1568年的澳門城牆，幾度興廢，今日所知之舊城牆界址，可能分屬於不同的時期，如不對各個時期興建的城牆進行實地考證，單從文獻入手，其結果將是令人難以信服的，甚至是徒勞的。[31]要使實物史料進入研究者的視野，澳門行政當局有責任對澳門現有的歷史遺址如文物建築、銘文、墓地、考古遺址等進行全面的普查和研究，並將成果整理成書出版。澳門曾於1984年6月30日和1992年12月31日先後頒布《第五六／八四／Ｍ號法令》（即《建築、景色及文化財產的保護》）和《第八三∕九二∕Ｍ號法令》，列出建築文物的受保護名單。[32]這兩個法令的目的是從法律層面保護一批有價值的文物，對文物本身並無任何的描述，作為法律文件，也沒有這個必要。澳門今後的實物史料普查和研究工作，可以這兩個法令為起點，制定大規模而又系統的計畫，對法令名單內的文物和名單外的所有有歷史價值的史蹟遺存作出清點和描述，以為澳門歷史研究提供參照。

4. 建立電子資料庫，全面整合史料
資訊科技的高速發展，為學術研究帶來重大的衝擊。自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全球互聯網絡全面溝通和匯集後，諸多學術領域的研究都突飛猛進。在歷史研究領域，因資訊科技的發展而帶來的轉變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史料數位化的變革；一是研究方法的變革。後者將在下文“研究方法的革新”中探討，現在先討論史料數位化的問題。

在人類正逐漸進入資訊社會的當下，不管我們願意不願意，人類文明的記載和傳承，已經開始從“紙本”向“網絡”（數位）轉變。在歷史研究中，面對浩如煙海的各類史料，這種轉變正好為史料保存、整理和利用帶來夢寐以求的技術和環境。有學者認為：“數位化是史料處理的必由之路。第一，把各種史料統一為電腦資料，方便存儲和檢索；第二，使史料的物理體積大大縮小，方便攜帶；第三，可以低成本無差錯拷貝，方便傳播和普及。目前，不論是印刷文檔、手寫稿，還是電子文檔、音像檔、甚至於遺址與文物，越來越多的史料逐漸被數位化，出現了資料倉庫（Data Warehousing）、資料集市（Data Mart）、資料獲取（Data Mining）等新概念和資訊數位化處理方法，逐步形成了大資料量存儲和管理模式。”[33]事實上，近年世界各地數位資源庫建立的速度非常驚人，而且數位化資訊的範圍也逐步增大，從最初期的數字、文字擴展到後來的圖表、影像、聲音、動畫，使非文字形式的數位資訊大量湧現。目前，較為我們所熟知的數位化計畫有：聯合國為搶救一些瀕臨滅絕的人類文明而推動的Memory of the World計畫、美國有國會圖書館的American Memory計畫、日本和IBM合作的數位博物館計畫、大英圖書館的敦煌資料數位化計畫、台灣中央研究院的漢籍電子文獻（舊稱“漢籍全文資料庫”）計畫等等。

面對界各地數位化的滾滾浪潮，澳門學者楊開荊呼籲：“澳門的文獻館藏發展必須配合信息時代的步伐，才能滿足社會教育和科研發展的需要。除了保持澳門特色文獻的發展外，澳門更要開發有自己特色的網絡資源。”[34]對比香港和台灣等鄰近地區，澳門在網絡資源建設方面明顯滯後。現時，雖然澳門大多數共公機構，包括主要的圖書館都已建置了網站，但由於起步晚，更主要是對網絡資源在未來世界競爭中的重要性認識不足，以致澳門至今未見有一個大型的電子文獻資料庫。楊開荊道出了當前澳門網絡資源發展存在的問題：“只有極少數（圖書館）以縱向方式進行深入的網絡資源開發，普遍只是以橫向方式將一些相關的網頁鏈接，使資源流於表面化，未能真正達到讀者需求。總的來說缺乏完整的開發網絡意識和科學決策觀念。”[35]

當前所見，澳門虛擬圖書館（http://www.macaudata.com/）是澳門本土最大型的學術資源庫。澳門虛擬圖書館由澳門基金會屬下的澳門教科文中心負責建構，擬把在澳門出版的書籍和期刊全文電子化，目的是在“網上建立澳門的資訊、學術交流研究中心，為澳門市民及世界各地關心澳門的人士提供一個不限時間、地域，既方便、快捷、經濟，又能深入全面瞭解、認識、研究澳門的新途徑。”[36]澳門虛擬圖書館收錄有中、葡、英三個語種的澳門文獻逾400種，截止2003年底，已有337本書籍可供檢索和在線全文閱讀，其中包括215本書籍和122本期刊。該館典藏，包括不少大型的澳門史料專書，如《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37]、《知新報》[38]、《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39]等，俱可在線全文閱讀，十分便利。現時，澳門虛擬圖書館有註冊會員逾5000人，其中不少是外地學者，為“澳門學”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實用的資訊平台。澳門虛擬圖書館在澳門文獻電子化的工作中雖已取得了一些成績，但對比澳門數量巨大的史料和文獻，該館所收實為九牛一毛。考察澳門虛擬圖書館的藏書，會發現來源有二：一是澳門基金會的出版物，一是澳門民間的出版物。其實像澳門文化局（前身為文化學會和文化司署）、教育暨青年局等機構，也出版過大量有關澳門，尤其是有關澳門歷史的書籍。遺憾的是，這些共公機構出版的書籍都沒有被收錄。更為可惜的是，澳門虛擬圖書館已有相當一段長的時間沒有再增加數位典藏，這可能是因為第一階段的建置工作已結束。我們期望該館能盡快展開新一階段的工作，加倍努力，制定長遠而完整的澳門文獻電子化計劃，為澳門歷史研究貢獻更大的力量。

澳門歷史研究今後一個發展方向，應是建立一個大型的數位資料庫，把文字史料、口述史料和實物史料匯總整合，為研究者提供一個功能龐大的研究平台。澳門虛擬圖書館、中央圖書館和澳門大學圖書館應成為澳門這項世紀電子工程的三大力量。

二、 研究內容的革新
近年澳門歷史研究在許多問題上雖然獲得很大的進展，但整體看來，研究內容卻日益顯現出不平衡的狀態：一是在時間上，詳古略今；二是在地域上，重視半島，忽視離島；三是在主題上，較多關心以澳門為中介的中西交往，較少關注澳門社會內部的發展。今後的澳門歷史研究，應針對上述三種不平衡的狀態，在時間上，加強近現代史研究；在地域上，加強離島歷史研究；在主題上，加強澳門社會內部歷史的研究。以下分點探討。

1. 時間上，加強近現代史研究
以目前各地已面世的研究成果來看，澳門歷史研究存在嚴重的厚古薄今現象。在澳門開埠四百多年的時間歷程中，最多學者參與的是早期澳門歷史的研究，尤其是澳門開埠史的研究。澳門歷史研究的成果，也以這一歷史時期最為豐富，主要著作有C. R. Boxer（博克塞）Seventeenth Century Macau in Contemporary Documents and Illustrations（十七世紀的澳門）[40]及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1550－1770: Fact and Fancy in the History of Macao（葡萄牙紳士在遠東）[41]、張天澤《中葡早期通商史》[42]、周景濂《中葡外交史》[43]、章文欽《澳門歷史文化》[44]、湯開建《明清士大夫與澳門》[45]、《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46]和《委黎多〈報效始末疏〉箋正》[47]、金國平《中葡關係史地考證》[48]和《西力東漸——中葡早期接觸追昔》[49]、萬明《中葡早期關係史》[50]等等。相比這些研究成果，澳門近、現代史的研究就單薄得多了，時間越是往後，相關研究就越少，難怪吳志良說：“1949年至1999年這半個世紀的澳門歷史離我們最近，卻又最不為我們所熟悉。”[51]正是基於這種認識，金國平和吳志良近年出版的三部重要的澳門史專著，即《鏡海飄渺》、《東西望洋》和《過十字門》，都有關於澳門近現代史的專論。事實上，學術界近年陸續出版了不少澳門近現代史的史料，主要有《澳門專檔》[52]、《廣東澳門檔案史料選編》[53]、《鴉片戰爭後澳門社會生活記實──近代報刊澳門資料選粹》[54]、《從廣州透視戰爭》[55]、《中葡交涉史料》[56]、《勘界大臣馬楂度──葡中香港澳門勘界談判日記（1909-1910）》[57]、《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匯編（一八八七──一九四六年）》[58]、《〈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59]、《澳門史料拾遺──〈香山旬報〉資料選編》[60]等等。這些史料的整理出版，為澳門近現代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礎。今後澳門史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是在深化早期史研究的同時，將研究的時間區段向下延伸，充分利用已出版的史料，繼續發挖文字史料和口述史料，拓展近現代史的研究，以還澳門歷史一個貫通古今的全貌。

2. 地域上，加強離島歷史研究
今天的澳門地區，包括澳門半島、氹仔島和路環島。葡萄牙人在十六世紀中葉入居澳門後，為防禦海盜和荷蘭人入侵，逐步在澳門半島的中南部擅自興建城牆和砲台等防禦工事。這些工事建成後，成為葡萄牙人在澳門居留的一道人為界址，直至鴉片戰爭前，澳門葡人基本居住在圍城以內。1846年阿馬勒出任澳門總督，推行殖民化政策，北拓南征，氹仔和路環也相繼被佔領。較之澳門半島，葡萄牙人入居氹仔和路環的時間短得多，在鴉片戰爭以前澳門所發生的許多重大國際事件，都與路氹兩島的關係不大。基於這種歷史背景，在澳門歷史研究上，學界長期以來將目光主要集中在澳門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澳門半島，而忽視了氹仔和路環。

專門研究路氹歷史的著作，目前所見並不多，其中較重要者當推文德泉神父（Padre Manuel Teixeira）的葡文版《氹仔與路環》（Taipa e Coloane）[61]。該書直接利用藏於海島市氹仔檔案室的檔案抄本，描述氹仔和路環早期（1848－1900）合共五十年的歷史發展，實為迄今路氹早期歷史最重要的著作，只可惜1900年以降無載。其他描述路氹歷史的專著，深度略嫌不足。João Carvalho在文德泉研究的基礎上，撰有《氹仔路環》（Taipa Coloane: Macau da Outra Banda）[62]，該書曾先後印行兩版，是概覽式的著作，原文為葡文，附有中、英文摘要。中文著作方面，有鄭偉明的《澳門附近島嶼氹仔、路環歷史初探》[63]、澳門近代文學學會的《海島風華》[64]、陳煒恆的《路氹掌故》[65]等。在目前已問世的幾本澳門通史式著作中，並未見有論述離島的專章，反而黃啟臣與鄭偉明合著的《澳門經濟四百年》有專章論述路氹的經濟民生。[66]

路氹二島地處十字門的東部，是古時船隻進入澳門的重要通道。20世紀70年代開始在路環展開的考古工作，陸續發掘出石器和陶器，對研究澳門地區的史前史有重大的意義和作用。[67]另外，路氹兩島的發展較澳門半島慢，至今還保存有黑沙村、九澳村等村落，實在是研究澳門早期華人社會的重要歷史遺存。總之，加強對氹仔和路環的歷史研究，會使整個澳門歷史研究取得更大的進展。氹仔和路環是澳門重要的組成部份，一部完整的澳門史，應將此兩個離島包括在內。

3. 主題上，加強澳門社會內部歷史研究
審視澳門歷史研究已有的成果，很容易就會發現，研究者顯然較多關心以澳門為中介的中西交往，而較少關注澳門社會內部的發展。這是澳門歷史研究在主題上不平衡的一種反映。

澳門作為中西交往橋樑的歷史地位和價值，不僅是屬於澳門自己的，也不獨是屬於中國的，或歐洲的，而是屬於整個世界的。所以，許多從事澳門歷史研究的學者，澳門本身也許並不對他們構成吸引力，他們感興趣的是在澳門發生的一系列重大的中西交往歷史。這是我們必須承認的事實。這種事實的結果是，在長期累積下來的澳門歷史研究成果中，研究以澳門為窗口的中西交往的多，研究澳門社會內部發展的少。具體而言，澳門歷史研究有四大熱點主題，那就是圍繞澳門問題的中西政治關係、中西經濟貿易交往、中西科技文化交流和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在澳門及東方的傳播。此四大議題，關注的焦點俱不在澳門本土。

造成澳門歷史研究在主題上的這種失衡，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研究史觀出現嚴重的偏重，以致影響研究內容，這一點下文將在“研究史觀的革新”有更詳細的論述；一是有關澳門社會內部問題的史料發掘的深度不夠。近年有學者已關注到因史料不足而造成的研究主題的失衡，湯開建言：“過去的澳門史研究，研究最深入者為澳門開埠初期一段，到研究澳門近現代史時，主要內容多為中葡關係，對澳門地區內部發展情況極少涉及，或言之不詳，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反映當時澳門地區內部社會活動的大量資料，多載錄於各種報端，而這一部分資料沒有人花大功夫進行整理。”[68]基於這種認識，湯開建近年組織，並主編出版了《鴉片戰爭後澳門社會生活記實──近代報刊澳門資料選粹》和《〈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兩本大部頭的近代報刊資料，為加強研究澳門社會內部的歷史情況提供了富豐的第一手材料。但對比圍繞澳門問題的中西關係史，澳門社會內部問題的史料整理和歷史研究都有待進一步深化。

三、 研究史觀的革新
在澳門歷史研究中，中西學者對許多問題，如澳門主權問題的由來、對亞馬留（João Maria Ferreira do Amaral）的評價等，持有不同，甚至完全相異的看法。吳志良對此評述說：“由於澳門歷史研究起源於中葡兩國對澳門主權治權問題的爭議，中西、尤其是中葡學者已經在許多重大問題上存在立場觀點的對立和分歧，語言的障礙更加令到這種對立和分歧加深加大，本來比較容易解決的問題也變得複雜起來。”[69]根據上述的分析，造成這些差異，不但與史料不足和語言障礙有關，還與研究者的歷史觀有很大的關係。

歷史研究者史觀的形成，受到兩種主要因素的影響：個人與社會。個人方面，學者的知識結構、學術訓練和成長經歷會逐漸內化成固有的思想觀念和慣性思維，從而生成相對穩定的世界觀。社會方面，人總是生活在特定的時空裏，當時當地的國家觀念、民族情感、政治取向、宗教信仰、社會價值等意識形態，會不可避免地對研究者產生影響。

從不同的判別視角，會得出不同的歷史觀類別，如唯物史觀、唯心史觀、神學史觀、科學史觀、進化史觀等等。從澳門史學史的角度出發，回顧澳門歷史研究的歷程，我們大概可以將研究者分為兩大不同的史觀群體：中國史觀研究者和西方史觀研究者。一個研究群體史觀的形成，社會因素所發揮的作用大於個人因素。一定的地區，在一定的歷史時期，會構成一定的時空背景。這種因橫向的地域和縱向的歷史不同而構成的不同社會背景，會產生屬於那個地區和時代特有的思潮，從而影響所屬的研究群體。簡單地說，就是一個地區有一個地區的社會思潮，一個時期有一個時期的時代思潮。史學思潮是社會思潮和時代思潮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社會思潮和時代思潮結合後的一種表現形式。任何一種史學理論都發軔於特定的社會環境，並從中逐漸建構起特定的歷史觀。在澳門歷史研究中，中國史觀和西方史觀的形成，正是建基於各自的歷史地理環境，生成自身對澳門歷史問題不同的研究視角。目前在史學理論研究中，對“史觀”的研究還不多，將之作為一個課題來探討澳門歷史研究的狀況並不見得完全成熟，但我相信，如果我們從“史觀”出發審視澳門歷史研究問題，當會有新的發現。

這裏有必要對我上文提出的中國史觀和西方史觀作出一些解釋：並不是主張“葡人私侵澳門而取得澳門管治權”的就是中國史觀研究者，而認為“葡人幫助驅盜而獲准入居澳門”的就是西方史觀研究者；也不是說，中國史觀研究者有中國固有的研究方法，而西方史觀研究者就有西方特有的研究方法。中國史觀研究者和西方史觀研究者的主要區別，不在個別研究問題的學術取態，亦不在研究方法的異同，關鍵在對研究內容的傾向。兩種史觀並沒有誰對誰錯，誰優誰劣，誰強誰弱之分。不同的是，中國史觀研究者關注的中心是整個中國，西方史觀研究者關注的中心是整個西方或自己的祖國。也就是說，這兩種史觀的研究者所以研究澳門歷史，主要是考察圍繞澳門的歷史問題而展開的各種中西交往，例如以澳門為基地的西風東漸、東學西傳、中外關係、中西貿易等問題。說得更具體一點，中國史觀研究者最關心的，首先是澳門對中國發生了甚麼樣的影響，其次是中國透過澳門對西方產生了甚麼影響；而西方史觀研究者最關心的，同樣是西方和中國透過澳門對對方產生了甚麼影響。從上述分析可見，兩種史觀有一個共性，即所關心的重點都不是澳門本土。由此出發，我們會更容易理解，上文在“研究內容的革新”提及的，為甚麼在澳門史研究的諸多領域中，對澳門社會內部的研究是最缺乏的。

從“史觀”的角度看，我以為今後要進一步深化澳門歷史研究，應從以下三方面著手：第一，磨合中國史觀和西方史觀的各種分歧；第二，扶植澳門史觀；第三，建立全球史觀。

1. 磨合中國史觀和西方史觀的各種分歧
吳志良認為澳門回歸為收窄中西學者之間的分歧帶來了契機：“可幸又可喜的是，借澳門回歸祖國的東風，不僅消除了許多政治上的干擾因素，中西文著作互相翻譯也逐漸多了起來，雖然還遠遠不足够，可中西學者起碼知道大家在做些甚麼，水平去到甚麼程度，哪些是分歧，哪些是誤會，最重要的是，雙方都逐漸找到一個共同的方向和目標，即怎樣將澳門歷史研究推上一個新的臺階，並在研究方法上努力革新，以最終寫出一本大家都認為比較科學、接近事實而且有一定深度的澳門歷史。”[70]由此觀之，當中國史觀和西方史觀接軌的一天，即彼此在大多數議題上基本不再存在分歧的時候，澳門歷史研究就會邁進一個全新的階段。在這以前，我們所應做的，就是繼續進行不同語種史料和著作的互譯、多辦國際性的學術交流會，為不同史觀的研究者提供對話的平台，以消弭彼此的分歧。但換一個角度看，中西不同史觀學者的分歧，只要不是誤解，不見得一定是壞事，因為這會促使研究者進一步找尋史料，以支持自己的觀點，從而客觀上推動澳門歷史研究的發展。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史觀和西方史觀的溝通，需要一批精通中、葡、英多語種的史學專才充當研究中介，金國平和吳志良作為精通葡語的華人學者，在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成為近年推動澳門歷史研究走向國際化的重要人物。

2. 扶植澳門史觀
如果說中國史觀研究者和西方史觀研究者都不關心澳門本土問題，是值得商榷的，但相對澳門史觀而言，上述兩種史觀研究者確實有不同的關注重點和研究中心。一部完美的“澳門歷史”首先應是以澳門為中心的，它研究的重點應是“澳門本土”而非“中西交往”。當然，澳門四百多年來一直是中西交往的橋樑，澳門歷史會不可避免地涉及海外關係，旁及世界各地，但當中的主次關係卻不可含混。否則，一部“澳門歷史”很可能會寫成一部“圍繞澳門的海外關係史”。澳門歷史研究，當前需要形象鮮明地提出澳門史觀，使之與中國史觀和西方史觀三者並存，從而使研究趨向更多元化和立體化。

澳門史觀研究者，不應以國籍和居住地來劃分，只要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立足於澳門，更多地從澳門本土出發，而非從整個中國或歐洲來考察澳門四百多年的歷史發展，將研究重點置於澳門本土，就可說是澳門史觀研究者。當然，澳門史觀研究者的主要力量應是澳門本地的研究人員，因為實際情況往往是本地人比外地人對澳門這塊土地有更強烈的人文關懷和主體意識，能更自覺主動地以澳門史觀微觀考察本土的一人一事，一草一木，一磚一瓦。但現在的問題是，澳門本土參與澳門歷史研究的人員還不多，力量單薄，亟需加強與外地學者的交流，以壯大力量。扶植澳門史觀，應是未來澳門歷史研究學界的一個共同的負任。

3. 建立全球史觀
在澳門歷史研究中，全球史觀應是一個與澳門史觀相對的概念，但它們之間並不矛盾。澳門史觀、中國史觀、歐洲史觀和全球史觀構成澳門歷史研究中，多重層次、多維視野、多種形態的史觀結構，彼此互補不足，相輔相成。在史學理論中，全球史觀有多種不同的表現形式，本文無意逐一探討。簡而言之，全球史觀是以“全世界”為視野研究各個地區，不同時期的歷史，把人類歷史當作一個整體來考察，更多地傾向以“文明”，而非國家或地區作為研究的基本單位。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Arnold J. Toynbee）的《歷史研究》、美國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L. S. Stavrianos）的《全球通史》（A Global History）[71]、德國學者弗蘭克（Frank, G.）的《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Reorient: 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72]等等，都是全球史觀的經典鉅著。

現時世界史學界有意見認為，十五世紀歐州大航海時代，是“全球化”的開端。如果這種說法成立，澳門毫無疑問在全球化進程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與全球歷史的發展關係密切。要弄清十六世紀中葉以後，澳門與世界各地的關係，就必須以全球史觀來審視問題。事實上，澳門歷史研究的部分專題，如對外貿易、外交關係等，不以全球史觀來研究，是難以作出接近歷史事實的解釋的。何芳川的《澳門與葡萄牙大商帆──葡萄牙與近代早期太平洋貿易網絡的形成》[73]，就將澳門置於整個太平洋貿易圈中加以研究，從而重構出比較清晰的歷史圖像。

綜上所述，澳門歷史研究應避免單一史觀的運用。如明季澳門與荷蘭的關係，對澳門而言，是影響早期政治、經濟、城市佈局、防禦建設等重大事務的一個重要因素，這就需要以澳門史觀來考察；對中國而言，是早期中荷關係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就需要以中國史觀來考察；對荷蘭而言，是荷蘭人試圖拓展亞洲海上貿易網絡，特別是要打開中國貿易之門的一種反映，這就需要以歐洲史觀來考察；對世界而言，是西方殖民勢力為爭奪貿易利益在中國所發生的一系列衝突的具體表現，這就需要以全球史觀來考察。顯然，惟有多種史觀並用，研究成果才能從不同的角度反映歷史，最接近歷史的本來面目。

四、 研究方法的革新
研究方法是揭示歷史真相的工具，歷史研究能否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研究者能否嫻熟地運用各種不同的研究方法。著名的歷史研究者，無不重視研究方法，翻查史學理論著作目錄，發現中外學界單在二十世紀100年間出版的有關史學方法論的專著可謂汗牛充棟。在中國，梁啟超和錢穆分別於1923年和1961年出版了同名專著《中國歷史研究法》，對後世中國史學界影響深遠，單行本在華文世界多次再版。[74]傳統的史學研究方法主要著重整理和考證史料，研究步驟可以粗略歸結為“搜集史料──分析史料──重現史實”三個階段。這是歷史學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對歷史事實的重構、歷史過程的分析、歷史現象的解釋，都得以此為基礎。澳門歷史研究在晚近二、三十年所以取得重大的成果，主要就是得益於這種研究方法，有賴一批踏實的中外歷史學者不甘寂寞地持續對澳門史料進行發掘、翻譯、整理、考證。今後，這種優良的史學研究方法還得繼續進行下去，發掘出更多的中外文史料，透過紮實的史料考據和不同語種的互證，促進澳門歷史研究向縱深方向發展。

除上述一般性的歷史研究步驟外，依研究者偏重理論的不同，會具體得出不同派別的研究方法，如比較研究法、計量史學、口述歷史、文化研究法等等，不一而足。從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開始，西方以年鑒學派為代表的“新史學”逐漸崛起，掀起“史學革命”，對蘭克學派等西方傳統史學提出重大的挑戰；數學、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其他學科的發展，也為史學研究方法帶來新的選擇；西方社會所謂的後現代哲學思潮，產生的五花八門、光怪陸離的思想學派，不論我們願意不願意，都已滲透到歷史研究當中；電子資源庫和互聯網絡的快速發展，改變了史料整理、保存和檢索的方法……澳門歷史研究面對這種種變革，總不能固步自封，視而不見。方法不是萬能的，更不是一成不變的，然而但凡一門學問，在其學科體系發生發展的過程中，必會產生一定的研究通則和特殊方法，指導研究。我以為，澳門歷史研究要重視方法，但又不拘泥於方法；要發揚傳統的考據方法，但又積極吸收當代先進的史學方法；要建立多元化、現代化的研究方法體系，但又法而無度，以無法為有法，為研究工作開創新的局面。本文無意煞有介事地探討將某一史學流派與方法應用到澳門歷史研究中，而是根據近年澳門歷史研究的動態和存在的問題，提出兩種參照的方法：充分利用電子文庫、開展跨學科協作研究。此二者，嚴格意義上，或許算不上是具體的方法，只是研究手段而已。但我相信，如善加利用，會為研究工作帶來新的突破。

1. 充分利用電子文庫
前文“研究史料的革新”部分，主要從史料的整理和儲存角度論述澳門歷史文獻電子化的問題，本節則主要討論電子文獻的檢索問題，並介紹目前一些較為重要的澳門歷史電子資源庫，以資研究者參考。台灣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文獻處理實驗室兼任研究員謝清俊指出：“1970年代電腦在學術界普遍運用之後，各學科所受的影響日益顯著。此時，電腦不僅明顯地成為不可或缺的工具，改變了該學科中做研究的方法和程序，並且改變了該學科基本資料的蒐集、彙集、運用、與表達和詮釋。於是，對該學科之內容，亦使學者不知不覺中產生了新的體認和看法。”[75]

事實上，以微電子技術和網絡通訊為核心的資訊產業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掀起人類歷史上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浪潮，徹底地改變了當代人類的生存狀態和生活方式，為傳統的史學研究帶來巨大的衝擊。這主要表現在電子化為文獻的整理、保存、檢索和利用帶來極大的方便，有人甚至以為電子文庫的出現顛覆了傳統的史學研究。這種說去或過分強調了電子文庫的作用，但電子文庫強大的檢索功能，確實為史學研究帶來前所未有的便利。中國的古籍文獻浩如煙海，老一輩學者為找尋某一專題的史料，在故紙堆中經年累月地爬梳，他們的精神和成就固然使人欽佩，不少人卻將畢生主要的精力專注於此一工作，以致未能做出更大的貢獻。現代先進的電子文庫檢索功能，使前人可能窮盡一生時間方能完成的工作，在分秒之間就出現在眼前。但檢索愈趨快速便利，帶來的危害也可能愈大。台灣知名歷史學者黃一農批評說：

隨著出版業的蓬勃以及圖書館的現代化，再加上網際網路和電子資料庫的普及，新一代的史學工作者常擁有博聞強識的前輩學者們夢寐以求的環境，我們有機會在很短時間內就掌握前人未曾寓目的材料，並填補探索歷史細節時的許多隙縫，或透過邏輯推理的佈局迅速論斷先前待考的疑惑或矛盾。然而，如果我們無法在紮實的傳統史學基礎上，進一步運用資訊工具以強化梳理和鑽研史料的能力，而仍舊安於文獻的摘引、複述與排比，或將愧對科技進展所賦予這一代史學工作者的特殊條件。[76]

這是極有見地的意見，數位文獻的檢索功能再強大，也不可能替代研究者建基於廣博史識之上的專業判斷與評議。這是新一代的歷史研究者，在使用電子資源庫時不可不時刻引以為戒的。以下介紹幾個重要的網站：

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http://www.sinica.edu.tw/~tdbproj/handy1/）：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舊稱漢籍全文資料庫）是迄今最具規模的中文古籍資料庫之一，校勘工作十分嚴謹，具備全文檢索與閱讀功能。其中二十五史、超過四千萬字的臺灣史料、清代經世文編、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等部分，有不少與澳門歷史有關的資料。

美國國會圖書館地理地圖部有關澳門研究的地圖資源（http://memory.loc.gov/ammem/gmdhtml/macau/macau.html/）：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有關澳門的印刷地圖、手繪地圖、地圖集和視圖等，年代包括四個時期：1655-1764、1787-1806、1834-1952及1988-1991。這批地圖語言多樣化，主要由中國、法國、英國、德國、俄國、葡國及港澳等地印製出版。

澳門中央圖書館圖書目錄檢索系統（http://www.library.gov.mo/opac_c.html）：本系統是澳門最大型的公共圖書館──中央圖書館（http://www.library.gov.mo/）的一個分支網頁，包含一般書目查詢系統、澳門本地出版品名錄數據庫、葡文文獻查詢系統三大部分的內容。

澳門大學國際圖書館（http://library.umac.mo/lib.html/）：包含“文獻中心”、“數據庫”、“澳門文獻電子資源庫”等重要內容，是澳門數位化程度最高的圖書館。

澳門虛擬圖書館（http://www.macaudata.com/）：上文“研究史料的革新”已有介紹，這裏不贅述。

澳門文物網（http://www.macauheritage.net/）：含有大量描述澳門實物史料的資料，是掌握澳門文物概況的入門網站。

澳門《公共行政雜誌》（http://www.safp.gov.mo/default.asp/）：從2002年12月出版的第15卷，第4期 ( 總第58期 ) 起，可全文閱讀pdf檔。

澳門《文化雜誌》（http://www.icm.gov.mo/RC/）：2002年以後出版的中文版和外文版（包括英文和葡文兩個語種），皆可全文下載pdf檔。

澳門印務局（http://www.imprensa.macau.gov.mo/cn/）：包含政府公報、法律、法規、政府出版品等重要資訊。

2. 開展跨學科協作研究
現代科學一般被分為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兩大門類，但這種學科分類法並非古已有之。從人類知識累積的進程來看，科學發展經歷了“合──分──合”三個階段。在古代西方，希臘人以“哲學”概括了所有學科，後來的中世紀乃至文藝復興時期，這種認識還普遍地被接受。這一時期由於人類的知識總量不多，因此當時的人才都是百科全書式的人物，在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之間沒有一條涇渭分明的界線，如著名的古希臘哲人阿里斯多德，從物理學、邏輯學、心理學到歷史學、文學、語言學無一不精。這是科學發展第一個“合”的階段。到了17世紀，近代科學飛速發展，經過伽利略、笛卡爾和牛頓等人的建構，在科學方法論上，終於完成了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分化過程。在接下來的三個世紀，人類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精神文化和物質文明，科學的分工也越來越精細，新學科不斷產生。這個時期，可說是人類科學發展 “分”的階段。但這種認識到了20世紀末，又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因為近二三十年，人們開始發現單一學科已難以圓滿地解決人類的問題。最好的例證就是，人類科學的發展正在相互滲透、互相補足，綜合科學、交叉科學、邊緣科學相繼湧現，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逐漸趨向融合。這是人類科學發展再“合”的階段。

我們今天正處於一個講求學科交叉支援的時代，面對人類過去種種複雜的歷史問題，如果單由歷史學家或學科專家來研究和解釋，很可能會顯得力不從心或研究不夠深入。其實這種認識不是到我們今天才有，早在大半個世紀以前，梁啟超嘗言：“歷史上各部分之真相未明，則全部之真相亦終不得見。而欲明各部分之真相，非用分功的方法深入其中不可。此決非一般史家所能辦到，而必有待於各學之專門家分擔責任，此吾對於專門史前途之希望也。”[77]中國已完成的夏商周斷代工程，正是梁啟超所“希望”的。研究澳門的歷史，例如植物傳播史，若單由歷史學家來做，對氣候、土壤、植物特性等因素可能對植物傳播發生的影響會缺乏認識；若單由植物學家來做，又會對中國與東南亞、歐洲、非洲、南美洲等地在歷史上出現過的錯綜複雜的交往背景缺乏深入的認識，影響研究結果。澳門植物傳播史最理想的研究方案是，由植物學家和歷史學家共同組成研究小組，擬訂研究計劃，根據各人的專長和學科知識分配研究內容，在整個研究過程中小組成員保持緊密的知識交流，各盡其才，以保證研究成果科學嚴謹。在澳門歷史研究中，許多專門的範疇，如建築史、醫療史、教育史、音樂史、美術史等，如由歷史學者和學科專家一起進行研究，肯定會取得更重大的成果。我們知道澳門土生族群是澳門四百多年歷史發展過程中產生的一個獨特的群體，歷史學者如能從文化人類學、社會學、倫理學、語言學、文學等不同領域，多層面、多角度地研究澳門土生族群，一定會比單從歷史視野去解釋要完美得多。這就同樣需要歷史學者和不同領域的學科專家攜手合作。我們可以斷言，隨著澳門歷史研究的日漸深入和精緻化，跨學科的協作研究將會成為一種趨勢，同時也是研究能否取得突破的一個關鍵因素。

五、 研究主體的革新
從晚近二十年各地出版的研究成果來看，澳門、中國大陸和葡萄牙已成為澳門歷史研究的三大重鎮。但從研究人員的地區分佈來看，卻主要集中在中國大陸，其次是葡萄牙，再次才是澳門。

在中國大陸，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華南地區，以暨南大學、中山大學和廣東社會科學院的研究成果最為豐富。南京大學也是較早參與澳門歷史研究的國內高校。近年，隨著澳門的歷史地位日漸受到重視，參與澳門歷史研究的國內學者有所增加，研究人員正呈現發散分佈的狀態。但在總體分散的同時，暨南大學古籍文化研究所在博士生導師湯開建教授的組織和指導下，凝聚了為數二三十人的碩士和博士研究生，各有分工，銳意發掘和翻譯中文、葡文、英文、日文、法文和荷蘭文等史料，在多語種互證的基礎上，對澳門歷史展開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成為目前中國大陸澳門歷史研究人員最為集中的教學和研究構機。

葡國一直是澳門歷史研究的一個重要國家，葡國學者一方面身處西方，能迅速地接觸到西方最新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因為地利之便，能直接利用藏於葡國的各種澳門檔案，使研究成果具有較高的起點。當然，對葡國許多學者而言，無法讀懂和利用中文文獻是他們最大的不足。金國平和吳志良對葡國澳門歷史研究的狀況有較多的認識，他們在《澳門歷史研究述評》中有詳細的介紹，茲引錄如下：

以前，葡萄牙的研究和教學單位主要集中在里斯本，如里斯本古典大學文學院歷史專業、里斯本新大學社會及人文科學院海外研究所、里斯本科技大學社會及政治科學院國際制度研究中心、中國研究所、天主教大學葡語國家及文化研究中心。近年來，北部的阿威羅（Aveiro）及米紐（Minho）大學也設立了漢學課程，部分研究澳門問題。東方基金會也設有一個漢學研究中心。葡萄牙政府機構中研究澳門的機構有：裝備、計畫及領土管理部下屬的熱帶科研院內的古圖研究中心及亞非研究中心。幾年前，葡萄牙科技部又與澳葡政府於里斯本設立了澳門科技文化研究中心（Centro Cientifico e Cultural de Macau）。該中心擁有一個專業書籍收藏豐富的圖書館和一個澳門博物館。”[78]

澳門作為澳門歷史研究的三大重鎮之一，主要體現在研究成果的發布，而非研究力量的集中。考察近二十年世界澳門歷史研究的進程，很容易會發現澳門基金會和澳門文化局為全球各地的澳門歷史研究者提供了一個開放包容的發表園地，翻譯和出版了大量的澳門史學專論、專著。例如由澳門基金會籌劃並出版的《澳門叢書》、《濠海叢刊》、《澳門論叢》、《新澳門論叢》、《澳門譯叢》、《澳門研究》以及《澳門總覽》、《澳門百科全書》等叢書和工具書，就包含不少澳門史學文獻。又如澳門文化局出版的季刊《文化雜誌》（包括中文版和外文版），已成為全球澳門歷史研究的一份公認的重要刊物，匯集了各地優秀的成果。上述狀況顯示，澳門本土已發展成世界澳門歷史研究的成果發布平台和史料交互中心。

然而，澳門雖然具有這種本土優勢，但從事澳門歷史研究的澳門學者並不多，而且人員分散，水平參差，與中國大陸和葡國相比，至今未見孕育出一支穩定而專業的研究隊伍。造成這種巨大落差的原因是甚麼呢？這得從教育找尋答案。澳門的教育存在這樣一種現象：一個中學畢業生，可以很了解中國歷史，也大致熟悉世界歷史，甚至認識一點香港和台灣的歷史，但對自己生活的家園──澳門的歷史卻一無所知。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這種悲哀緣於澳門在基礎教育階段長期缺乏鄉土歷史教育。[79]在高等教育方面，澳門長期缺乏專門的歷史學系或史學研究所，各大專院校只根據自身的資源、條件和志願，從事有限度的澳門歷史教學和研究工作。當中較突出的包括：澳門大學葡文系的碩士課程，設有歷史研究方向；澳門大學中文系曾於2000年開設歷史學學位後證書課程，但只辦了一屆便停辦，據悉中文系目前正籌辦歷史學碩士課程，如果順利將於2005學年首度招生；理工學院在院長李向玉博士的倡導下，於2001年10月成立了中西文化研究所，出版半年刊《中西文化交流》，但該所並沒有專職的研究人員；澳門大學、理工學院、中西創新學院等大專院校的個別專業設有“澳門歷史”科；澳門旅遊學院間或開設一些介紹澳門歷史概況的短期課程。雖然具有上述的成果，但目前在全澳十二間已註冊的高等教育機構中，還是沒有一間設有歷史學系。[80]不重視歷史教育和研究的狀況，使澳門歷史研究在本土長期缺乏學術底蘊，也無法匯聚人才。

這種背景的結果是，在澳門本土，長期參與澳門歷史研究的人員基本停留在二、三十人的水平，而且呈現出明顯的業餘性、零散性和本土性三大特徵。所謂業餘性，是指在缺乏常設研究機構的情況下，即使有本地人有心以澳門歷史研究為終身事業，但苦於沒有適合的工作崗位，大都只能從事與之性質相近（如教師、編輯）或完全不相關的工作，而在業餘時間進行研究。這種業餘性的特徵，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本地人員在澳門歷史研究中，整體上難以取得廣泛而重大的成果。所謂零散性，是指從事澳門歷史研究的本地人員，在整體上基本處於缺乏統整的無意識狀態，只埋首於各自感興趣的專題探究，有些研究人員對相關的研究狀況缺乏了解，往往不可避免地重複前人早已存在的研究成果。所謂本土性，是指本地研究人員由於以澳門為永久居住地，對澳門懷有強烈的主體意識和文化認同，因而在研究內容上往往能從本地的實際情況出發，更多地關注澳門自身的歷史問題。如吳志良博士的《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81]、李向玉博士的《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82]、劉羡冰女士的《澳門教育史》[83]和《世紀留痕──二十世紀澳門教育大事記》[84]等就是研究澳門社會內部問題的力作，滲透著濃濃的本土關懷。

研究者是歷史研究的主體，不同的研究主體具有不同的研究視角和關懷重點，澳門歷史研究作為一門蓬勃發展的學科，不能僅靠中國大陸、葡萄牙和其他地區的學者來推動。新世紀，澳門歷史研究呼喚研究主體的革新，即在鞏固各地原有研究主體的基礎上，要培育和扶掖更多澳門本土的研究人員，使澳門本土名副其實地成為澳門歷史研究的三大重鎮之一，從而提升澳門歷史研究的總體水平。

結語
回顧過去，總結經驗，可以更準確地把握現在，展望將來。在澳門歷史研究不斷向縱深方向發展的同時，我們不難見到一些諸如“研究綜述”一類的小結文章。這些“澳門史學史”專論，多是概述已有的研究成果，或對具體的研究者及其專著作出論斷，但卻少見從整體上以史學理論宏觀探討澳門歷史研究遭遇的問題，並提出應對之策。這是因為，這種工作可能是吃力不討好的，但要紮實地促進澳門歷史研究全面的發展，這又是我們不能不做的。本文正是本著這種信念，著力從研究史料、研究內容、研究史觀、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體五大方面，深入剖析澳門歷史研究存在的問題，並提出解決的建議。需要指出的是，為便於從五大方面展開論述，有些問題不得不分開討論，如史料和文獻的電子化問題，就分別在“研究史料的革新”和“研究方法的革新”兩個方面進行探討。這種總結的模式，或許還是不盡理想，但如果它能或多或少地拓展我們的研究思路，啟發我們的研究思維，那麼本文的目的便達到了。我以為，從以上五個方面來宏觀考察澳門歷史研究的歷史與現狀，能使我們有山外觀山、鳥瞰全景、握控全局的整體認知，從而對未來的研究方向作出更確切的判斷。

註釋
[1] 湯開建《〈澳門歷史研究〉發刊詞》，載《澳門歷史研究》創刊號，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2002年。
[2] 林明德《澳門的匾聯文化》，（台灣）財團法人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1997年，頁4。
[3] 王蒙《澳門不陌生》，載《新生代》創刊號，澳門教科文中心，1999年，頁19-21。
[4] 吳志良《澳門歷史研究述評》，載《中西文化研究》創刊號，澳門理工學院，2002年6月，頁46；後來該文又收入金國平與吳志良合著的《東西望洋》，澳門成人教育學會，2002年12月，頁1-21。
[5] 參見《文化雜誌》中文版第19期刊載之首屆“澳門歷史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特輯，澳門文化司署，1994年。
[6] 見湯開建《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代前言，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1-8。
[7] 金國平、吳志良《鏡海飄渺》，澳門成人教育學會，2001年，頁1-12。
[8] 前揭《東西望洋》，頁1-21。
[9]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40。
[10] 金國平、吳志良合著的《鏡海飄渺》、《東西望洋》和《過十字門》，由澳門成人教育學會，分別於2001年、2002年、2004年出版。
[11] 參見（明）韓霖《守圉全書》，台灣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善本書室藏明崇禎九年刊本。《委黎多〈報效始末疏〉》，收入該書卷三，頁86-91。
[12] 湯開建《委黎多〈報效始末疏〉箋正》，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
[13] 參見費成康《澳門四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430。
[14] 黃鴻釗《澳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2。
[15] 參見湯開建《明清士大夫與澳門》之《自序》第Ⅱ頁，澳門基金會，1998年。
[16] 前揭《鏡海飄渺》，頁1。
[17] 參見楊繼波、吳志良、鄧開頌總主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全六冊），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和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合編，第一冊之《序言》，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3。
[18] 詳見章文欽《檔案與澳門歷史文化研究》，載章文欽《澳門歷史文化》，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456。
[19] 有關美國、新加坡、台灣和香港口述歷史發展的概況，分別參見熊月之《口述史的價值》，載《史林》，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2000年第1期；楊雁斌《口述史學百年透視》（上、下），分別載《國外社會科學》1998年第2期、第3期，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獻資訊中心主辦。
[20] 傅玉蘭主編《抗戰時期的澳門》，文化局澳門博物館，2001年。
[21] 詳見澳門理工學院社會經濟研究所撰寫的“關於開展‘澳門人口述歷史’研究的初步設想”。該計畫書在澳門基金會與廣東《學術研究》雜誌社聯合主辦的“澳門歷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廣東肇慶，2002年。
[22] 黃坤堯等《鏡海鉤沉》，澳門近代文學學會，1997年3月第一版。該書初版反應不俗，很快售罄，於1997年10月出版第二版。
[23] 管林等《蓮島春秋》，澳門近代文學學會，1999年。
[24] 程遠等《海島風華》，澳門近代文學學會，2001年。
[25] 參見前揭《蓮島春秋》，頁272－301。
[26] 分別參見《文化雜誌》中文版第45期、48期、49期、50期，澳門文化局出版。
[27] 參見安作璋主編《中國古代史史料學》，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3-7。
[28] 王國維《古史新證》，見《古史新證——王國維最後的講義》，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12月，頁2。
[29]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王靜安生先遺書序》，見《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30] 鄧聰、鄭偉明《澳門黑沙──田野考古報告專刊》，澳門基金會與香港中文大學聯合出版，1996年。
[31] 詳見拙文《澳門城牆建置源流考》，未刊稿。
[32] 參見澳門文化局設置的“澳門文物網”：http://www.macauheritage.net
[33] 王志軒《古代史料數位化諸問題初步研究》，參見“國史探微”網站：http://xiangyata.net/data/articles/f03/355.html
[34] 楊開荊《澳門特色文獻資源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192。
[35] 前揭《澳門特色文獻資源研究》，頁188。
[36] 澳門虛擬圖書館（http://www.macaudata.com）：《本站介紹》欄目。
[37] 前揭《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全六冊）。
[38] 《知新報》，澳門基金會、上海社科院出版社聯合出版，1997年。
[39] 劉芳、章文欽編《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全兩冊），澳門基金會，1999年。
[40] C. R. Boxer（博克塞）,Seventeenth Century Macau in Contemporary Documents and Illustrations. Hong Kong, Heinemann Education Books (Asia) Ltd. 1984. 該書在1942年由澳門官印局出版初版，葡、英雙語並排，英文書名原為Macau Three hundred Years Ago（三百年前的澳門）.
[41] C. R. Boxer（博克塞），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1550--1770: Fact and Fancy in the History of Macao. The Hague,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 該書初版於1948年。
[42] 張天澤《中葡早期通商史》，姚楠、錢江譯，香港中華書局，1988年。
[43] 周景濂《中葡外交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73年。
[44] 章文欽《澳門歷史文化》，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45] 參見前揭《明清士大夫與澳門》。
[46] 參見前揭《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
[47] 參見前揭《委黎多〈報效始末疏〉箋正》。
[48] 金國平《中葡關係史地考證》，澳門基金會，2000年。
[49] 金國平《西力東漸——中葡早期接觸追昔》，澳門基金會，2000年。
[50] 萬明《中葡早期關係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
[51] 前揭《鏡海飄渺》，頁11。
[52] 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澳門專檔》，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
[53] 廣東省檔案館編《廣東澳門檔案史料選編》，中國檔案出版社，1999年。
[54] 湯開建、陳文源、葉農主編《鴉片戰爭後澳門社會生活記實──近代報刊澳門資料選粹》，花城出版社，2001。
[55] 莫嘉度（Vasco Martins Morgado）《從廣州透視戰爭》，薩安東編，舒建平、菲德爾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年。
[56] 黃鴻釗選編《中葡交涉史料》，澳門基金會，1998年。
[57] 馬楂度（Joaquim Jose Machado）《勘界大臣馬楂度──葡中香港澳門勘界談判日記（1909-1910）》，舒建平、菲德爾合譯，澳門基金會，1999年。
[58] 莫世祥、虞和平、陳奕平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匯編（一八八七──一九四六年）》，澳門基金會，1998年。澳門虛擬圖書館（http://www.macaudata.com）另以電子版的形式收有該書的英文版。
[59] 湯開建與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澳門基金會，2002年。
[60] 黃鴻釗編《澳門史料拾遺──〈香山旬報〉資料選編》，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2003年。
[61] 文德泉（Padre Manuel Teixeira）《氹仔與路環》（Taipa e Coloane），澳門教育文化司，1981年。
[62] João Carvalho《氹仔路環》（Taipa Coloane），澳門海島市政廳1993年第一版；1998年第二版。
[63] 該文為1987年作者就讀澳門東亞大學的碩士論文，未見刊行。現藏澳門大學國際圖書館文獻中心，檢索號：MFAS(C)007.CHE，可在以下網站閱覽目錄：http://www.umac.mo/dc/dissertation/fsh/mss/mfas(c)007.html）。鄭偉明另輯有《（葡佔）氹仔、路環碑銘楹聯匾匯編》（香港加略山房有限公司，1993）和《（葡佔）氹仔、路環遺刻題記志》（香港蓮峰書舍，1995）。
[64] 參見前揭《蓮島春秋》。
[65] 陳煒恆《路氹掌故》，澳門臨時海島市政局，2000年。
[66] 參見黃啟臣、鄭偉明合著的《澳門經濟四百年》第十章《氹仔、路環離島的民生》，澳門基金會，1994年。
[67] 有關考古成果詳見前揭《澳門黑沙──田野考古報告專刊》。
[68] 前揭《鴉片戰爭後澳門社會生活記實──近代報刊澳門資料選粹》前言，頁1。
[69] 前揭《澳門歷史研究述評》，見《東西望洋》頁21。
[70] 前揭《澳門歷史研究述評》，見《東西望洋》頁21。
[71] （美）斯塔夫里阿諾斯（L. S. Stavrianos）《全球通史》（A Global History），原書初版於1971年，1982年再版，Hall, Inc., English Cliffs, N.J. 中國上海社會科學院於1999年，出版由吳象嬰、梁赤民合譯的中譯本。
[72] （德）弗蘭克（Frank, G.）《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Reorient: 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原書由美國加州大學出版社（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出版。中國中央編譯出版社於2001年，出版由劉北成翻譯的中譯本。
[73] 何芳川《澳門與葡萄牙大商帆──葡萄牙與近代早期太平洋貿易網絡的形成》，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
[74] 中國大陸近期再版此兩書的單行本：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
[75] 謝清俊《資訊科技與學術研究》。該文是2001年“第六屆海峽兩岸圖書資訊研討會”的主題演講論文，參見台灣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文獻處理實驗室網站：http://www.sinica.edu.tw/~cdp/paper/2001/20010109_1.htm/
[76] 見黃一農《歐洲沉船與明末傳華西洋大砲》，載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5本第3分，2004年，頁573-634。該文首發於由澳門基金會、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和澳門理工學院聯合舉辦的“16-18世紀的中西關係與澳門”國際學術討論會。該史學會議於2003年11月2日至4日在澳門理工學院舉行。
[77] 前揭梁啟超書，頁38。
[78] 前揭《澳門歷史研究述評》，見金國平與吳志良合著的《東西望洋》，頁1-21。
[79] 有關澳門基礎教育階段歷史教育存在的問題及其對策，可分別參見拙作《中學“澳門鄉土歷史”課程設計芻議》，載《教與學的改革和創新教育研討會論文集》，澳門大學與澳門教育暨青年局聯合出版，2003年，頁30-36；《推展鄉土歷史教育，培養愛國愛澳公民》，載《澳門教育》總第197期，2003年9月，頁19-21；《論澳門鄉土歷史教育的重要性》，載2003年11月2日澳門日報D6版，《學海》總第303期。
[80] 各校的具體狀況和課程設置，詳見澳門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網站：http://www.gaes.gov.mo。
[81] 吳志良《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澳門成人教育學會，1998年3月。該書於1999年，在國內以《澳門政治發展史》為名，由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
[82] 李向玉《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澳門日報出版社，2001年。
[83] 劉羡冰《澳門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11月第一版。該書於2002年11月出版第二版，內容有增訂。
[84] 劉羡冰《世紀留痕──二十世紀澳門教育大事記》，2002年，該書以作者個人名義在澳門出版。

本文原載《澳門歷史研究》第三期，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2004年12月。後收入拙著《澳門史稿》，澳門近代文學學會，2005年。